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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學術社會-中研院新走向

文 / 楊孟瑜    
199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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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學術社會-中研院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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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條研究院路,長長地指向台北偏郊,但順著這條路前行,並不容易找到盡頭深處的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國家最高學術發展研究重鎮,聚集七百多名探索人類浩瀚知識的專業研究人才,多年來,一直僻處南港一隅,帶點蒼涼孤立地不甚引人注意。

今年,有了不一樣的氣息。

乍雨初晴的六月天,研究院大禮堂擠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學生,和他們的老師、家長,對面的胡適國小在這裡舉行畢業典禮。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研院新任院長李遠哲就坐在台上,認真地看著小朋友領獎、唱歌、致謝辭,是他開放給他們到院裡來唱驪歌的。禮成後,少見的青春笑語迴盪在院區,小小的白衣藍裙一路蹦跳出去。

是這群孩子人生中第一次踏出校門的典禮,也是這個六十六歲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向外敞開了大門。

「中研院應走入社會。」院長李遠哲今年初上任不久,針對研究院未來展望的演講中,明確地指出他掌舵後的新方向。

主動面對社會

五月起,李遠哲率員幾乎每個月定期召開記者會,與外界溝通;八月分,將在市區舉辦一連串通俗演講,由各研究所輪番上陣,傳播科學新知及研究成果;更長遠的規畫是:努力整合、培植實力,以中研院為核心,邀集天下菁英,針對台灣社會重大議題,提供具公信力的意見和解答。

長久以來,外界看中研院,除了每兩年召開一次的院士會議(眾多院士如候鳥回巢,吸引媒體逐訪),及各別研究員在外表現活躍(如民族所胡台麗拍攝的原住民紀錄片迭獲影展獎項,瞿海源、蕭新煌等人參與社會運動或勤於發表文章)之外,似乎難以尋覓其與社會的關聯性。

中國著名學者蔡元培、胡適盡心澆灌過的這片學術研究天地,也曾被「不識廬山真面目」地忽略其重要性。南港當地居民看著每天從院裡進進出出的研究員,當成是念書的研究生,狐疑問道:「你們怎麼還沒畢業?」;一位資深立委曾邀幾位學者到家中議事,座中眾人紛掏出名片之際,這位民代渾然不識「中研院研究員」為何,獨對「某某大學兼任教授」頭銜另眼相看。

其實,中研院曾一肩承擔中國學術教育的重責大任。人文社會組院士許悼雲指出,研究院「最早設立時,是負責學術和教育發展的總機構。」其後隨政府遷台,成為專設的研究單位,具總統府學術幕僚的意義,只是這項功能隨著數十年來政經演變,已經淡化;另外,台灣各大學相繼茁壯之後,中研院引導教育發展的功能也逐步消減。目前定位,「是專業的高級研究所群,擔任大學較無法做的,基本且長期的研究工作。」許悼雲表示。

時代壇變,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卻不易被磨滅。尤其是兼具國際和國內崇高學術聲望、兼具政壇高層和工商企業界人脈、兼具科學研究和關懷社會熱誠的李遠哲接任院長,各方益發思考和期待;中研院應和此時此刻的台灣社會如何互動?

學者貢獻社會的方式,根據民族所研究員、台大社會系教授瞿海源的分析,有下述兩種:一是學者從事的純學術研究,經過長期的嚴謹過程,逐步轉化為社會運用,如醫學、生化科學等科技應用,稱之為「工程的模式」。另一則是擔任「知識的建構者」,學術界以知識參與社會,依照專業素養和學理基礎,提供新觀點、新見解,讓社會各階層人士獲得啟發、或助其解決問題,如近幾年混沌理論的廣為熟知。

「當然,近年來社會對中研院、對李院長的期許增加,其意義就不僅限於科學研究應用而已。」坐在院中最具建築特色、也最具活動力的民族所裡,瞿海源說道,「只是不論如何參與,都應順其自然,不要勉強。」

