風災之後，政府召開記者會宣佈災後措施，要點可以用兩個字概括：派錢。這包括向每位死者的家屬發放三十萬慰問金，而傷者以及受災的家居及商號亦獲得賠償。然而，除了派錢，卻不見有效的救災方案。
近十年，其中一樣聞名遐邇的「澳門特產」就是派錢措施。當鄰近地區的人知道澳門政府每年派錢給市民，大多羨慕不己。這幾年，金額已提升至每人每年九千澳門元，金額可謂不小。但為了這九千元，澳門人付出了什麼代價？
先來回顧一下澳門的「派錢歷史」。自二○○四年首家外資賭場開幕，連串社會問題迅速湧現，民怨積聚。二○○六年及二○○七年五一勞動節的遊行都發生警民衝突，後者更有警員開槍惹起滿城風雨。然後，非常適時地，時任特首何厚鏵二○○八年宣布稱為「現金分享」的首次派錢計劃，每位市民可獲五千元。果然，派錢化解了部分民怨。此後，派錢成了澳門政府的靈丹妙藥，成為每年施政報告的焦點，金額也一加再加，到了二○一四年加至九千，保持至今。就連香港也曾仿傚澳門，在二○一一年破天荒派錢六千港元，只是此舉在香港受到的爭議比澳門大得多，後來無以為繼。
派錢已持續十年，已是意料中事，穩定民心的效果已逐年降低。現在政府是騎虎難下：不派錢嗎？不少市民肯定非常憤怒；繼續派嗎？效果又已經不大如前。不斷加錢也不是長遠之計。當庫房充盈，派錢當然不成問題，但前幾年的賭場生意曾顯著下滑，加上亞洲不少國家紛紛開賭場，面對競爭及其他外在因素，澳門的賭業一定長紅嗎？
其實，政府也曾嘗試降低市民對派錢的期望，自二○一四年至今沒有調高金額，但奈何房屋、交通、通膨、外勞等問題仍纏繞澳門，政府為民心仍得繼續派。除了派錢，政府亦不斷增加一些中短期的福利（如醫療券、養老金、電費補貼及學生書簿津貼）以穩定民心。但是，種種福利都沒法令澳門成為宜居城市。
當各種結構性問題遲遲未獲解決、物價年年升，市民的想法也很實際：反正社會問題解決無期，派點錢總好過政府亂花─從舉辦東亞運到籌建輕軌系統，政府大型項目嚴重超支一直為人詬病。年年派錢其實不是好兆頭，這意味著政府沒信心解決當下問題，因此只有透過不斷派錢及增加一些中短期的福利以穩定民心。
澳門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小城，一下子躍升為經濟暢旺的知名旅遊城市，可謂名利雙收。今天，澳門缺的已不是錢，不必盲目追求GDP或旅客數字的增長。相反，過多的旅客、過多的賭場、過高的房價已經令不少澳門人叫苦連天：買不起房子、搭不到公車、找不到停車位、等不到公共房屋、受不了通貨膨脹、躲不了進入社區的賭場。然而，在近年的施政報告中，重點仍是派錢與短期福利，不見有遠景的新思維新計劃。
派錢無法對症下藥
這種貌似公平的無差別派錢，並非良好的公帑運用，因為它沒辦法對症下藥。
首先要弄清的是，派錢所為何事？如果為了幫助社會弱勢，便不應人人有份，而是應該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如果純粹是為了與民共享經濟成果，也並非全然不可，但應該建立一套計算方法，與政府收入、支出等掛勾，每年計算紅利發放。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需要建立機制，而不是像現在的「請客吃飯」。
其實，何厚鏵在卸任前已宣布凍結賭業發展規模，政府亦承諾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讓澳門成為宜居城市。然而，市民不但覺得澳門越來越不宜居，就連遊客都受不了澳門的擁擠。不少旅客向媒體大吐苦水，抱怨在澳門等計程車望穿秋水，過關時間亦動輒一兩個小時。這樣的城市，似乎不宜居，也不宜遊。
當然，澳門也有人因為派錢而對政府讚不絕口。我有朋友曾經在筷子基一帶做社區調查，收集該區市民的意見，不少市民表示澳門政府又派錢又增福利，絕對無可挑剔。但諷刺的是，筷子基是天鴿颱風的重災區，既有嚴重淹水，斷水斷電的情況也是全澳門數一數二的重災區，不知道當天盛讚政府的市民在颱風之後會作何感想？
政府在二○一二年推出人口政策諮詢文本，揚言二○三六年澳門人口會增至八十多萬，比現在多出近二十萬。至於旅客量，旅遊局亦預計未來會增加至每年四千萬。這更令坊間質疑：對量的追求並非澳門之福。每人派錢九千，即是一個貧窮家庭可以一次得到三數萬澳門元，的確是及時雨。然而，澳門人更需要的，是解決長期社會問題的良方，以及可以樂觀展望的未來發展藍圖。
幾年前，澳門有媒體請讀者網上投票，選出當年的澳門關鍵字2，前十名如下：
第一名是「綠巴」（車禍頻生的一家新公車公司）、第二名是「通脹」、第三名是「盲搶鹽」（日本發生核事故，坊間謠傳鹽可防幅射，市民爭相搶購）、第四名是「小潭山」（大型工程影響氹仔小潭山的自然環境，引起社會爭議）、第五名是「房價」、第六名是「掘路」（政府頻繁地開掘道路帶來諸多不便）、第七名是「仆街」（當時盛行的一種行為藝術，澳門年輕人曾用以表達對電訊公司的不滿）、第八名是「文化創意產業」、第九名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第十名是「塑化劑」。
以上十組字中有八組是負面新聞，而且多是本地事件，說明做澳門人並不快樂。食衣住行中，房價已是眾矢之的，公車亦人盡唾罵，掘路則天怒人怨。至於日用品的價格，當然也在通貨膨脹之下大幅提高。自然環境及景觀，往往成了經濟發展的犧牲品。再加上一些由前朝政府遺留下來的問題─如電訊專營合約，澳門人似乎一方面在經歷百年難得的發展機遇，但另一方面亦承受百年一遇的問題大爆發。這一連串的負面關鍵字，點出了賭權開放之後，在亮麗的經濟數據背後的澳門人生活。
圖說：大三巴是聖保祿教堂的遺址，是十七世紀初遠東最大的教堂。（黃文輝攝／遠足文化提供）
本文節錄自：《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一書，李展鵬著，遠足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