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僅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多元化社會，同時也是一個種族最複雜的國家。由於種族複雜，種族之間的智慧差異便是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學術界雖然有學術和言論自由，但是社會學家如果提出白人的智慧或智商高於黑人，他們便會遭受到嚴厲的攻擊，被視為有種族偏見，有時甚至有被學校解聘的危險，生活可能遭受威脅。
二十多年前，一位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教育心理學教授健生(Arthur Jensen)，就曾因為指出黑人的智商(IQ)一般低於白人，而遭受到知識界和新聞界的不斷攻擊，長達十幾年之久。他的名字幾乎與「可恨的思想方法」成了同義辭。當健生的一篇有爭論性的文章最初於一九六九年在「哈佛大學教育評論」上發表之後，幾乎在何公共場合都有群眾抗議他，甚至會鬧出打鬥的場面。
九０年代的今天，美國在種族歧視與抗爭方面，確實很有進步；最近在美國出版了三本有關種族智慧的書，內容都是強調黑人的智商比白人要低，而白人又遠不如亞裔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社會上一般的反應雖然也很激烈，新聞媒介的報導與批評也很多，但卻都是比較和平的爭論，至少並沒有群眾的抗議或打鬥的場面出現。
黑人智商低？
這三本書別是：(一)「鈴形曲線－－美國生活中的智慧與結構」(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作者是前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現於美國事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ce Institute)擔任研究員的莫雷(Chsrles Murray)博士；(二)「種族、演化與行為」(Race, Evolution and Behavior)，作者是加拿大西安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心理學教授魯西同(J. Philippe Rushton)；(三)「美國智慧的衰降」(The Decline of Intelligence in America)，作者則是史密斯大學(Smith College)教育系的教授伊資可夫(Seymour W. Izkoff)。
這三本書的作者中，除了赫恩斯坦已於九月中因肺癌去世，不能參與美國和加拿大兩國知識界的辯論之外，其他幾個學者幾乎都成為新聞媒介的熱門人物。電視網上的對話節目，不斷出現對這二本書和作者的討論；重要的報紙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重要刊物如「新共和」、「新聞週刊」、「紐約週刊」(New York)等，也都對他們所提出的美國社會種族問題，分別加以詳細介紹和批評，尤其對「鈴形曲線」這本八百四十五頁的巨著，更是議論紛紛。
這三本書同時引起爭議的原因，除了指出黑人種族的集體智慧低於白人，而白人又低於亞洲的華人和日本人之外，還有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對美國社會發展的前途非常悲觀；因為作者們從心理統計學(Psychometrics)及人類行為學不同方式研究的結果，顯示出美國逐漸趨向一個以智慧高低而形成不同階級的不平等社會，即智商較高的(多數是白種人)都能享受較高的生活水平，而智能較低的(多數是黑種人和拉丁美洲人)則難逃窮困和勞工的命運。
同時，由於智商高者的生育率逐漸下降，而智能低的生育率反而逐漸上升，在美國的全人口中，平均智慧於是v年減低，如果與其他種族比較單純的國家相比，在現代科技高度發展競爭的世界，便會有落後的隱憂。是以在「鈴形曲線」和「美國智慧的衰降」兩本書中，作者便主張；美國應該取消或放棄現有的福利制度，無形中間接地去實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nism)，使自然淘汰的規律得以有效地運作，而不應採取社會主義政策，一切由政府補助的方式，使不適於競爭的人，也得以繼續生存。
「歧視」論調掀巨波
特別在「鈴形曲線」這本書的第十三章和十四章裡，兩位作者採用了很多篇幅和圖表，證明種族(主要是黑白兩種族)之間由智能調查而顯示出來的差異。他們並指出，智能高低受環境的影響，遠不如受遺傳的影響之深，因此，單用公共政策企圖改變環境並不是非常有效的辦法，對智商不會有很大影響，只是徒然浪費金錢而已。
此書的作者提醒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以及政策的制訂者，應該承認種族差異的存在，然後再進一步討論如何用適當的方法，去補救或挽回這種對美國社會日益不利的趨勢。
「美國智慧的衰降」的作者伊資可夫教授，更顯得對美國的前途悲觀，他說：「我們的問題很簡單，但卻多麼不容易討論，更不用說接受了。我們已經不再是五十年以前那樣的人民，其實我們的國家也不如過去。與其他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比較，我們可能已經不再有智慧的資本可以從現有的教育資源中獲得利益。」
他所指的就是近年來各大學的研究生中，多數都是外國學生，而美國本土成長的人，卻反而在高等教育中占少數，其原因正是與智商和求知欲望的低落有關。
這樣悲觀和帶有歧視黑人種族觀念的論調，一旦公開發表，就很難不遭受攻擊。因此，在電視上和報刊上便引起了很轟動的爭論。最激烈攻擊這三本書作者－－尤其「鈴形曲線」作者莫雷和「美國智慧的衰降」作者伊資可夫的人，包括耶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斯特柏格(Robert Steinberg)和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普桑特(Alvin Poussaint)兩位對心理都有研究的學者。他們認為這兩本書都有曲解調查數字的嫌疑。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格達納(Howard Gardner)也特別指出，他們－－特別是莫雷和赫恩斯坦，只強調早為人知的智慧測驗中所顯示的黑白人種的差別，卻忽視了其他人類智慧形成的因素，如文化、個人尊嚴(self esteem)以及人類發展的重要性。
衝擊福利政策
由於種族差異的敏感性，保守派的學者和政治家雖然內心很贊同莫雷和赫恩斯坦的結論和主張，卻很少挺身而出為他們提出辯護。
僅有曾任教育部長的班奈特(William G. Bennett)向「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表示；這本書(指「鈴形的曲線」)「內容很豐富」、「論點也頗有說服力」，但他卻坦白承認，有關種族智能差異的部分，使他「感到很不安」，言外之意就是可能引起美國黑白人之間的仇恨，使社會更不安定。
其實，班奈特的這種顧慮是多餘的。因為根據著名專欄作家克勞特麥(Charles Krauthammer)在十月二十一日的一篇專欄中指出，有關黑人與白人智商十五點的差別，以及他們之間在美國社會中所占地位的比較，早有黑人學者梭威爾(Thomas Sowell)也在他所著的「種族與文化」(Race and Culture)一書的第六章(種族與智慧)中承認這些事實，而梭威爾也是史丹福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可見這種理論並非標新立異，不足大驚小怪。
儘管如此，像這種學術思想的激烈爭論，在美國的文化界還是少有的。由於傳播媒體的大量報導和批評，使一般的讀者和觀眾也都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因此，在政治的自由與保守兩派中便開始也引起了很多的爭論。
至於是否會影響到社會福利政策的改變或教育制度的改革，目前還言之過早。如果遵循美國思想引導行動的規律，假以時日，政策還是會有改變的可能；屆時，社會福利的減少和由此引起社會貧富不均的加深，將成不可阻擋的大趨勢。
(作者為美國「時代週刊」助理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