走出純研究的小圈圈

綜觀學者群對社會之積極參與,解嚴前後有截然不同的階段。瞿海源指出,之前,是需要破禁忌的時代,學者發揮知識道德勇氣去爭民主、求改革;之後,是需要專家的時代,一旦打破禁忌,必須將理想逐次落實,特別是攸關大眾的公共政策,如核能發電問題、金融法律秩序、高速鐵路工程等,皆須借重學者專家。

中研院在這脈絡中,並非毫無作為。一九七0年代,民族所的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幾位學者即推波於民主改革風氣中;進入八0年代,人文社會學領域者不時現身媒體,關注宗教、政治、社會議題,自然科學領域者也在生物醫學、地震探測等應用方面頗有成績;到八0年代末期,社會力漸迸發之際,中研院學者對社會的關懷參與,已不分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如五二0農民抗議事件發主後,即集結了人文組、數理組各所研究者實證探究事件成因。

九0年代的今天,當李遠哲肩負眾多期許接掌中研院,提出邁步向外的理念時,院內外隱隱然有共識呼應。

經過討論,七月初召開的院士會議先舉行會前會,打破慣例地首度邀請國內工程與生物相關領域學者,與院士共同研討發展策略。院士會議的首日下午,並有一場「人類的將來」研討會,開放民眾旁聽,會場裡,已有民眾直接表達希望學識卓著的院士們能為國內亟需的通識教育盡心。

李遠哲和動物所的座談中,一位位終日鑽研昆蟲、鳥類等生態的研究人員提出討論:「我們有那麼多優秀人才寫了那麼多著作,我們有胡適紀念館,外界有多少人知道?」「我以「劉姥姥進大觀園!來形容中研院的開放,先把硬體做好,軟體可邀附近老師合作……」

協助李遠哲推動院務的總辦事處長李國偉表示,正在規畫中研院對所在地南港地區的睦鄰工作,包括對鄰近社區問卷調查,考慮開放院內資源供居民分享,邀文建會合作把精緻文化帶到南港。

即使是從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原子分子研究所,也有心貼近社會。研究員林金全表示,「走人社會是一定要做的,我們做科技研究的有點像天之驕子,那些高級儀器設備都是用納稅人的錢,我們不能光拿民眾血汗來做自己興趣,必須努力帶動科技發展。」因李遠哲大力遊說,而於一年前割捨二十餘年美國IBM研究資歷返台的莊東榮進一步指出,「尤其台灣進入科技時代,研究者的責任也關係我們社會對科技知識的認識。如果通俗演講排到我,我一定參加。」他說得語氣鏗鏘。

內部整合

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灌注社會,向外邁步的根基,在於中研院內部的實力重整。許多人寄望於新任領導者的大力擘畫、整合。「先讓研究工作者關心這院、這社區,他才有可能關心社會。」經濟所副研究員林小嫻說出到院五年的感受:「我們需要一個有活力、有希望的地方。」

這幾個月來在院區,不時可見到新任院長李遠哲頂著大太陽行走,拜訪各所,到活動中心餐廳吃飯,和同仁談研究、聊院務。連正值四十出頭中生代的化學所所長周大紓也不禁佩服:「他是個工作積極、活動力強的人,為我們帶來了活力。」

李遠哲正致力將中研院營造成「學者的社區」--一個活潑的腦力激盪場所,使學術研究者有不斷向前的動力。

歷史語言所院士杜正勝深有同感:「中研院集結了各領域的人才,智慧應互相交流。」他指出目前不乏各所專業的演講,但應該有不同所之間的交流,如物理學界的學者演講給非物理界人士聆聽。如此激盪,才能造就出具開創性的成果。

周大紓在擔任化學所長之後,才因為開會之便認識了其他所長,以前「就是每天進了大門,直接走到所裡,進實驗室,做研究、看書,下了班就走出大門。」他發現不少人都是如此,連對面所裡的人都未必相識。

