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閨八月」的陰影籠罩下，台灣總算走過了一九九五年，但絕非風平浪靜。
「衛爾康」餐廳和「快樂頌」KTV的奪命大火，軍中因不當管教而引起的一連串命案，地方金融機構的擠兌倒閉風潮，惡質選舉伎倆挑起的省籍對立，校園集體性騷擾案的爆發……，像是早就「安排」好似的，台灣社會的每個領域在過去一年中輪流發生各種「狀況」，考驗台灣人民的反應。
聯合報系日前公布的年終例行調查發現，過去一年來，本地民眾的安全感明顯下降，對生活的不滿提高，抱怨生活品質的人也占多數(見七八頁表)。
面對這樣的客觀現實，你在奮力工作之餘，可曾擔心過一切心血在哪一天化為烏有？還是移民的想法忽然飄過心頭？有沒有考慮外幣存款或是其他容易變現的理財方式？
你一想再想，但始終無法確定國家社會將朝哪個方向發展下去，而你又不知道自己此時此刻能夠做些甚麼事情來改變現狀；覺得耳鳴、四肢痠痛、失眠、多夢、心跳加速，全身上下都不對勁。心理學家通常稱這樣的身心反應為「焦慮」。
焦慮啊焦慮
心理反應通常必須透過外在行為來觀察。台灣社會近年來常見的四股「熱潮」，包括移民、積極參與政黨活動、拚命賺錢和宗教活動頻繁，顯示出民眾對於時局有一定程度的焦慮感。雖然，採取這些行動的人不見得認為自己很焦慮，但是在心理學家看來，這些行為的確有助於減低焦慮的程度。
例如移民，儘管不是人人都做得到，儘管被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簡漢生斥為「要移民的趕快走」，但對於許多高焦慮的人來說，往往是消除焦慮感的等底抽薪之計。
二十一世紀移民顧問公司總經理王萬壽指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就出現不少客戶拿著「一九九五閨八月」這本書進入他的辦公室。那時候，一個月平均就有一百多個家庭提出申請，幾乎是平常時候半年的業務量。
由於統計數字與事實之間有差距存在，截至一九九四年底，這股移民熱還無法從內政部戶政司發布的「台閩地區人民移居外國人數統計表」中看出。但業者相信，從前年夏天起，移民人數應該呈現向上的走勢。
三十五歲的廖先生是一家外商廣告公司的業務主管，也趕上了「閨八月」移民潮。他認為，這一波的移民動機與其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教育環境，倒不如說是預購「政治保單」，避難的成分居多。
從一九九０年到一九九三年，平均移民數為兩萬人左右，一九九四年則為一萬八千多人。原因是移民手續從提出申請到核准，通常需要一年以上時間完成，然後才被列入統計。
至於有人批評趕著辦移民的人是「自己嚇自己」，看多了大學教授和醫生扮演「台獨分子」(隻身在台)和「內在美」(內人在美國)的例子，並有十五年移民仲介介經驗的王萬壽對此看法頗不以為然：「台灣人哪有那麼笨？」
選擇「一走了之」來終結焦慮感，固然乾脆，代價卻遠非升斗小民能負擔。藉由積極參與政黨活動，找尋對於時局有相同看法的人，成為另一種降低焦慮的方式。
以作家袁瓊瓊為例，過去二、三十年，她一直浸淫在文字堆砌的世界當中，過著「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生活。去年底的三屆立委選舉，她卻成為新黨提名的全國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從完全不過問政治到積極參與政治，袁瓊瓊自我剖析心路轉折的歷程。她表示，在新黨，講話有人聽，理念可以獲得實現。「國家社會未來發展方向，我覺得自己能控制一部分。」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舉出社會心理學家夏賀特(Schachter)的「社會親和理論」(social affiliation theory)，解釋這種心態和新黨蓬勃成長的現象。
他指出，有些人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或其他相關的社會運動時，通常帶有焦慮感，覺得參加類似活動起碼可以得到化解焦慮的訊息，甚至進一步改變現狀。
Call-in的盛行，也可以當作焦慮程度的指標。袁瓊瓊覺得現今流行的Call-in具有「講歸講，但是沒甚麼用」的特質，很像魏晉時期風行的「清談」。
根據聯合報的調查，經濟景氣變壞是民眾產生不安全感的重要來源。對社會另一部分沒興趣投入政治的人而言，拚命賺錢可以轉移對於時局的注意力。但是，「非經濟因素」大行其道，以及政治人物「講一套，做一套」的強烈暗示，又提升了民眾的焦慮感。
