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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教物理之前-獨家披露方勵之美使館手稿

文 / 方勵之    
199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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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教物理之前-獨家披露方勵之美使館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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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0年代初,我在歐洲。有一次,同行之間閒談起個人的經歷。我說:「我曾多次在田地(field)上工作過,」

一個同行不明白我為什麼多加一個形容詞「多次」,追問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曾一直研究場論(theory of field)?」我不禁覺得英文大有缺點,怎麼竟把物理中的場和農村的田野,如此不同的兩個概念用同一個字來表示。

也許,對說英文的朋友來說,這不會引起混淆,因為,他們極不可能同時在這兩個領域工作。可是,對說中文的我們來說,在這兩個領域工作過的,卻大有人在。五0年代、六0年代、七0年代間,我前後就有四次從物理的「田野」,被驅趕到農村的田野。

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是一段既沈重而又輕鬆的生活。

反右派運動的後期,毛澤東提出「幹部要下放勞改」,就像我是中國的第一批青年團員一樣,我也是中國第一批的下放幹部;就像我入團時並不嚴格符合團章一樣,我的下放也不嚴格符合「幹部下放」的原意。

光榮的下放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詞彙學,「幹部」與「群眾」是兩個相對的概念,前者指治人者,後者指治於人者。所以,「幹部」是指大小官員;「幹部下放勞改」的字面含義(即報紙上的解釋)是,大小官員應當到被他們管理的群眾中去,參加勞動,體嘗甘苦。應當說,這層意思並不壞,下放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顯然,依據這種字面的含義,對於當時只是一名最低等的研究實習員的我,是絕對輪不上得到這樣的光榮,成為一名下放幹部的。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真是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之中沒有一位肯來享受這樣的光榮,卻把光榮都給了我和我的同事。

近代物理所(我當時工作的地方)被下放的數十人,大部分是年輕的研究人員。同我分在一個小組的兩個人,一個也是研究實習員,另一個是實驗室裡的工人;後者的工作本來就是最底層的勞動,居然也還要作為幹部來下放。稍加注意就會發現,這些「光榮」的獲得者有一個共同點,即很多都在反右派運動中「有問題」。

實際上,凡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大小批判的人,無例外地都成了下放幹部。所以,中國的幹部下放措施,從第一天起,其實質就是一種懲戒,一種光榮名稱之下的懲戒。

十二月中旬,我們背著沈重行李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登上南下的列車,去農村。這時,倒有不少幹部來送行。他們給每一個下放的人胸前掛上一朵大紅花;以前,似乎只有中了舉的,或當新郎的人才掛這種花。站台上,幹部們的祝賀聲、祝願聲、鼓勵聲,此伏彼起,好不熱鬧。一時真是顯得我們光榮極了,其好像我們是第一批登上通向極樂世界的乘客。

後來讀歷史才知道,光榮加懲戒,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是中國歷代獨裁者的慣用方法,十四世紀,明太祖朱元璋一面處死他的元帥徐達,一面又給徐達樹立一個功德碑;這個巨大的石碑至今還孤零零地轟立在南京的郊外。

那天,李淑嫻(編按:李淑嫻是方勵之的妻子、北大同班同學、畢業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也去送我,在最後相依偎的幾分鐘裡,沒有言語,但卻是至深的祝福。

我U放的地點是河北省贊皇縣南邢郭鄉。贊皇縣位於太行山的東麓,西邊一半是山區,東邊一半是平原;南邢郭鄉位於東邊。從北京乘京漢線火車,南行約五個小時有一個小站,叫元氏。從元氏到南邢郭鄉距離最近,但交通工具只有馬車。如果坐上雙套(即由兩匹馬拉)的膠皮輪大車,跑上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生活千篇一律

馬車拉著我們三個人進村的時候,天已黃昏,沒有人、也沒有狗,土地上沒有一絲綠色,死沈的灰黑。周圍也極少有樹,平坦呆板的田野上,只有幾株好像是遇劫之後的枯枝,突兀地插在地上。

村落沒有燈光,遠遠看去只能分辨出一個黝黑輪廓,趴在大地上,有如一塊大石頭,好像從蠻荒時代就被遺忘在這裡,再沒有人過問。難道,這就是「太行山上」歌裡的太行山麓嗎?小學學唱「太行山上」時在心頭建立起的美感,從此蕩然無存。

太窮荒了,這是當時唯一的感覺。

應當說,年輕的時候,我並不懼怕窮苦的生活,甚至不時還有羅曼蒂克的遐想--去過一段艱難歷險的生活。然而,眼前有的並不是艱難歷險,而是窮荒之中的愚鈍和呆滯。

這裡的生活並不需要任何智慧和勇氣。任何痴笨的人都可以安穩地生活下去,無災無難,或者不知道何為災何為難。生活在這裡已經不變地循環了一千年,也許兩千年了。「贊皇」一名的來歷,就是由於幾百年前一位皇帝曾路過此地;從那以後,生活更是沒有,也不准有一絲變化地循環著。

勞改聖潔靈魂?

