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開物》裡的鑄錢圖
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
一八九八年，德國的考古學家在非洲索馬利亞的摩加迪休挖掘到一些古銅錢，從錢幣的文字看，這些古錢顯然來自遙遠的中國宋朝。這不是第一次從非洲東部出土宋錢，早在一八八八年，英國人已在坦尚尼亞的桑吉巴島發現了宋代銅錢。這也不是最後一次在非洲發現宋錢，一九一六年，馬菲亞島也出土三枚宋錢；一九四五年，桑吉巴島又挖出大批古錢幣，在現存的一百七十六枚錢幣中，屬於北宋的有一百零八枚，南宋的有五十六枚；坦尚尼亞的基爾瓦港口與肯亞境內的哥迪遺址，也先後發現了「熙寧通寶」、「政和通寶」、「慶元通寶」等宋朝銅錢。
人們忍不住好奇：宋朝與東非遠隔重洋，相距萬里之遙，文明差異恍若隔世，這些宋朝銅錢為什麼會跑到非洲去？
其實宋朝時候，中國和非洲諸國已有接觸，宋人筆下的「弼琶羅」，即今之索馬利亞，「層拔國」即今之桑吉巴，「蜜徐籬」即今之埃及，「木蘭皮」即今之摩洛哥。成書於宋理宗寶慶元年(一二二五年)的趙汝適《諸番志》，辟有「弼琶羅」、「層拔國」等條目介紹其地理位置、風土人情。「層拔國」還數度派遣使團入貢宋朝。
《諸番志》也記錄了一條從泉州到埃及的航線：「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遠，番舶艱於直達。自泉發船四十餘日，至藍里(亞齊島)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東南亞古國)貿易賈轉販以至中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番。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毯。國都號『蜜徐籬』，據諸番衝要。」
從中國到非洲，宋朝的海商至少已掌握了四條航線。每年入冬時節，龐大的商船從廣州港或泉州港起航，航行四十餘日，到達南洋亞齊島，次年再前往非洲，其航線大致有四條：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至印度南部，沿海岸線航到阿拉伯半島，然後穿越紅海，到達埃及；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航至阿拉伯半島後，直接南下，抵達非洲東海岸；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至馬爾地夫群島，然後穿過印度洋，到達阿拉伯半島南端，渡過紅海前往埃及。一是從亞齊島出發，經馬爾地夫群島，橫穿印度洋，直達非洲東海岸的摩加迪休，並南下桑吉巴。
在摩加迪休等東非城市出土的宋朝錢幣，應該就是宋朝海商帶到那裡的。發現宋朝銅錢的地方，當然不僅是東非城市。一八二七年，南洋的新加坡掘得來自中國的古錢幣，多數為宋代銅錢；一八六○年，爪哇島挖出中國銅錢三十枚，過半為宋錢；一九一一年，斯里蘭卡也出土十二枚宋錢；波斯灣、印度、越南、日本、朝鮮半島，以及中國境內的遼、西夏、金轄區，均有宋錢出土。可能從泉州港出發開往東南亞的南宋沉船「南海一號」，也發現了大量銅錢，總數超過萬枚，如果這艘南宋商船不是在南海沉沒，這批宋朝銅錢將被輸送到東南亞，成為當地流通的貨幣。
宋人張方平說：「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從亞洲與非洲出土的文物來看，張方平的說法毫無誇張之處，各地出土的宋錢現在是博物館或私人收藏的文物，但在八百年前，則是流通於「四夷」的通貨。
與宋朝接壤的遼國，出使遼朝的蘇轍看到「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在日本，南宋時期大量宋錢湧入，竟喧賓奪主擠走日本政府的自鑄幣，成為市場交易的主要貨幣；在交趾，當局下令「小平錢(宋錢)許入而不許出」；在南洋，諸番國「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番者非銅錢不往，而番貨亦非銅錢不售」。
東南亞國家傳統上以金銀等貴金屬為通貨，但貴金屬貨幣一般只適宜用於大宗交易，民間瑣碎交易使用金銀非常不方便，只好採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製作精良、信用良好的宋錢的流入，立即為當地的市場交易帶來了便利，難怪當地人將宋錢視為「鎮國之寶」。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勾勒出宋朝銅錢的流通範圍了—從宋朝本土，到相鄰的遼國、西夏、金國境內，從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越南，到受阿拉伯與印度經濟文化影響頗深的南洋諸島國，從印度半島到波斯灣，再到非洲東海岸，都有做為通貨的宋朝銅錢流通於市場。
可以說，在十一至十三世紀，宋錢的地位有點類似於今日美元的地位，是通行國際的「硬通貨」。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非常高：「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為常也。」
