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開支票 三五年內台北改頭換面」
「四條捷運同時動工 幹線道路開腸剖肚」
「中華路將展新貌 地下街林蔭大道」
變、變、變，台北市正以驚人速度汰舊換新，拚命趕在二十一世紀來臨前，躋身「現代化」都市之林。
過去十年，台北市民已擁有豪華壯觀的兩廳院、世貿中心、台北新站……；高樓大廈更由十幾層到幾十層，以平均每年增加八九百棟的速度，自商圈擴散到市郊。
生命地標走入歷史
同一時間，一處處銘刻台北市民共同記憶的舊陸標，在「發展」怪手的攫擊下，無聲無息走入歷史。
建於日據時代的台北車站和圓山動物園在民國七十五年，先後消失，前者被夷為平地，後者的圓山貝塚遺跡上，則蓋起「兒童育樂中心」。四年前，一把火燒掉中華體育館的屋頂；最近一年，國際學舍、中華商場相繼遭台北市政府拆除，黃大洲市長並自傲於公共建設理念得以貫徹。
或許，從都市進化論的觀點，舊空間注定會被時間淘汰；許多台北人卻不免有分失落。
台北的變貌讓舞蹈家林懷民驚心。他覺得自民國七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彷彿活在完全陌生的城市，全新的台北幾令他不敢面對。「世界上總該有些東西是不變的，」林懷民惋惜的不只是硬體建築物的消逝，還有那無形中跟著走的人的品質、信念和價值觀。
「當我們所有記憶裡的東西都不見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感情是否也會被掏空？」出版人隱地低問。
無論如何，這些出現在白先勇、黃春明、劉大任……的小說裡，出現在李行、白景瑞、劉家昌……電影中的熟悉景物，曾真實的和台北人的生命歷程有過密切交集。它們是台北人共同的生命地標。
年逾七十的老畫家顏水龍，在台北舊火車站被拆那天，站在館前路門口，哭了。
那是一棟厚實又帶點古典風格的建築物，完工於一九四０年，日本人稱它為「台北驛」，台灣人叫它做「火車頭」。多少顏水龍那一代的台灣青年，少小離家，先坐火車到基隆，再上船赴日本、大陸，甚至南洋；光復後，又有多少中南部「出外人」背著簡單行囊下車到台北打拚，年節時再提大包小包行李擠火車返鄉；正門口的大時鐘下、噴水池畔，更是多少人郊遊、約會的集合地點。
舊火車站也帶給作家子敏數不清的溫暖回憶。
民國三十四年初抵台灣時，子敏仍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假日最喜歡和好友騎腳踏車到北投、淡水玩。回程力氣用盡，再坐走走停停、讓人一路驚呼關渡紅樹林、淡江夕照美景的北淡線晃回台北。腳踏車則可免費托運，下車領回「鐵馬」，悠閒騎回住處。
如今子敏兩鬢飛霜，北淡線鐵道也早已被撬起，改鋪設捷運高架系統。
政府遷台未久的民國四十年代，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口號下，一般民眾的物質、精神生活只能用「貧乏」概括。對孩子而言，「能夠坐三輪車到動物園，已是天大的朝聖之旅，」民國三十九年出生的建築師陳國偉談起動物園時，綻放滿臉笑意。
到圓山動物園「朝聖」
他的父親是知名人類學者、前文建會主委陳奇祿，光復初期在台大任教。每次全家上動物園，陳奇祿和太太各抱一個小孩坐上三輪車僅有的兩個座位，而老大的陳國偉只能蹲在父母膝前，從新生南路的台大宿舍沿榴公圳到圓山。
晴天時有風景可看，不覺路途遙遠；下雨天悶在帆布蓬裹，陳國偉蹲得雙膝發麻，只覺路長得沒有盡頭。遇上爬坡路段，全家下來幫忙推車外，有的車伕還趁機加價。
圓山當時對兒童除了郊遊、看動物外，深具其他多種吸引力。看到飛機從頭上呼嘯低空飛過，在那個無飛機可坐的年代，足以向同學誇耀大半天；或者，到隔鄰的兒童樂園租把鳥槍打「朱毛匪幫」靶，也是過癮的事；最後花個一塊錢租小木船划過清澈的基隆河到對岸草地……。
寫「台北老街」的作者莊永明高中時，最喜歡邀同學造訪圓山靠基隆河畔的露天茶座。泡杯茶，聽現場演唱的國語流行歌，他經常斜躺在竹榻椅上和朋友「開槓」(閒聊)、看藍天、數繁星，消磨整晚。那時約民國五十年初，圓山旁沒有高架橋、也沒有高速公路。
同一個夜空下，師大畢業不久，在中學教書的鍾毓田都可能正聽完國際學舍一場大師級音樂會，飄飄然回味地鍍步回家。
民國四十五年啟用的國際學舍，原是外國留華學生的落腳處。包括宿舍、餐廳、體育館、文化廳。當年因三軍球場剛拆，它可容納一千五百人的體育館，是台北唯一大型集合場所。舉行大型籃球賽外，更是第一屆中國小姐的選拔會場。
但國際學舍最令人難忘的，仍屬遠東音樂社在民國四、五十年代舉辦系列藝術表演活動，首開外國藝術家來華表演之風，散播藝術欣賞種子。
拿出一疊泛黃、紙質粗糙的節目單，前遠東音樂社長張繼高細數包括大提琴家帕蒂高斯基、女高音史蒂蓓、舊金山芭蕾舞團……等當代頂尖藝術家如何風靡台北觀眾。