我們住在村長家,他有一間空房。沒有電,整個村莊都沒有電,三個人睡一個土炕。因為土炕直接與大地連通,必須把炕燒熱才能睡覺,否則很快會受冷而得病;就是有冬泳本領的人,也不能抗拒來自大地的寒氣。

燒炕用的主要能源是麥秸。受潮的麥秸很難燃燒,而且,當地火柴也很缺,最通用的起火器仍是天然的打火石。

你要學會新石器時代就已有的打火石用法。首先,用一小鐵玷打擊火石,讓它發出火星,把一小絨紙卷放在火星迸發處。如果打得好,火星可以使絨紙達到攝氏二三二度,或華氏四五一度,即紙的燃點。絨紙開始無焰燃燒,這時,再用嘴小小一吹,無焰燃燒變成有焰燃燒。再用此小火焰引燃乾草,火焰變大。最後,用乾草的火去點燃麥秸,成為大火。

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要以嘴吹氣,忽大吹,忽小吹。你必須有足夠的肺活量,才能使火看起來。普羅米修斯的肝臟之所以每天都要被天鷹吃去,可能就是要讓他失去底氣,無力吹火,再也不能盜火。

取水比取火略為先進,超過了石器時代。村裡只有井水,井很深,十公尺左右。井盤上裝有一台轆轤,可將裝滿水的桶從井底絞出,雖仍是人力,但因有阿基米德的槓桿原理,故不感吃力。困難的是將空桶放到井底時,必須讓水桶翻轉,桶底朝上,這樣,桶才會下沈入水,裝滿一桶水。否則水桶會一直漂浮在水面,只能裝滿半桶,或根本裝不到水。

一個在十米以下的東西,只有一條軟繩與你相連,要對它進行姿態控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大概學了半個多月,才掌握了這種超距控制技術,能準確地讓水桶以朝下姿態人水。這半個月裡,我經常被困在井台之上,不得不大作牛頓的水桶理想實驗。我相信,世界上不會有太多的物理學家曾像我這樣忠實於牛頓的水桶。

南邢郭鄉地處平原,還算是贊皇縣比較富的地方。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從哲學研究所下放,也來到贊皇縣,但他是被放到西部山區。那裡就連水井也沒有了,水的唯一來源是雨。地上挖有一些大坑,用以積留雨水,吃水用水皆取自坑中,到冬季,不下雨,積水日趨減少,這段時節,除了食用之外,一切其他用水嚴加禁止。

我這位哲學家同學告訴我,因為缺水,他曾一連有四個月不洗臉也不漱口,也許這倒很適合他的職業--哲學。在中學時,我們就給他起過一個綽號thinker,因為他常常模仿羅丹的那個有名雕塑,枯坐沈思,好像進入了玄境。顯然,不洗不漱而幽居深山的生活,更接近哲學家所追求的玄妙境界。

一些非哲學家則難於在這種境界中忍耐,離隊了。同我一起來的那個工人,一個月後即自行跑回北京,不再回來。然而,大多數的年輕知識分子,都漸漸地在這種原始生活方式中堅持下來。因為,他們(包括我在內)都真的相信,只有通過這荒漠原始的磨練,才可以使自己的靈魂走向聖潔。

當時人人清楚,我們這些下放幹部是來改造思想的。尤其,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批判的人,更有一種負罪感。覺得只有通過繁重而艱苦的體力勞動,才能使自己得以贖罪和新生。應當說,這種認罪的心態,是真誠的,無矯飾的。有不少人,一下到農村,就拚命地勞動,什麼工作髒、什麼工作苦,就去做什麼。下意識地認為,勞動愈多,贖出的罪也就愈多,兩者是成比例的。

然而,「自己當真有錯有罪嗎?」這個問題也總在心頭時隱時現。因為,總是有兩個各自合理但又相互對立的推論,纏繞著自己,像一個不可解的康德的二律背反。

二律之一是,鬥爭會上那些「不老實!」的口號聲,並沒有從邏輯上證明那些右派觀點是錯誤的。特別是為什麼研究三害根源就是有錯有罪?難道一件事是可以沒有根源的?二律之二是,無論如何,似乎也不應懷疑共產黨或毛澤東本身的正確性,這是自己的信仰所在,既然反右派運動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怎麼可能那些被批判的有派觀點一點也不錯?

