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都說，在大陸要從單位體制出走，就像出家一樣，得要莫大勇氣。今年四十歲的劇作家張獻，卻在他三十一歲那年，毅然脫離原工作單位，自願成為文化盲流，他最後流到上海，做了上海第一個自由撰稿人。
張獻會跑到體制外其實早有跡可循。父親是共產黨幹部，小時候他住在上海租借區的別墅，經常省下吃飯錢幫助窮同學。後來他隨父母遷居到雲南，文革時看到街上混亂的情況，覺得非常恐佈，是「非人性的文化」。十五歲時他親眼目睹武鬥場面，昆明沿街聚滿乞丐，心裡更氣憤，所以青少年時期他變得很危險，「有犧牲的道德衝動」，回憶童年舊事，張獻仍難掩激動之情。
十五歲那年他進工廠做童工，開始秘密閱讀、試寫小說。文革結束後他考進上海戲劇學院，在學校又因和外國人接觸頻繁，最後被逮捕，監禁四個月，出獄後流放到雲南做工人。
改革開放後，張獻乍見機會之門的罅隙，企圖掙脫工人命運的局限，毅然脫離單位，和朋友合夥下海開公司，經濟上獲得自由，掙了錢就去旅遊，過著前所未有逍遙自在的坐活。
用幽默自嘲
轉軌市場經濟讓他呼吸到自由空氣，雖然曾被逮捕入獄，但他對未來仍充滿希望，心情也從過去極端危險，撥雲見日變得開朗起來。「這不僅是生存的問題，而是選擇一個更好的生活方式。」戴著眼鏡、言語斯文的張獻激動地說，只要離開兵營式的生活，不管多不穩定，他都不在乎。
鄉土生活拘不住張獻出人頭地的企圖心。八六年他到上海闖蕩，和妻子住在三平方米的小房間，閉門創作五、六個實驗劇本，三年內上海青年話劇團先後演出他的劇本，張獻沒想到他的話劇竟促成上海的小劇場運動。
張獻自剖，在文革中他是不自覺地寫作，要讓鬱悶的靈魂得到安寧。「出家」成為文化個體戶後，他寫作生命一分為二，一種是他名之為抽屜文學的純粹創作，另一種是為謀生的職業寫作。
兩年前，張獻寫的話劇「美國來的妻子」造成轟動，連演四十幾場，場場爆滿。去年「樓上的媽金」(做期貨的人)，因觸犯文化不出軌的規則，被禁止做商業宣傳，即便遭禁，這齣戲也演了二十幾場，一張五十元的門票，黃牛票賣到兩百元。成名作「留守女士」更上演一百五十幾場，直到演員演不下去才被迫收場，最後被改編為電影。
上海文化評論家許紀霖分析，張獻的戲劇表現出改革開放對社會衝擊及價值轉變，特別能吸引同樣對社會劇變困惑不已的觀眾。
商品經濟雖改善張獻的經濟狀況，但他深深體會處亂世中的無力感，社會像個大廢墟，人文景觀被徹底破壞，他只能四處逃，頹廢消沈。面對沙漠般的社會文化，他苦抱文化人的焦慮，卻什麼事也不能做，「只能用幽默方式來自嘲」，個頭高瘦的張獻無奈地說。
出了家就不想再還俗，當張獻成名後，上海話劇團要調他去工作，但已過慣體制外生活的他，不想再被單位套牢，畢竟，自由是他創作靈感的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