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去美國讀書，就是攻讀「經濟發展」，想一心一意地把自已的國家擺脫落後，自己的同胞免於匱乏，
三十年後的台灣，已是「新興工業化」的社會，三十年後的中國大陸，正逐漸掙挽貧窮的枷鎖。在此一時刻，再冷靜地探討：「為什麼要經濟發展」可能會給兩岸人民一些新的啟示與痛的省思。
(一)戈巴契夫的回答
話從二月下旬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應聯合報系的來訪說起。稱他為「世紀偉人」並不誇張。由於他的堅持(或者無奈)，武力不再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工具，柏林圍牆在他眼前倒塌，東歐在他任內脫離附庸國的軌道，冷戰在他手中結束，他穫諾貝爾和平獎，真是實至名歸。
戈氏對世界的貢獻是「解讀」多於「重建」。他把共產政權徹底地解體，可惜在沒有「重建」以前，就黯然退出政壇。
正由於他曾是蘇維埃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最清楚共產政權的本質，因此，我向他請教所有海內外中國人都關心的一個問題：「過去十五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得到國際間的肯定；但在同一時間裡，大陸的政治改革則受到嚴厲的批評。根據您對共產黨的瞭解，經濟改革能不能帶來政治改革，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與布希所認為的，還是經濟改革不一定能帶來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