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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到回歸-文學自主路

文 / 余宜芳    
1994-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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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到回歸-文學自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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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0年代--台灣文學史上創作者擁有最多自由,卻也是文學瀕臨沒人寫、沒人看,遠遠脫離社會的荒涼世代?

「社會變得太快!到了八0年代,大家都寫不出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詩人楊澤慨歎。面對近十餘年台灣最激烈的變遷,原本站在社會前端的創作者不免迷惑、失焦,等待時間沉澱。

快速消費成為這個時代主流性格,蜂起的新興媒體毫不客氣地爭奪文學的發言權和讀者群。暫時停筆、尋找思想出路的小說家陳映真看得清楚,當年輕人可以舒服躺在沙發上邊喝可樂、邊看小說改編的電影時,多少人願細品一字字累積,「需要折頁、畫線眉批,時而掩卷歎息、甚至暗自拭淚的文學」?

許多人灰心了。八0年代意氣風發,左手大批文化現象、右手主編文學刊物的台大外文系教授蔡源煌,和訪客暢談兩個小時後,忍不住揮揮手說:「這個時代,文學還有什麼用!」

「寫在農舍裡」

文學曾經「有用」過嗎?在文學瀕死的九0年代,回頭省視台灣近百年的歷史,作為反映社會集體情緒的文學,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一本書應該是一把劈開我們內在凍結心海的斧頭。」存在主義作家卡夫卡這麼說。

暫跳過文學疲態初露的八0年代,七0年代的鄉土文學曾如同利斧般直劈台灣社會核心,發揮文學史上最大社會影響力。

以詩人角色走過七0年代、近年矢志研究台灣文學史的陳芳明強調,「文學精神終於從六0年代的放逐走向回歸,嶄露台灣文學的自主性格」。

一掃六0年代注重技巧、形式,和現實生活疏離、而往個人內心世界深挖細掘的現代文學風格,鄉土文學落實到土地、小人物。透過黃春明的宜蘭、王禎和的花蓮、王拓的基隆八斗子、鍾理和的美濃,加上洪醒夫的彰化,文學首度拼湊出台灣面貌。

一九七二年的「現代詩論戰」為鄉上文學的全盛期吹起號角。關傑明、唐文標先後為文抨擊現代主義色彩最濃烈的現代詩,認為完全是西洋詩的翻版,看不出絲毫台灣特質。要求文學從模仿西方回頭關心現實的社會呼聲愈來愈高,例如台大教授顏元叔呼籲的:「我們期待的文學,應是寫在熙攘的人行道上,寫在竹林深處的農舍裡……。」

於是,黃春明、王禎和發表於六0年代後半期「文學季刊」,描寫鄉土小人物的小說如「青番公的故事」、「鑼」,以前未引起太大注目,卻在「鄉土文學」聲勢鵲起的七0年代,由遠景出版社出版後,成為轟動暢銷書。

一九七五年左右,因思想案繫獄的陳映真回到文壇,新起的王拓、楊青矗、宋澤萊紛紛加入,主要作品都發表在「文學季刊」,「文季」成為鄉土文學的領航者。

當年三十歲不到的尉天聰,親戚標會籌錢讓他辦「文季」,談到那段大家「把寫作當成生命」的黃金歲月,五十幾歲的他眼神發亮,連皺紋都彷彿被回憶撫平。

明星咖啡屋是當時寫作大本營,「誰有錢,誰早上就到櫃台丟下兩張鈔票供大夥泡整天。」尉天總說,為了寫作狂熱,黃春明上班上得斷斷續續,後來索性辭職,和太太賣起便當。黃春明的太太曾回想,某天深夜,她撐著發泡的雙手洗便當盒,黃春明忽然停筆站在身後看半天,她滿心期望丈夫會說「不寫了」,沒想到黃春明只是一臉愧疚地又坐回書桌。

那是一個活力滿溢的行動時代,台灣戰後第一代受完整教育的知識分子成長了,奮身投入「回歸鄉土」浪潮。那是理想在燃燒的時代。

七二年從美國回到台灣的林懷民,高唱「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創辦雲門,民間的「八家將」、「宋江陣」隨著「薪傳」、「廖添丁」等舞碼躍上國父紀念館;年輕大學生要唱「自己的歌」;音樂學者許常惠跑遍全島採集民謠;甚至一批自美返國的年輕學者如楊國樞等,積極倡導「社會科學中國化」,反對囫圇接受西方理論,致力學術本土化。

為什麼台灣會從一逕向西看,轉而低頭向下凝望?