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
海外諸番國對宋錢的巨大渴求，導致有宋一代的銅錢外流非常嚴重，據宋史學者王曾瑜先生的估計，每年從宋朝流入海外的銅錢，約為十至二十萬貫，相當於南宋年鑄幣量的一半。如此巨量的銅錢外流，無疑加劇了宋朝的「錢荒」。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鑄錢最積極的時代，特別是北宋，銅錢的年鑄造量最高達五百七十萬貫，平常年分都維持一百萬貫至三百萬貫的鑄幣量。後來的明朝，近三百年的鑄幣總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按中國貨幣史學者彭信威的估算，加上前朝留下的舊幣，宋代全國的貨幣流通總量約有二億五、六千萬貫，可見宋朝的市場規模之大。
但儘管如此，宋朝還是頻頻發生「錢荒」。如熙寧年間，「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貨幣)，民間謂之錢荒」；元祐年間，「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貴而錢少」，南宋後期，「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從北宋到南宋，「錢荒」鬧個不停，老百姓常常發現，市面上的錢用著用著就不見了，不知流到哪裡去了。
宋錢到哪裡去了？很多時候是被宋朝海商或海外番商帶到海外去了。最嚴重的一次「錢荒」，發生在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臺州城的市民一覺睡醒，忽然發現「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市面上居然幾乎找不到一枚銅錢流通。原來，市面流通的錢都被日本商船收購走了。這些日本商船「先過溫(州)、臺(州)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日本看中宋朝的銅錢，低價出售日貨，大量回收銅錢，「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致使臺州一日之間爆發錢荒。
因此，宋朝政府一直嚴厲禁止商人攜帶銅錢出海。如北宋慶曆年間，由於「邊吏習於久安，約束寬弛，致中國寶貨錢幣，日流於外界」，朝廷重申禁令：「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為首者處死；其為從，若不及一貫，河東、河北、京西、陝西人決配廣南遠惡州軍本城，廣南、兩浙、福建人配陝西。其居停資給者，與同罪。如捕到番人，亦決配荊湖、江南編管。仍許諸色人告捉，給以所告之物。其經地分不覺察，官吏減二等坐之。」走私一貫錢出境即構成死罪，禁令不可謂不嚴。
然而，法令雖嚴，卻是屢禁不止。由於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強勁，攜帶銅錢出海非常有利可圖，許多海商鋌而走險，想方設法避開市舶司(相當於海關)的檢查，走私銅錢出海。「南海一號」所運載的銅錢，也當為走私無疑。
因為看到法禁對於銅錢外流的情況無可奈何，以致「一舶所遷(宋錢)，或以萬計，泉司歲課積聚艱窘，而散落異國終古不還，誠可為痛惜而深恨也」，南宋乾道年間，終於有一名官員覺得忍無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的絕招來對付銅錢走私。這名官員是靜江府知府范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論透漏銅錢札子〉：「每歲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費外，實裨國用者幾何？所謂番貨，中國不可一日無者何物？若資國用者無幾，又多非吾之急需，則何必廣開招接之路？」既然如此，何不將明州(今寧波)等港口關閉，停止對外貿易？這便是「拔本塞源，不爭而善勝之道」。
以今天的目光來看，范成大的建議顯然是一個餿主意，確實堪稱「拔本塞源」，不過拔的是開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義之源。如果朝廷採納他的意見，那麼發生在明清時期的「海禁」將提前來臨，宋王朝的商業化與市場化轉型也將遭受挫折。
招徠遠人，埠通貨賄
宋孝宗當然沒有採納范成大的餿主意，而是繼續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宋朝君主與政府信奉的經濟政策，和明、清時期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對商業與市場表現得非常熱心，對發展民間海外貿易的興趣遠大於維持傳統的朝貢貿易。
十世紀的宋朝皇帝曾經同十八世紀的英王，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徠貿易，如北宋雍熙四年(九八七年)，宋太宗「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番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與海外諸番國展開海上貿易，成為宋王朝的慣例。
