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話本小說裡曾經記載過朱熹的一件畢生憾事：他宣揚道學、嫉視富商。在福建任知縣時，有個窮措大歹徒探知他這種癖性，悄悄的將自己祖先的枚碑埋在某位大戶人家好風水的土地裡，而後指控大戶竊占，訴之於官。朱熹對有錢人原本就沒有好印象，審理此案當然只聽窮人一面之辭，何況還有掘出的枚碑為證。於是，這個富人被坑陷，失了土地，還挨了皮肉之苦。
朱熹自以為替天行道，心中竊喜；但時日稍久，他也由街談巷議知道自己曲判。他到那個曾經爭訟的好風水土地上祝禱：「此地不臧，是無地理；此地若臧，是無天理。」當夜霹靂大發，傾盆豪雨，一個龍穴變成了泥潭。在傳奇小說裡，老天爺的公正無私，解決了朱熹這種由於知識分子的偏執造成的後患。
朱熹的故事，其實並不能算特例，從古而今，無論中外，始終存在著「反商主義」及「反富主義」的傳統。為富必然不仁，凡商一定奸邪；富人想要上天堂，其難有如駱駝穿針眼。這是種文化上的刻板思想，重農時代的殘餘。
在土地是人類唯一生財工具，資源有限且集體貧窮的古代，少數富人及商人都會讓人產生巨大的「相對剝削感」；感覺形成意識，意識變成了道德，「反富」及「反商」也就因此成為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道德，從它的反面長出了「有飯大家吃」的平等主義烏托邦。
烏托邦救不了世界
這種烏托邦說說倒也無妨，但最好不要讓它在人間出現，直到如今，它仍然只是個批判的範疇，卻不是個可以被檢驗的範疇。
「反商」「反富」是一種簡化了的道德意識，它是永遠的否定面，也是永遠的殺手。它將應當程序性思考的分配問題道德化，這一種論述型態裡躲藏著極權主義。
一九七０年代後期，法國新興哲學家格魯克斯曼(Andre Glucksman)、德勃艾(Regis Debray)曾有過一陣「反德意志哲學風」，他們最強的論證之一是：無論左邊或右邊的極權主義，「它們都不是從某個領土或某群人口中產生，而是誕生於談問題的概念及方法中。」而「反商」「反富」正好就是這種談問題的概念與方法；這種談問題的方法是「前現代」以「道德」壓人的老招術；這種談問題的方法是懶惰的文人知識分子拯救自己的方法，但它卻不能拯救世界。
反對「反商」「反富」，並不意謂著肯定富人及商人的一切作為，尤其是在這個「金權政治」日益猖獗，金錢可以穿透政治及法律，而社會的所得分配也日益不公平的時候。然而，新問題從來就不是舊方法所能解決的。「反商」「反富」連舊的問題都不能解決，遑論現在這些更複雜的新問題？
想要用「道德」來解決問題，只會製造出一大批虛與委蛇的「偽君子」，甚至更壞的結果。因此，現代社會不用道德，而是將它不能解決的問題分門別類的拆開，以政治、財政、法律……等無限多的手段，重新加以設定，飄浮在虛空中的道德才能落實，人類的進步也才可能累積。
相對於這樣的變化，徒托空言的文人知識分子也必須改變為「公共型的知識分子」，他必須通曉更多專業知識，不能繼續懶惰得只會訴諸道德或者罵人的勇氣！
而這或許正是目前台灣的難局，我們的新問題日益增多，而輿論媒體所因襲的仍是「前現代」的談問題的方法，太多的「道德論述」、太少的「公共論述」。
從選舉風氣到金權政治，再到華隆案，每件事都空言談過，卻無一落實累積，「反富」「反商」成為媒體的最愛，這種不從「制度設計」著手的思考方式是不是也應當趕快「現代化」起來呢？
(南方朔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