清大中文系教授呂正惠試圖從政治、社會因素解析,他認為,最大刺激是連串政治上的外交挫敗,從七一年的退出聯合國與日本斷交、中英斷父,長久被灌輸「中華民國是五強之一、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台灣民眾,幾年內面對神話完全破滅,一夜間從強國位置被世界拋棄,「心理所受的強烈衝擊,現代人很難想像」。而經濟上,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物價狂漲也都發生在七0年代,逐漸有人意識到台灣以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對美、日外資依賴過深、根基薄弱。

轉回本土找解答

呂正惠認為,當各種問題浮現,戰後二十年來,把追求西方現代知識當作進步象徵、習慣自由主義思考的知識分子,「不得不轉回來面向本上,尋找解答」。

陳映真則強調,七0年發生的「保釣運動」影響力從國外往國內知識界傳遞,激發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熱潮,是鄉土運動的重要催化力量。以寫實主義為本質的鄉土文學,很自然地「會對向西方附庸的現代主義、資本主義展開反省和批判」。

於是,戰後二十年來的政治體制、西方文化和經濟力量如何改造台灣社會面貌,台灣人整純、慧且的價值觀如何被扭曲,崇洋媚外的知識分子如何卑躬屈膝、進退失據……,一一生動出現在小說裡。

黃春明「莎喲娜拉.再見」中,一個有歷史自覺的小職員被迫替日本客戶拉皮條,最後很阿Q地用八年抗戰史教訓對方。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透過花蓮鄉下來的淳樸青年,對比一批航空公司滿嘴洋文、只關心綠卡,對台灣現實社會一派冷漠的「高級華人」,認清他們的無情,小林終於高喊:「你們這款人!你們這款人!」

而在「打牛湳村」中,「貴仔看看青綠的梨仔瓜,看看商人又看看太陽,終於認定這世界無救了。」宋澤萊塑造兩個用盡全部力量求生存,卻一再遭承包商訛詐的農民,深入表現台灣農村被當作經濟起飛墊腳石的真實困境。讀者更在王拓的「金水嬸」裡,看到台灣向資本社會轉型時,金錢如何歪曲人性;漁村母親含辛茹苦養大六個兒子,做經理的做經理,當船長的當船長,卻對替亡父還債爭相推諉,迫使金水嬸到城市幫傭賺錢。

究竟,徹底挑戰現代主義的文學主流、深刻挖掘社會現實的鄉上文學,具體影響何在?

它濃烈的人道精神喚醒許多人的社會正義感,甚至直接達成社會改革。

楊青矗是第一個以工廠做背景的小說家,回憶當年寫作生涯,「親眼看到勞工遭受不公不義的待遇,是寫作最大動力」,兩鬢飛霜、仍保有工人樸素氣質的他說。由於深人描寫勞工受剝削的困境,他的小說常形成熱門新聞議題,如一系列為「臨時工」抱不平的小說發表後,「許多工廠的臨時工被升為正式工,一個本來有一千五百個臨時工的大工廠,最後升得只剩百餘人」。

滋養新電影

七0年代的鄉土文學更成為孕育八0年代「台灣電影新浪潮」的養分。寫過小說、改行編劇,最近正為首度執導的電影「多桑」上片奔忙的吳念真毫不猶豫地說,黃春明和陳映真是影響他最大的兩個作家。八0年代中期一進中影,他和小野提出的第一個企畫案,便是改編黃春明小說。「小琪的那頂帽子」、「兒子的大玩偶」首度被拍成電影,大受肯定,敲出文學和新電影結合的響亮開鑼。