南宋政府建立後，宋高宗也提出「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賄」。高宗皇帝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貫)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宋人將從海路進行的國際貿易稱為「市舶」，發達的市舶可以讓政府獲得豐厚的商稅收入，何樂而不為呢？而傳統的朝貢貿易，從經濟收益來說，則是得不償失的，「朝廷無絲毫之益，而遠人獲不貲之財」。正因為這樣，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貢貿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載外國入貢者」，否則將處以「徒二年，財物沒官」的懲罰。顯然，如果海外諸國以朝貢的名義來華貿易，勢必衝擊民間的外貿總量，進而影響到朝廷的抽稅。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在禁止海商「擅載外國入貢」的同時，宋政府又鼓勵海商招徠番商來華貿易，「番商有願隨船來宋國者，聽從便」。對「招商引資」有突出貢獻的海商，政府還會給予獎勵：「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到宋政府設於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領取「公憑」(外貿許可證)，便可販運商貨出海，將他們的商船駛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灣、紅海，甚至地中海。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對海外番商敞開門戶，歡迎番商來華貿易。番商的在華利益與權利受到宋政府的保護，宋高宗時期的一條立法稱：「有虧番商者，皆重置其罪。」
在泉州、廣州等番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還設有「番坊」，供外國商人居住。番坊自選番長，實行自治，對他們的生活習慣、風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宋政府都給予尊重。又修建「番學」，供番商子弟入學讀書。數百年後，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向清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請求，完全沒有超過宋代已施行的開放政策。
當然，保持門戶開放與發展海外貿易的結果，就是宋錢無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導致國內發生「錢荒」。怎麼辦？宋政府的應對方案是發行紙幣。南宋的市場規模不亞於北宋，但南宋的鑄錢量遠遠比不上北宋，這是因為紙幣—「會子」在南宋的應用已經非常廣泛。
南宋會子的前身是北宋「交子」。交子還不是完全的信用貨幣，必須有準備金做為信用保證。北宋的經濟學者還發現國家發行紙幣，準備金不需要足額，只要有三分之二的準備金便可以維持幣值的穩定。而會子則是完全的信用貨幣了，已不需要準備金，南宋的經濟學者已經明白，紙幣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國家信用來背書：「欲求其(紙幣)價常贏而無虧損之患，常用於官而不滯於私，則可矣。」而紙幣貶值則是因為國家濫印鈔票，「楮(紙幣)之為物也，多則賤，少則貴，收之則少矣。」
誕生於宋朝的紙幣讓後來的歐洲商人感到不可思議。十三世紀從歐洲來到中國旅行的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發現，元朝商民所使用的貨幣不是歐洲人熟悉的金銀，而是一種神奇的紙張，馬可波羅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張自身幾乎沒有任何價值的楮紙居然可以在市場上購買任何商品，只好將紙幣形容為「大汗專有方士之點金術」。元朝流通的紙幣，當然不是「大汗」的發明，而是宋朝文明的遺物。
宋朝若自由發展下去，將可能主導航海世界
宋朝政府對包括海外貿易在內的商業的熱切，動機可能很簡單：商業稅能夠更加快速地擴張財政。但我們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當政府將關切的目光從傳統農業稅轉移到商業稅上面時，勢必觸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為了擴大商業稅的稅基，政府要大力發展工商業。為發展工商業，政府積極修築運河，以服務於長途貿易；需要開放港口，以鼓勵海外貿易；需要發行信用貨幣、有價證券與金融網路，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對付日益複雜的利益糾紛；需要創新市場機制，使商業機構更加適應市場，創造更大利潤......最後極有可能促成資本主義體系的建立。
