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指控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者是土耳其世俗主義濫權者的翻版。確實如此，但只到某種程度。反政府人士被維安機關處死、暗殺或「被失蹤」的過往已不復存在。如一名土耳其記者語帶挖苦地告訴我，至少現在有自由選舉，「而且他們不殺人。讓我們肯定他們這幾點吧」。土耳其研究學者霍華德．伊森斯泰特（Howard Eissenstat）在其他方面強烈批判正義與發展黨於二○一○年後的轉向，但也警告不要貿然懷念過去。「一九九○年代晚期，」他寫道，「失蹤是家常便飯，警察局則是實施笞刑和電刑等荒誕凌虐的地點，而那可能一連持續好幾天甚至數個星期。有人懷念軍方在政治背後下指導棋的『美好舊日』，這是把浪漫放錯地方。」多項獨裁衡量指標皆證實伊森斯泰特的觀點：在二○一五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綜合評比，土耳其從二○一一年的三分退步到三．五分，屬「部分自由」（partly free）的等級（一分最自由；七分最不自由）。但比起一九九○年代中期仍有顯著進步，當時土耳其拿到五分。
說到艾爾多安的獨裁傾向，最有趣的問題是他為什麼會有獨裁傾向。艾爾多安是真的只對權力感興趣，純粹利用宗教來團結基層和鞏固權力嗎？或是，反過來才對？當然，判定一個人的動機是項挑戰。政治行為者會試圖在事情發生後合理化自己的作為，而且可能為不道德的行為戴上「道德」的冠冕。可能有人會想到〈提多書〉（Book of Titus）的那句：「對純潔的人，萬事萬物皆純潔」（1:15）。起初，從政者可能會做某件憤世嫉俗的事情，甚至承認自己憤世嫉俗（就算沒對別人，至少也對自己承認），但如果他自命為道德家，這樣是維持不下去的，他必須相信自己做的是對的。
對許多分析家而言，他們會很想降低宗教的重要性，透過「正常」的政治來解釋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行為：那也許帶有些許伊斯蘭的風格，但在表面的熱情下，卻是單純而直接的獨裁。艾爾多安就像查維茲（Chávez），像普丁（Putin）。克萊爾．沙達爾（Claire Sadar）寫道：「檢視該黨的政治傳統和現階段的措施，顯露出這個政府比較想擴張自己的權力而非傳播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此外，重要的現代土耳其研究學者珍妮．懷特認為艾爾多安是一長串土耳其「強人」的最後一位。「要取得和鞏固」強人的領導地位，她寫道：「他必須善於為不斷增加的追隨者提供利益和保護，先達成某種地位……在土耳其勝選，靠的是全國性的利益分配和恩惠積累。」在極化的社會，身為強人未必有助於推動政黨或思想的多元。要瓦解潛在的競爭對手，更需要穩定累積實力與意志。
艾爾多安確實是獨特的土耳其獨裁（和國家集權）政治文化及傳統的產物。怎麼可能不是呢？主流伊斯蘭主義者之所以叫主流，是因為他們並未──似乎也不能──徹底背離社會脈絡。當他們企望改變周遭事物時，他們會發現自己也在過程中被改變了。所以艾爾多安固然可能是「強人」，但「為什麼」的問題仍未解答。懷特的這番話比較切題：「土耳其社會的特色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格外淡薄，各團體之間有一種普遍而常有敵對意味的『我們－他們』觀念。」但這種「我們－他們」的動能並不能簡單歸納成恩惠或分配的鬥爭。這也關乎較深層的事物，因此，這場鬥爭呈現出一種生存優勢。你可能會以為五十年的民主經驗應已降低極化程度、培養出政治「中心」。但沒這回事，宗教的角色與國家的目的之間的根本分歧仍未解決。在任一國家的政壇，國家的權力都是眾人追逐的目標。但在像土耳其這樣的例子，權力的爭奪比其他國家激烈，因為要冒的風險更大。既然國家如此強而有力，那便可以用來重塑個人和改造社會了。
本文節錄自：《你所不知道的伊斯蘭：西方主流觀點外的另類思索》一書，夏迪．哈彌德（Shadi Hamid）著，洪世民譯，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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