然而,本土意識種戶的深埋、發芽,應是鄉土文學最深遠的影響。

三十六歲、聯合晚報副總編輯蔡詩萍回想高中、大學時初接觸這類作品,衝擊不小,「對眷村出來的小孩,以前從沒人跟你講,眷村外的台灣還有這麼龐大的鄉土空間,完全不同於眷村形成的中國觀念」。

如今回頭看七0年代文化界以追尋「土地認同」抗拒西方文化,「西洋的對立面最簡單的是中國,那時所謂的本土化是台灣和中國混在一起的本土,」他回想,那時大家強調的是「自己的」東西,「本土的」、「中國的」這兩組八0年代後衝突的概念,當時和諧並存。中國民族主義的大旗中,其實含蘊日後台灣本土文化論述的根源。

作家、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楊照在一篇回顧七0年代的文章中寫道:「用九0年代流行的語言,我們可以拿「發現台灣來形容七0年代的思想核心。不過七0年代當時的人自以為發現的是「中國,而不是台灣。」

面對聲勢蓬勃,影響力日益壯大的鄉土文學,執政黨戒心日重,黨、軍主導的文藝體系開始丟出「地域主義、專揭社會黑暗面、階級文學和工農兵文學」等紅帽子、黑帽子,終於一九七七年引爆「鄉土文學論戰」。論戰綿延一年多,幾乎所有民間反對力量,包括學界、文化界、初萌芽的政治反對勢力集結成共同陣線,反對國民黨打壓。

如今回首,許多人都承認,那場戰爭的主角不是文學,而是意識型態;爭取言論、思想自由的政治意義大於文學探討。懾於龐大輿論壓力,表面上民間力量獲勝,權傾一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出面肯定鄉上文學;然而,次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反對勢力一網成擒,投入政治未久的作家王拓、楊青矗也被捕,「文化界人心惶惶,好像又回到白色恐怖。」當年即和施明德熟識的作家李昂回憶。

「美麗島事件」為七0年代做結束,更為鄉土文學書下不太美麗的句點。

反帝、反資、反共

從文學史觀點,七0年代的另一文學貢獻是大量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史料」出土,彌補文學史上的斷層。

「台灣新文學運動」發軔於一九二三年,鼓吹用通俗白話文寫作的「台灣民報」創刊。先行作家賴和、楊達、王詩琅等以寫實主義的筆法,毫不留情批判日本統治者的高壓殘暴、經濟壓迫,對受到資本家、會社、地主剝削的弱勢族群如貧賤農民、工人無限同情。

例如,賴和的小說「惹事」寫出日本警察以栽贓欺凌寡婦,卻無台灣同胞敢出頭的悲哀。楊達的「送報伕」描寫小地主家庭,如何因糖業會社警察強制徵地而家破人亡。幾乎篇篇作品都帶強烈的「反帝、反資」色彩,和七0年代的鄉土文學精神相映。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殖民政府實施「皇民化運動」,銳利控訴統治階層的「新文學運動」被嚴厲整肅。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轉進」台灣。官方主導的「反共文學」和民間體系的「現代文學」,成為戰後五、六0年代相伴隨的文學主流。

諷刺的是,「回歸社國懷抱」卻使台灣的本土文學傳統中斷。日文被禁,使好不容易在日據時代成熟的作家陷入創作絕境,不少人因而停筆。「這對作家是多大的心靈折磨!」台大外文系教授蔡源煌感歎,更嚴重的斲傷是國民政府刻意打壓具本土意識的文學,導致「今天根本看不到記錄五0年代社會現實的作品」。

鑑於三0年代大陸「左翼文學」坐大的教訓,來台的國民政府下決心抓緊文藝政策,五0年代設立「中華文藝獎」、六0年代的「國軍文藝金像獎」均以巨額獎金鼓吹反共文學,當時一棟房子幾千塊,獎金可達幾萬塊。

宣傳的東西難逃被時代更替的命運,「反共文學」在歷史真實存在過,作品卻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經典。