歷史最終沒有給予宋代發展出資本主義體系的機會。不過，宋王朝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商業成就，發育出不同於其他王朝的文明狀態。也許數字更能直觀地說明問題：從財稅結構的角度來看，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百分之三十，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占了百分之七十的比重；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百分之八十五，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歷代王朝從未有過的事情。晚清在洋務運動後的一八八五年，田賦的比重才下降至百分之四十八，關稅、鹽課與釐金的收入總算占了百分之五十二。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億貫的財政收入中，來自市舶的收入(包括進口商品抽稅、進口香藥專營利潤)最高貢獻了三百四十萬貫，大約占百分之三‧四。
從外貿依存度的角度來看，北宋後期，宋王朝一年的進出口總額超過二千三百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晚年，年進出口總額接近三千八百萬貫。北宋後期，東南沿海一帶的外貿依存度達到百分之十一‧五，南宋時期的外貿依存度就更高了。要知道，一九七八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也只有百分之九‧八(參見熊燕軍論文〈宋代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成分增長的程度估測及其歷史命運〉)。
從城市化的角度來看，北宋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南宋時達到百分之二十二‧四，而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都市化率約為百分之七，民國時才升至百分之十左右，到一九五七年，城市化率也不過是百分之十五‧四。如果沒有發達的工商業，宋代不可能形成歷史上最高比例的都市人口。
從人均國民收入的角度來看，據香港科技大學劉光臨先生的統計，北宋末一一二一年，宋人的人均國民收入為七‧五兩白銀，遠遠超過資本主義萌芽的晚明與清代的乾隆盛世。這是縱向的比較。來看橫向的比較，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 )認為：「在九六○至一二八○年間，儘管中國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由四百五十美元增加到六百美元，增加了三分之一；歐洲在九六○至一二八○年間，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從四百美元增至五百美元，只增加了四分之一。」換言之，宋代的經濟與生活水準，不但優於中國其他王朝，而且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
這些統計數字以及宋政府重商主義的表現，使得宋代社會看起來就如資本主義剛剛興起時的地中海國家。怪不得海外的許多漢學家都認為宋朝是「現代的拂曉時分」。在他們眼裡，最為光彩奪目的中國王朝，不是強盛的漢、唐，而是似乎有些文弱的兩宋。史景遷教授(Jonathan Spence )曾在《新聞週刊》上撰文評價宋代中國：「上一個中國世紀是十一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系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千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美國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還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假設：「可以想像到，宋代中國若自由發展下去，將可能主導航海世界，並且自亞洲發動侵略，移民歐洲，從而改寫歷史。看起來，欠缺的只是動機和刺激。這當然是想入非非了。」
與輕商的洪武型體制相比
黃仁宇先生這麼描述宋王朝：「西元九六○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而當他將目光投向明朝時則認為，朱元璋創立的「洪武型財政」過於遷就農村經濟的習慣，無力扶助村鎮工業和地方上的商業進一步發展。
