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科學說得不錯，幸福快樂是由生化系統所掌握，那麼唯一能確保長久心滿意足的方法，就是去操縱這個系統。別再管經濟成長、社會改革或政治革命了；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樂的程度，該操縱的是人類的生物化學。
過去幾十年間，人們確實已經開始這麼努力了。五十年前，精神藥物背負著嚴重的汙名，如今這種汙名已然打破。不論這是好是壞，現在有愈來愈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藥物，確實有些是為了治癒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些只是要面對日常生活的沮喪和偶爾襲來的憂鬱。
舉例來說，已經有愈來愈多學童開始服用利他能（Ritalin）之類的興奮劑。2011年，美國因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而服用藥物的兒童人數，就有三百五十萬人。英國的這個數字，則從1997年的九萬二千人，上升到2012年的七十八萬六千人。 這些藥物的原本目的，是要治療注意力障礙，但今天就連某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開始服藥，希望能夠提高成績，迎合老師和家長愈來愈高的期望。
很多人相當反對這種發展，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而是出在教育體系。如果學童出現注意力障礙、壓力過高、成績不佳，或許我們該怪的是學校教法過時、教室過度擁擠、生活節奏已經快到不自然。或許該改變的不是孩子，而是學校？各種相關論點的歷時演變，十分耐人尋味。幾千年來，教育方法的相關爭論未曾停息，無論是在中國古代或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論，而且都對所有其他理論嗤之以鼻。但在先前，至少大家還有一點達成共識：想改善教育，該從學校下手。然而現在，大概是歷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經認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從學生的生化狀態下手。
軍隊也朝著同樣的方向前進：美國有12%的伊拉克駐軍、17%的阿富汗駐軍，曾經服用安眠藥或抗憂鬱症藥物，協助應對戰爭造成的壓力和痛苦。人會感覺到恐懼、憂鬱和精神創傷，原因不在於砲彈、詭雷或汽車炸彈本身，而在於荷爾蒙、神經傳遞物質和神經網路。共同遇上同一場埋伏的兩名士兵，可能一個嚇到呆滯、方寸大亂、之後幾年噩夢連連，另一個卻能勇敢向前殺敵，最後榮獲勛章。這裡的不同點，就在於兩名士兵身體裡的生物化學反應，如果能設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鳥，讓士兵更快樂，軍隊也更有效能。
用生物化學來追求快樂，也是這個世界的頭號犯罪原因。2009年，美國聯邦監獄有半數受刑人是因為毒品入獄；義大利受刑人有38%因為毒品相關罪行遭定罪；英國受刑人也有55%是因為使用或交易毒品而觸法。200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澳洲受刑人犯下入獄罪行時，有62%都吸了毒。
人們喝酒是為了遺忘，抽大麻是為了感到平靜，用古柯鹼和安非他命是為了感到敏銳而自信；吞搖頭丸能讓人放大感官、感受狂喜，而LSD則會讓你踏進一場脫離現實的迷幻夢境。有些人靠著用功學習、工作或養家才得到的快樂，有些人只要操縱分子、調出正確劑量，就能遠遠更為輕鬆的搞定。這對於整個社會和經濟秩序都是實際存在的威脅，也正因如此，各國才會堅持對生化犯罪發動一場血腥而無望的戰爭。
國家希望管制用生物化學追求快樂幸福的手段，定出「好」與「壞」的區別。這裡的原則很清楚：如果有利於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成長，這樣的生化操作不但可允許，甚至還應鼓勵（例如能讓過動的學童平靜下來，或是讓士兵迫不及待投身戰役）。至於如果威脅到穩定和成長，這樣的生化操作就要禁止。然而，每年都有許多新藥從各大學、藥廠及犯罪組織的實驗室中誕生，國家與市場的需求也不斷變化。隨著用生化來追求快樂的腳步逐漸加速，對政治、社會和經濟也將有所影響，並愈來愈難以控制。
而且，使用藥物還只是個開端。實驗室裡的專家已經著手研究以更複雜的方式操縱人類的生化反應，例如將電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腦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控制人體的藍圖。不論確切方法為何，要透過生物化學操縱方式得到幸福快樂，並不容易，因為這其實改變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不過話說回來，克服饑荒、瘟疫和戰爭，在過去又豈是易事？
長生不死之外，也想追求永恆的愉悅
究竟人類該不該花這麼大的心力來追求生化的快樂，至今離定論還很遠。有人會說，快樂這件事根本沒那麼重要，要說個人滿意度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目標，根本是走錯了路。有些人可能認為快樂確實是至善，但對於生化專家認為快樂只是身體愉悅的感覺，則很有意見。
在大約兩千三百年前，伊比鳩魯就曾警告門徒，無節制追求享樂很可能帶來的反而是痛苦，而非快樂。幾個世紀前，佛陀還有個甚至更激進的主張，認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這種快感只是短暫、毫無意義的振動。得到快感時，我們的反應不是滿足，反而貪得無厭，只是想得到更多。因此，不論我們感受到多少幸福、興奮的感覺，也永遠無法滿足。
如果我認定快樂就是這些稍縱即逝的快感，並且渴望要得到愈來愈多，我就別無選擇，只能不斷追求下去。好不容易得到之後，快感又很快消退，但因為光是過去快樂的回憶並不足以令我滿足，所以我又得從頭再來。像這樣的追求，就算持續幾十年，也永遠無法帶來任何長久的成果；我愈渴望這些快感，愈是變得壓力重重，愈是無法饜足。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快樂，人類該做的不是加速，而是慢下追求快感的腳步。
佛教對快樂的看法，與生物化學有許多共通之處。兩者都認為快感來得快、去得也快，如果人們只是渴求快感，卻不好好體驗快感，就仍然無法滿足。但接下來，佛教與生物化學兩者卻有了非常不同的解決方案。生化的辦法是開發出各種產品和療法，為人類提供無止無盡的快感，希望讓人能夠永遠享有快感。但佛教的建議則是減少對快感的渴望，不讓渴望控制我們的生活。佛教認為，我們可以訓練心靈，仔細觀察各種感覺是如何產生、又如何消逝。只要心靈學會看穿這些感覺的本質（也就是短暫、毫無意義的振動），我們就不再有興趣追求快感。畢竟，去追求一個倏然而來、忽焉而逝的東西，有什麼意義？
目前，人類對於生化解決方案的興趣是遠遠大得多。不論那些在喜馬拉雅山洞穴裡的僧侶、或是象牙塔裡的哲學家怎麼說，對資本主義信徒來講，愉悅的快感就是快樂，這種感覺可以周而復始。每過一年，我們忍耐不悅的能力愈來愈低，而對快感的渴望則愈來愈高。現在的科學研究和經濟活動都以此為目標，每年研發出更有效的止痛藥、新的冰淇淋口味、更舒適的床墊、更令人上癮的手機遊戲，好讓我們在等公車的時候，連一秒鐘的無聊都無須忍耐。
當然，這一切還是遠遠不足。智人的演化並未讓人能夠感受長久的快感，因此光靠冰淇淋或手機遊戲並不夠，如果真想長久感受到快感，必須改變人類的生物化學機轉，重新打造人體和心靈。而我們也正在朝這目標努力。我們可以爭論這究竟是好是壞，但似乎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大議題：確保全球的幸福快樂，就是會牽涉到重新打造智人，讓人可以享受永恆的愉悅。
本文節錄自：《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一書，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林俊宏譯，天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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