體育館裡開音樂會畢竟是不得已的克難作法，幸好觀眾的熱情和鑑賞力稍微紓解音樂家的不快。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席女高音史蒂蓓演唱完後，告訴張繼高：「We have understanding audience。」然而走遍世界都是在有水晶燈、玻璃柱的堂皇歌劇院表演，她離華前仍忍不住說了一句：「我沒想到在倉庫裡辦音樂會還能這麼愉快！」
民國五十九年後，音樂會大都移往中山堂及國父紀念館，國際學舍的用途轉為辦書展、商展……輝煌歲月漸行漸遠。
樓起樓塌的中華商場
五十年代造成轟動的不止藝術表演，普羅大眾更感興趣的是台視開播、梁祝首演、林絲緞裸體攝影展、楊傳廣十項運動奧運得牌……，但最和市民生活相關的大事是－－「中華商場」終於在民國五十年落成。
中華商場曾是台北市重要地標。每當北上列車的乘客看到這條綿延一公里的水泥長龍，就知道「台北到了」。
詹宏志在「城市人」書中寫道：逛街成為一種消費的方式，一種生活方式和娛樂方式，都是晚近的事；而中華商場的誕生對台北市民的逛街行為產生關鍵性影響。
一千多間店舖，吃的、用的、穿的，包羅萬象。子敏家的第一台收音機、鍾毓田的第二雙皮鞋在那裡購得。年輕學生訂做制服、家庭主婦買蒸籠、留學生出國買皮箱和中國風味的小禮物、阿兵哥填補遺失裝備，都在中華商場。
而許多外省第一代在這裡消磨鄉愁歲月。
六十六歲的退休公務員薛翼翔打年輕起就是常客。單身時和朋友上清真館打牙祭，四十歲那年結婚在真北平請客；周六下午他偶爾會到國光茶藝館擺擺龍門陣，晚上再到對面國軍文藝中心聽戲。「一輩子就這麼過去囉！從反攻大陸等到返鄉探親。」
而在美國流行文化席捲台灣年輕人的民國五、六十年代，中華商場是美國文化的傳播站，也是櫥窗。
三十八年次，任職於新聞局的作家郭冠英在政大念書時，周六、日必然到哥倫比亞唱片行報到。當年，新生戲院對面的幾家唱片行鎮日用大喇叭播放貓王、披頭四、鮑布狄倫以及排行榜的熱門歌曲。「美國一出片，這裡一個禮拜就盜版，」他說。閉上眼睛，郭冠英還能清晰看見長廊上流動著的雞窩頭、迷你裙、AB褲、嬉皮裝……。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中華商場的全盛期，人潮不斷。二秦二林當紅，西門町電影街賣座鼎盛，某段時期市政府為疏散交通，甚至禁止空計程車駛入西門圓環。
「屏風表演班」的李國修，還靠這條法令賺了不少零用錢。在鄰居媽媽吆喝下，他們一夥住商場第八棟的青少年，專門站在第五棟路頭前，排隊當職業乘客，讓空計程車得以駛入西昨町，司機每次會給他們一塊錢。
「搭計程車還能賺錢，大概全世界絕無僅有，」李國修得意地說。他自號「商場第一代原住民」，從五歲住到二十七歲才搬離。
然而，中華商場畢竟光芒漸褪、風霜浮現。油煙和火車煤灰的長期薰染，使它油膩斑駁。許多店面一再轉手，更富有的消費者轉向東區消費。天母東路、南京東路、忠孝東路、敦化南路……一個個新商圈在民國六十年代後期崛起，高樓大廈林立。
失憶的城市？
民國七十年代的台灣社會急遽往前衝，遠遠把中華商場拋在腦後。
八十一年十月，台北市政府動員三千人力、耗費四千萬元，強力拆除中華商場。轟隆聲中，見證台灣經濟發展的八棟建築物逐一灰飛煙滅，彷彿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舊空間被摧毀、新空間出現，在台灣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都市發展理論主導下，城市不斷更新的結果，必然缺乏歷史的紋理，而顯得膚淺、浮誇。「市民對城市的集體記憶既然無法累積與傳承，他們怎麼去愛和認同這個城市？」台大城鄉所規畫室研究員鄧宗德強調。
紐約市的作法或許值得參考。
紐約也曾經是一個毫不猶豫汰舊換新的都市，但當仿古羅馬「卡拉卡拉(皇帝)浴廳」所建、極具建築藝術價值的賓州火車站，因商業利益被摧毀後，終於激發市民自覺運動，促成紐約市政府在一九六五年訂定「陸標保存法」(Landmarks Preservation Act)。
之後，凡要拆除任何超過三十年歷史以上的建築物，必須經由藝術家、建築師、歷史學者、房地產開發商、市民代表合組的「紐約市陸標保存委員會」審核。寫「新世界交響曲」的音樂家德弗札克的故居，是棟不起眼的三層樓，即因它的文化價值被保留。
新的一年，迪化街、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舊址將面臨拆除與否的決定；明年、後年又會有多少具共同記憶的陸標面臨同樣的命運？
陸標，是讓下一代瞭解城市歷史的基石。充滿生命力、迅速更新的台北，會成為一個失憶的城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