大體上，我是認同這一判斷的。宋朝廷給我的印象，就如地中海資本主義興起時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經濟政策目標彷彿只有一個：如何從市場中汲取更多財政收入。而朱元璋則像是一名中世紀的族長，更希望將全國建成一個安寧的大農村，沒有人遊手好閒，大家都安居樂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於是我們看到在多項政策上，宋朝與朱元璋都表現出大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態度。比如對於採礦，宋朝有一種近乎資本家的熱情，因為挖出來的銅礦、銀礦、金礦，全都是赤裸裸、非常誘人的錢哪！為尋找到更多的礦脈，宋朝不但設有專門勘探礦產的專業技術人員，也鼓勵民間探礦、報礦。宋代的礦場數以萬計，「監務礦井，殆幾萬計」，許多地方出現「礦石雲湧，爐炭之焰，未之有熄」的盛況。
而明王朝立國者朱元璋顯然就喪失了這種對於礦業經濟的興趣。曾有官員上書請求設立官營煉鐵工廠，朱元璋說：「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將上書人杖責，流放海島。
宋詩「漲海聲中萬國商」與唐人詩句「萬國衣冠拜冕旒」，恰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後來的朱元璋顯然更希望重現「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盛況，而對「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海上貿易則毫無興趣。他建立明王朝之後，立即扭轉了宋、元以來開放的港口開放制度，厲行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與此同時，薄來厚往的朝貢貿易卻重獲重視，外國非入貢不准互市，原先主管海上貿易的市舶司徹底淪為接待朝貢使團的機構。
宋朝的重商與洪武型體制的輕商，自然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後果。首先表現在國家財稅結構上，宋代的工商稅與征榷收入比重超過百分之七十，而明中葉，田賦占全部賦稅的百分之七十五。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政策影響，更重要的影響體現在市場工具的創新上。
比如出於激勵開礦、使更多礦場得到開發的考慮，宋朝會為採礦的商人提供貸款，礦冶戶若無本錢，可向官府預借啟動資金，包括燈油這樣的採礦用品，等到煉出礦產品，再歸還政府本錢，以後的利潤則歸礦冶戶所有。
後來宋官府覺得礦冶戶獲利太大，又提出利潤分成，這樣，做為出資人的官府與礦冶戶之間，結成了新型的股份關係，或者說，官府這時候的身分就不再是貸款方，而是相當於風險投資人了。這樣的商業制度，在當時無疑非常先進。
其實也不必驚訝。在國家重商政策激發的商業化進程中，自然會發展出愈來愈豐富的市場工具與商業制度，信用貨幣、有價證券、遠期契約、信用結算、金融組織、廣告商標、信託投資、交易仲介、物價回饋等市場機制全都在宋代產生，豈是無因？
這是國家重商政策觸發的連鎖反應。道理很簡單：為了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宋朝勢必要將注意力從總額有限而徵收成本高的農業稅轉移到商業稅之上；而為了擴大商業稅的稅基，勢必要大力發展工商業，為此，需要積極修築運河，以服務長途貿易，需要開放港口，以鼓勵海外貿易；而為了便於長途貿易、大宗貿易的進行，官府又需要發行信用貨幣、有價證券與建立金融網路(總不能讓商人帶著一船銅錢從江南駛到開封去做生意吧)；為保證紙幣的信用，宋朝又發展出一套「稱提之術」(指朝廷運用貴金屬貨幣儲備等手段回籠超發的紙幣，這叫作「稱」，使流通中的紙幣購買力保持強勁，這叫作「提」)；為鼓勵貿易，官府又需要完善民商法，以保護交易者的產權、對付日益複雜的利益糾紛......這一重商政策激發出來的連鎖反應，最後極有可能促成資本主義體系的建立。
一些朋友也許會認為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制，完全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近代化的經濟體系。但這從來只是假想，而非事實。從歷史來看，不管是近代西歐國家，還是明治時期的日本、晚清時的中國，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積極介入經濟活動的重商主義(許多人將重商主義理解成國家對貿易順差的追求，這無疑太狹窄了)為先導，給近代化的啟動提供第一推動力。當然，我必須申明，這樣的判斷只適用於近代化啟動之時，當市場在重商主義的觸發下而發展起來之後，國家應當從大商人的角色轉為守夜人的角色。
還是和洪武型體制比較吧。朱元璋一再申明採礦「損於民者多，不可開」，甚至將建議開礦的上書人流放海島，這一切都顯示了朱皇帝對於農業與民生的關心。然而，我們以歷史的目光來看，這種對商業稅的淡然，不過是明王朝財政緊縮的「脈脈溫情」而已，意味著朝廷對開拓市場與發展商業無絲毫動力。明王朝到中晚期時，隨著社會逐漸擺脫了洪武型體制的束縛，才出現了商業復興，乃至有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本文節錄自：《宋朝妙新聞》一書，吳鉤著，時報出版。
圖片來源：li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