教條式的創作無法滿足真誠的文學心靈,現代詩同時在五0年代崛起,為文壇注入清新活力。

「現代詩」、「創世紀」、「藍星」等詩社紛紛成立,包括紀弦、亞弦、洛夫、鄭愁予、余光中等詩人至今尚為文學青年熟悉。

一九六0年,還在台大念書的白先勇,吆喝同學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辦「現代文學」,有系統地引進各種西方文學理論、創作方法,並刊登同仁習作,奏出「現文」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傳奇樂章。

這批學院派的年輕作家注重文學技巧的經營與實驗,勇於創新形式,如意識流的獨白、隱喻、譬喻手法,深入挖掘主角內心世界。種種藝術嘗試,迄今仍是後輩文學工作者必須模仿、超越的典範。例如,白先勇以悲憫筆調為大陸流亡來台的過氣將軍、學者、交際花、小兵塑像的「台北人」、王文興冷寫父子情結的「家變」,已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的「經典」。

文學多元化

但五、六0年代向西方文學看齊,呈現出疏離、孤獨、絕望,獨立於現實社會的文學作品,卻在七0年代後飽受抨擊。

有人質疑它的晦澀文字、扭曲敘述太難懂,「文學變成只是寫給少數人看的貴族文學」;有人反對它蒼白、虛無的存在主義色彩,認為是「知識分子的無病呻吟」;更有許多人批評作家如同長頸鹿般,眼裡看的、手下寫的不是大陸就是美國,「完全無視哺育他們的腳下土地」。

陳芳明以「找不到認同、自我放逐的精神流亡」為它定位。

他認為,處身當時的高壓政治,作家精神空前苦悶,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充分表現在許多作品均以主角死亡做結。例如陳映真的「將軍族」、白先勇「謫仙記」、「孤戀花」、「金大班」的主角無不以死亡對抗現實。「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抵抗文學。」陳芳明說。

「想離開台灣都來不及了,怎還談得到認同?」有人坦白承認。「當年的台北,是一個新生代無時無刻不想逃走的世界。」曾是保釣健將的作家劉大任寫下他六0年代出國留學的心情。

五、六0年代的台灣,白色恐怖陰影籠罩,思想控制無比嚴密,不但大陸三0年代的文學被視為洪水猛獸的禁書,連西方文學的「紅字」、「飄」也在被禁之列,進口的Time、Newsweek經常少幾頁地出現市面。文化機器更三不五時出動做思想檢查,本地出版品被禁是家常便飯。預官考試的題目出現:「自由中國的三大敵人是什麼?」答案是:「自由主義、存在主義、行為主義。」

層層箝制下,西方進口的文學、文化思潮其實是官方默許下的一小扇透氣窗口,年輕人自然趨之若騖。

六0年代的疏離終於溶化在七0年代的熱情回歸裡,走完七0年代,詩人楊澤形容他的覺醒歷程是:從「發現中國-發現鄉土-發現台灣-中國不在-肯定台灣」。

他的轉折,正好點出美麗島事件後,台灣文學趨向的改變。

為數不下數十位的作家如林雙不、宋澤萊、林文義、吳錦發、劉克襄都曾公開或私下表示,美麗島事件是場徹底洗禮。不少人創作風格丕變,台灣意識、台灣人的形象被明顯突出,以前廣泛使用的「鄉土文學」一詞,正式由「台灣文學」取代。

最明顯的例子如林雙不,由早期的抒情散文改寫政治小說,「最近幾年,我企圖透過我的文學作品重塑台灣人的新形象,這種台灣人的特質是很勇敢、有正義、會反抗、有疼心、負責任、很勤儉的,是一種新的台灣人,希望能夠對讀者產生啟蒙的效果。」他曾寫下這樣的自我期許。

八0年代至今,充滿使命,企圖以文化建構台灣族群意識的「認同文學」,仍是不少作家的創作重心,但近十年來,女性文學、城市文學、後設文學相繼興起,八0年代前某種文學型態獨霸的情形很難再現。

文學的多元化,正代表近百年始終被政治意識型態禁錮的文學,終於脫離神燈詛咒,恢復自由身。

魔咒既除,下一步,該是作家拿出好作品,證明文學並未在這個消費社會滅絕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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