延續首任院長蔡元培自北大學風、自知識分子風骨帶來的學術自由風氣,中研院內做研究一直相當獨立自主,院方也不干涉各所。不過熟悉中研院的院內院外人士多會指出,正因如此,這個研究重鎮具有「各所獨立」之利,也有「各自為政」之弊。而時至今日,學術界跨領域的發展日漸顯著,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日益迫切,研究社群的團結整合更具重要性。

旅美數十年的許悼雲院士指出,中研院要提升學術水準,須朝二方向發展 把單兵作戰的個人研究習慣轉化成團隊合作(teamwork),及加強科際整合。「很多新的學術領域,大多是在科際之間的無人地帶,」他直言:「如果一且守在原有地帶,將很難突破。」

日本學界在群體研究方面即表現突出。史語所所長管東貴舉例,針對中國的書簡,日本就有學者自己組織而成的跨科際研究團體,由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的知名學者大庭帶領導,十幾位漢簡學者、古文字學者、自然科學家(分析書簡化學成份)、電腦專家等,自四面八方定期聚會探討,幾十年從不間斷。「他們在國際間持續地發表成績。」管東貴的桌上,就擺著一本這群日本學者的最新著作。

群體作戰,除了上層的科際整合,同時亟須堅實充沛的人力資源和支援系統(supporting system)。從院士到基層研究人員,對此都心懷關切。

位在台大校園的中研院原分所,擁有學術界稱羨的高科技儀器設備,及多位李遠哲費心延攬歸國的海外傑出研究者(包括新任所長林聖賢院士),清爽的樓層裡,有著「菁英共聚為科技和杜會努力」的昂揚士氣,也有受限於人力資源瓶頸的滯鬱氣悶。黃良平、林森茂、林金全等研究員,此起彼落地談及專業技工、基層人力因無法升等和待遇不平而嚴重流失的問題……。

全面改革的大工程

李遠哲要整合中研院,毋寧是從上到下、從新及舊,皆須縱橫深剖的大工程。他顯然已洞悉到許多關鍵點:

為調整人力結構和資源分配,六月二十日於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再談我國科技的發展」報告中,李遠哲直言不諱地碰觸國內科學界困擾已久的人事、經費問題。雖是老問題,不過「他抓住務實的細節,若做得好,就是有希望了。」中國時報資深科技記者楊維敏評價。

為凝聚團隊作戰,李遠哲積極延攬資深研究工作者回台任職,以發揮引導年輕人、突破研究瓶頸的力量;已邀得國際知名人類學者、曾在台灣首創大型整合計畫的張光直院士,擔任中研院副院長,負責統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今年的院士會議,首度大幅開放院士與研究員直接溝通,更早在會議舉行前,即在院內刊物上徵文「我對院士們的期望」。在在活絡中研院、提升中研院。

「這是很艱鉅的任務。」看過研究院三十多年歷程的管束貴所長強調。

中研院走過更艱鉅的歲月,民國十七年成立不久即因戰火四處飄零,遷台之際也只來得及遷出一所半(史語所和只有書來、人沒來的數學所),撰寫院史初稿的秘書組主任陶英惠還記得,那時把書籍資料放在楊梅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倉庫裡,人員則因傅斯年之助,寄居台大。遷居南港後,直到民國七十年隨著政府政經情勢變化,實施連續三個「五年計畫」,才有大幅度發展,至今擁有二十一個研究所,一千多名工作人員。

民族所瞿海源點出,由於政府遷台後對國家整體學術研究並不看重,相形之下,中研院雖僻居一地,卻結實擔任了「保存台灣學術研究實力」的重要角色。

南港氤氳,中研院保存匯聚的實力終究、要擴散及人群,提升至國際。頂著桂冠光環的李遠哲和其集結的研究群,任重而道遠。當他們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要攜手社會之際,社會大眾也有責任,如同院士杜正勝所言:

「當社會眼光放得更遠,對學術研究不求速效,對知識探討願投注心力,中研院和社會的互動將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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