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四川是一個內陸省份，在中央對沿海省分有較優惠政策的狀況下。是否覺得不公平，以及覺得需要採取地方保護的政策？
答：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思想一再強調世界大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些思想利於心態的平衡，但卻不利於社會的發展。限制勤奮者的發展，導致我們現在平均得一塌糊塗。因此，有人主張讓某地區的人先富有，因為現實的社會條件下，不可能每個地區都富，也只有讓某個地區先富，我認為鄧小平在這方面的改革很了不起。但是，先富的地區必然引起其他地區心態上的不平衡和抱怨。我就不平衡。也嚥不下這口氣。就因為我們是內陸的嗎？我們比起沿海的人還要勤奮。為什麼會有如此差別待遇？
最不平的是，中央對西藏藏民的許多優惠政策，是四川的藏民所沒有的，在沒有優惠的情況下，去年四川還要應中央的要求。派員支援西藏的計畫，造成大家心態上很不平衡。四川的藏民有一百萬，西藏有兩百萬，我們自已都自顧不暇，哪有精力去支援？近兩年來黨中央開始轉向內陸，例如開放內陸將資金投入內陸城市，我想中央一定不能因沿海內陸而有差別待遇，這是個很重要的課題。
問：諸侯經濟對中央的掌控是否會有危機，而形成諸侯政治？
答：目前中國還沒形成諸侯經濟，因為中央仍主控主要的產業和銀行，地方上還無法擁有獨立的地位，諸侯這兩個字並不妥，因為根本還未形成。
我認為把高度發展的經濟體制以及權力下放至地方，對國家才是好的。歐洲和中國一樣大，為什麼它發發展那麼快？顯然是中國太過於集權。一九五六年的大躍進其實讓地方擁有較多的自主權，我那時候在主廠當廠長，覺得自主權比以往大多了，工作效率相對提高，所以我主張中央應讓權力下放到地方。
但是見事有利有弊，地方自主權擴大自然會產生地方保護主義，所以中央必須加以注意，但目前中國還沒有產生如此嚴重的情況。
問：改革開放後，四川省如何因應拜金和貪污的社會問題？
答：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經濟高度發展所併發的拜金惡習，影響人民很大，如果經濟發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德結合，社會必是完美的。西方的現代文化雖然引導人進步，但也讓人頹廢、鋌而走險，因此除了現代文明，還必須保有中國傳統文明。
中國文化大革命把所有文化否定，不僅否定西方文化，還認為傳統文他是封建主義，文化大革命箝制我們這一代的思想，讓中國文化出現很大的斷層；改革開放後，又將全部的西方文明搬過來，造成很多的問題。所以，目前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解決市場經濟帶來的問題，以及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機中，來研究我們的文化和社會問題。
九二年我創立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目的就是要解決這兩年經濟快速發展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現在的年輕一輩從小就只聽「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這些流行歌，根本忘掉祖國的傳統歌曲，因此我們現在的對策是，在不排斥外來好的文化之餘，最重要還是繼承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美德，建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培養藝術文學音樂的修養。
九三年我大力著手在音樂，讓多種聲音出現，今年則著重在舞蹈，然後是戲劇、電影。四川最近出了一部很好的電影「三崗爺告狀」，反映現實生活的矛盾，相當感人。
同時政府必須限制荒淫頹廢的玩意，像新加坡對電視節目的管理很好，值得我們研究，但如何提升社會文明，做起來其實是很艱難。
問：在改革開放的期間，黨政分離的概念為何？
答：政治要健全有兩個制度，第一是政治協商制度，這兩年已經有一些進步，第二就是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傳達人民的意願。在這兩種制度下，黨和政的職責就必須適當的分開，不能讓這個黨去代替政，更不能讓政代表黨。
政黨和企業也必須分開，企業自主後，必須有自己的董事會監督，政府也有職責去監督企業的行為是否合法，但絕不去干涉企業經營的事情，這才是黨企分開的原則。
政府更必須有一個宏觀，規畫好要強化或限制哪些產業，以提升整體經濟、邁向健康化為目標。
「左」的惡果
問：你對鄧小平提出「防右，但主要是防左」有何看法？
答：社會主義國家失敗的主因是為「左」而非「右」。蘇聯失敗就是因為體制的僵化和共產主義的腐敗，老百姓會去思考究竟要建立什麼社會主義，和西方社會比較起來有什麼進步。蘇聯的軍備雖然能和美國抗衡，但是經濟基礎比美國差許多，糧食也不夠，這是「左」的結果不是「右」。
中國若是沒有「左」的感染，一定很富強，一個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將近二十年，損害的層面相當大，我們經歷過的人就能深刻的體驗。中國最好的日子是從一九四九到五七年，那時候的社會可說夜不閉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把妓院整頓好、把舊社會的東西全部丟棄。五七年以後是政治鬥爭，像我這樣的人整整鬥了二十年，本是年輕人的我都鬥成了老頭子，這些都是「左」的結果。
問：你對鄧後接班人的情勢是否會亂，有何評斷？
答：鄧在他健在的時候交出政權，是中國史上的創舉，比起越南胡志明死後造成許多老頭子共同執政的亂象，鄧小平的做法相當了不起。但是只要他還在，他的影響就還在，例如九二年他提「共同致富」理念，就很快被老百姓接受。
第三代的領導核心，處理高速經濟改革時的做法很成熟，在政治上除了堅持社會主義外，其他改革動作也很快。
所有領導人都是經過長時間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像毛澤東，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共產黨成立整整十四年的時候，才被老百姓肯定；然後又經過十年，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時，才確定他領袖的地位。
儘管毛在晚年弄了一個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幾乎搞垮，但從我們的感情上來說，他不是一個壞人，而且他很好。
因此，這一代的領袖需要一段過程，從八九年到現在已經六年，做得還不錯，再走個四、五年，中國就可以穩定下來。但改革的過程中無法避免亂，就像鄧小平在的時候也一樣有亂，能把亂避免到最小的程度就是偉大的成就。一點都不亂，我看是做不到，美國兩百年的歷史也是有亂，地方和中央常有爭執。所以，小亂是免不了，大亂是有可能避免。
問：你對兩岸關係有什麼展望？
答：台灣在馬關條約中被讓給日本後，中國人不能保持自己土地的完整，我的心理很不是滋味，有一種喪權辱國的恥辱。台灣和大陸一天不能實現統一，就好像不能消掉日本人對我們的恥辱。現階段談統一仍有一些現實的問題，兩岸有不同的經濟制度，台灣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經濟有很大的進步，台灣人民總體來說比大陸富裕。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是偉大創舉，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現實，江八點的尺度則更寬。台灣若獨立，就會丟掉在大陸上的經濟利益和廣大市場，目前最好的出路是在大陸。因此，台獨對台灣經濟沒什麼好處。歐洲不同的國家還搞共同體，台灣和大陸本是一個國家，統一後競爭能力就很大。
從中國傳統歷史來看，國家雖然分裂過，但總是會統一，即使蔣介石統治大陸時，國家仍是統一的。
(劉國基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