勞動帶來的疲憊和困頓,也許能像麻醉品一樣,使自己暫時地忘掉這個背反,然而,並無助於找到它的解。

跟著,是一個更加難解的背反。

「冷凍」愛情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我接到李淑嫻來信,她說,她已於一九五七年底正式被開除了黨籍,這本來是意料中的事,鄧小平在有關反右的報告中早說了,黨內的右派分子一律都將被清除出黨。

問題是,當時我還是黨員。按照階級鬥爭原則,我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只有一條路,即立即與李淑嫻斷絕關係。因為,一個共產黨是不允許與一個階級敵人相愛的。右派分子,按其定義,就是一種階級敵人。這是一個無情的定義,分了手,從此成為陌路人,一切脈脈的含情都無濟於事。我的同學和朋友中,凡有這類境遇者,無一倖免,個個都被迫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演一齣生離的悲劇。

如今,命運該輪我們演出了。

我於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從南邢郭鄉趕回北京,去北大。燕園里,一片肅殺之氣。我們面臨抉擇,面臨以下的二者擇一:或者,忠實於信仰,分手;或者,忠實於感情,結合。命運等待我們決定,也必須立即決定。

我已經不能完全記清,在那不眠的兩天兩夜裡,我和李淑嫻一共說過多少話了(也許,李淑嫻比我記得更多,在她的回憶錄中會有更詳盡的記述)。我只記得,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我們反而更冷靜、更理智了。不全是由於信仰的引導,也不全是由於感情的引導,而可能更多是理性的引導,使我們最後決定:「冷凍」我們之間的戀情。

什麼叫「冷凍」?至今我們還不能說清它的確切含義,然而,確實是它,使我們在這個多連通的人生拓樸上,找到了一條回路,平安而且最終幸福地度過了這一幕煉獄。

「冷凍」期間,我們相互不再寫信,斷絕了一切時空上的聯繫。但是,心與心之間的相通,是超越物質、超越時空的。

再回到南邢郭鄉時,我懂得更多了,心情也更平靜,我投入了勞動。

寒冬下打井

在最寒冷的日子裡,開始打井。那是真正北方的冬季的田野,天氣在攝氏零下五度以下,還有北風,大地結凍了。中國傳統的打井,全靠人力。這裡集中了全村體力最強的二十多個人,是主力;另外也還有二十多個人,其中有婦女,作輔助性工作。

打井的第一步是挖一個直徑約七公尺,深約十一公尺的井。太行山麓在三億多年前還是一片海灘,所以,下挖兩公尺後,就會遇到鵝卵石,當年它們是由入海的河流沖積下來的。愈向下挖,鵝卵石的直徑愈大。到六、七公尺時,卵石直徑達到三十到四十厘米,最難挖。體力最好的人,也只能連續工作一小時。於是,每五個人一組,輪番地下井,每一個小時換一班,以保持高強度、高效率。

再向下,到八、九公尺深時,卵石漸少,開始見沙,那就是億年之前海灘上的沙了。宋朝大學者沈括曾在這一帶挖到過貝殼,證明這裡過去的確是海灘。我們當時沒有心思去找貝殼,因為工作危險漸大。井壁開始坍塌,大小卵石經常從井壁上掉落下來,在井底工作的人,除了一頂柳條帽,沒有其他防護設備。

挖到十公尺左右,井底滲出了水,下一步,更艱苦,任務是在井底的水中淘沙。只有淘去足夠多的沙,才能使水的滲出速度加快。一口井的好壞,全在於這個滲出速度,因為它決定了在單位時間內可以從井中取出多少水。我參加了淘沙。

在打井初期,我們只被分配做輔助性的工作,和婦女及老弱在一起。因為,農民不相信我們這些人能吃苦,好心地照顧我們只做輕的勞動。然而,我想我能下井,而且,下井多少帶有一點冒險,有刺激。於是經我的堅持,後來我也被編入了下井組,

淘沙開始戶。下井前,先喝一口約六十度的土制酒,在寒風裡脫掉所有衣服,拉著繩索降到井底。井底的水深至膝。然後,用雙手在水底鏟沙,手及腿大部都浸在井水裡。把沙一筐筐裝好,用繩索吊出井外。由於沙筐中流出的水,不斷從井口上落下,井底的人從頭頂到全身很快就被淋透了。

這時,燒酒的熱量已快用完,感到冷,唯一的禦寒方法是瘋狂地用力去淘沙,讓身體發出微微的熱。一般人,在這井底的瘋狂最多堅持半小時,所以,每二十五分鐘換一組人下井。上井後,必須立即擦乾身體,穿上衣服,再喝一口六十度的土制酒,等待下一次的下井召喚。坦率的說,有的人只是為了能喝到兩口酒而下井。

