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一輩的台北人大概很難想像四十年前台北的模樣。那時候，市區裡有綠油油的稻田點綴其間；馬路上雖然沒有馬，但偶而會看到牛車優閒搖晃而過；十字路口少有紅綠燈，也沒有什麼交通規則可言，但汽車和行人自求多福，各得其所。
如果說，「自由」是以「不受拘束」的程度來衡量，那個時代，真是個非常自由的世界。
經濟發展幾乎改變了一切。隨著物質條件不斷地改善，台北市的稻田不見了，牛車不見了，人們來去自如的「自由」，也早就消失無蹤。但另外一方面，過去有能力出國旅遊的人少之又少，現在沒出過國的倒算是稀奇；汽車過去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現在對多數人而言則早已是必需品。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來，既然大部份人的活動空間比以前開闊許多，人們似乎又享有更多的「自由」。
可是，現在雖然有遨遊寰宇的自由，卻不像以前有直接過馬路的自由，因為兩邊的快車道間常有護欄相隔；現在雖然有藉著電話無遠弗屆的自由，卻不像以前有隨地吐痰或丟煙蒂的自由，因為會被取締處罰。此消彼長之間，到底我們的「自由」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當然，世間沒有衡量自由的「尺」。高下、好壞，全由個人主觀判斷決定。然而，更重要的也許是，當必須限制「自己」的自由時，我們取捨的界限在那裡？
自由可貴繳稅價更高
以繳稅稽核為例，如果有人出門以豪華轎車代步，衣履配備金光閃閃，所得稅卻繳得屈指可數，那麼，稽征機關能不能要求當事人說明這些消費的來源呢？
這也許不容易，因為除非稽征機關派人盯梢，不然掌握不了這些消費資料。那麼，稽征機關能不能利用其他資訊管道來取得相關的資料？例如要求水電公司提供用戶資料，凡是用水用電多，但申報所得卻出奇少的，就另眼看待？能不能要求銀行提供存款戶頭裡往來收支的資料，甚至根據銀行存款往來金額而「推定」其所得，再依「推定所得」課稅呢？
探討這些問題，不可避免要追溯社會制度的本質。不管過去的歷史經驗如何，現代民主政治的成立與運作，可說是基於民眾的同意(或默許)。這好比民眾共同簽署了一紙「社會契約」，詳細規定了個人的權利和責任，以及政府這個「代理人」的權限。好此，在考慮每種措施的取捨時，每個人都可以自問：我贊不贊成這種作法？
如果稽征機關不能運用這些「間接」資料，那麼，為了課這些(可能是以障眼法投機的)人的稅，就必須動用額外的人力物力，而且我們可能要多繳些冤枉稅，以支付這些額外的人力物力；如果稽征機關能運用這些間接資料，我們就可以少繳些稅。
權衡之下，我可能會贊成政府「可以」有權宜的作法。也就是說，為了能少繳些稅，多留點錢，好有隨心所欲的「自由」，我很可能自願放棄不受干擾的「自由」，容許政府(可能是稍微過分的)探索我的隱私。
如此看來，「自由」的性質和內容似乎一直在改變。但是，既然我是以一種「自由」換取另一種「自由」，交換之後，我的自由應該是「增加了」才對－－要不然我又何必作繭自縛，多此一舉呢？
(尹明為台大法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