曾經擔任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的西陵電子董事長吳思鍾表示，兩岸情勢持續低迷緊張，國內選舉次數過於頻繁，各政黨為爭取選票而大開「支票」，種種「非經濟性因素」交互衝擊下，企業營運成本增加，企業主對於「政治捐獻」和公司預算的編列，都傾向保守，甚至出現資金外移現象。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教授王震武分析，國人從小到大自教科書中學習什麼是有價值的事。但是，統治階層的種種作為卻不斷暗示民眾，「權力」和「官位」才是人生真正有價值的事。政黨間的對立使得統獨爭議具有急迫性，也讓民眾懷疑奮鬥的價值與意義。
「大家會想，如果兩岸終須一戰，那麼我現在奮鬥的成果早晚要泡湯；如果兩岸終須一統，那麼對岸擁有如此豐富的資源，我幹嘛在這裡那麼拚？」王震武說。
三軍總醫院精神科主任江漢光在立委選戰期間，發現門診病人對於時局焦慮的程度明顯提高，身體不適的症狀也加重。
由於常常出席國際研討會，江漢光曾經到過三十幾個國家。他坦言，看過不少「亂」的國家，也看過不少「爛」的國家，但是沒有一個國家人民意識形態的對立像台灣那麼「怪」。兩岸對比如此懸殊，居然還能纏鬥經年，人民出國受盡刁難，他也只能用「怪」，來形容這種現象。
人民自力大救濟
「內憂」加上「外患」，國人投資意願低落，投機心態高漲的現象，便不難理解。
中央銀行發布的「金融統計月報」顯示，以台幣為計算基準的國人外幣存款金額，去年上半年一百維持在一千六百億元左右。但是在李總統訪美後，中共一連串的文攻武嚇陰影籠罩下，八月分驟升至一千八百億，九月分更上揚到兩千一百億，創下一九八三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除了移民熱、政治熱和賺錢熱以外，宗教熱是台灣民眾另外一種降低焦慮的方法，這種風潮的表徵之一是，宗教類書籍和宗教人士傳記輕易地名列暢銷書排行榜前茅。
袁瓊瓊提到她的一些朋友，醉心於宗教，信仰大乘佛教至深的人，甚至將社會上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一律視之為「共業」，似乎沒有甚麼事情可以讓他們感到焦慮。
輔大的王震武表示，宗教雖然可以提供心靈慰藉，但是許多人用功利性的眼光去看待宗教，一旦有所求，卻又落空時，有時候反而會提高焦慮的程度。
對時局感到焦慮的台灣人，尋找各種「自力救濟」的辦法。然而，唯有找出造成焦慮的「罪魁禍首」，才有可能「對症下藥」。
袁瓊瓊表示，當一個人從來不過問某件事，卻忽然開始關心並且積極參與時，通常代表這件事情已經對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衝擊，引起焦慮。從她的經驗，或許可以說明「政治」，是焦慮感的主要來源。
台大的黃光國則指出，當被用來判定是非的倫理和法律標準遭到主政者刻意模糊以後，社會的不確定感和焦慮感便油然而生。
他如數家珍般地舉出一些例子，像是執政黨主席李登輝公開稱讚被起訴或是有雙重國籍的黨籍立委候選人「有情有義」，或者表示兩人「同穿一條褲子」……等都是。
此外，政府對於大企業竊占國土蓋高爾夫球場的行為，採取「就地合法」；面對一般老百姓違法時，則「就地正法」。黃光國認為，類似情況一再發生，讓老百姓不知道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能做，焦慮程度因此升高。
對時局感到焦慮的台灣人，或在異鄉追求桃花源，或在政黨內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或者是盤算什麼時候該從這場金錢遊戲中脫身，或者是將一切紛亂視為進人來生「美麗新世界」的必要試煉。
然而，藉由四種「熱」來降低焦慮，畢竟是「外塑」的行為。部份專家認為，人類本身「內造」的潛能，不應該被輕易遺忘。
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胡海國便主張，應該要善加利用「焦慮」，善加利用現狀。他指出，國人不必期待領導者做榜樣；「自己應該做自己最好的榜樣。」
作家龍應台的「野火集」痛陳本地社會種種弊病，並且大聲質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因而掀起一陣「野火」旋風。十年轉眼過去，「舊病」未除，「新病」又生；「新台灣人」的「聲音和憤怒」，已經逐漸轉變為「焦慮」。再過十年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