下井人,還有另一種優待--吃白面烙餅。當地的農民,常年的主食是白薯、玉米等雜糧。只在夏季麥收之後的兩個月裡,可以吃到一些麵製食品。因此,冬季吃烙餅是很特殊的,可見下井之受重視。確實有的人由於下井太多,得了終身不治的寒腿症。水就是用這些寒腿症換來的。

對於我,下井的最大受益,不是土酒,也不是白面烙餅,而是混熟了全村的農民,他們認同了我。至此,我在農村的「思想改造」實質上已完成。剩下的日子,愈來愈輕鬆了。

理由如下。

思想改造徹底落空

把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去勞動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原始的設想是,利用農民的力量來改造知識分子,使他們忠誠於執政者。他們的邏輯是:按照階級鬥爭理論,農村中的貧農等於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一個主要支持者。所以,農民一定會像共產黨執政者一樣地批判知識分子的各種「錯誤」思想。特別把少量的知識分子下放到有大量農民的農村中,知識分子一定會比在城市裡感到更大的思想壓力,

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被改造。

然而,事情的發展都證明這種理論是虛構的。中國的農民並非按照階級鬥爭學說所預言的行事原則去行事。誠然,農民特別是貧農,曾經是中國共產黨政權一個有力支持者。但是農業的支持是出於他們在共產黨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而不是認同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

傳統上,中國的農村沒有宗教生活,從來沒有宗教戰爭,對一切意識型態上的終極關懷都是淡漠的,是耶和華、是阿拉、是共產主義,還是替天行道,似乎都無所謂。贊皇縣甚至沒有像樣的佛廟,有幾個很小的基督教堂,信徒也不多,因此,農民對下放來的知識分子到底有何種信仰、何種終極追求,是根本不過問的,更談不上批判和鬥爭。

另一方面,反右派運動顯示出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的衝突,卻主要是意識型態的。因此,農民不可能具有共產黨宣傳部的功能,利用批判對知識分子施加思想上的壓力。相反的,在農村的生活,思想上是更輕鬆的。這就是為什麼下放改造思想的政策預想,徹底落了空。一句話--農民似乎並沒老想著階級鬥爭。

中國農民衡量人的最主要標準是勞動。只要你在勞動上能幹,被他們認同,你和農民的差別就消失了,根本不會感到「被改造」。打井之後,我就是進入了這種境界。農民相信了我的勞動能力,我也有了自信。

開春以後,我就與同村的年輕農民一樣,耕地、挑水、養豬、趕馬車,是一個十足的農民了。後來,我索性搬到一個年齡比我大兩歲的單身農民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和他們完全一樣地生活。只有一點差別,他吸菸,而我不吸。有時拗不過他的盛情,一定要吸幾口他送過來的菸,那是迄今為止,我唯一的吸菸紀錄。

知識分子不會殺豬?

剛剛到初夏,我就像村中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不再穿上衣,一則涼快,再則也節省衣服;這是貧窮帶來的習慣。村中的婦女,無論年長的或年輕的,對不穿上衣的我們,也不見怪。只當下放幹部開會,而又有女下放隊員在場時,我們才穿上上衣,恢復城市裡的禮儀。許多那時的照片,都是打赤膊的。黧黑發亮的胸前和後背、結實的肌肉,只要不來問我們意誠型態問題,按照型,那一個人不是一個純正標準的農民? 毛澤東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曾經譏諷知識分子,說知識分子實際上沒有知識,因為他們不會種田、不會殺豬。每次批判知識分子時,中國的報紙大都會重複一遍這個經典論述。

我想,到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們這些中國的第一批下放幹部,就已不再會被上述的歪理所動了。因為,我們都發現,那些被毛澤東認為比二十年寒窗學來的知識還要難的事,對於我們,許多已是我們駕輕就熟,天天在做的事。按當時的速度估計,只消一年,最多兩年,我們就可以無困難地去做所有農民能做的事。而且一定在農民的平均水平之上,因為我們有知識。

就以豬論,毛澤東認為了不起的殺豬大事,完全不是難手藝,特別是對一頭已綁好而不能動的豬。困難的倒是在田野上捉豬。

春天要放豬。豬和羊不同,羊總是成群地行動,容易照料。一群豬則常常因搶食而發生內訌,四散奔逃。這時,放豬者必須追上,並趕回每一頭豬,把他們再團結在一起。追豬是不容易的,雖然豬體肥腿短,但跑得並不慢。我的百公尺跑的(順風向的)最高紀錄是十二.五秒,但我追不上一隻跑瘋了的豬。可見,捉豬還要難於殺豬。毛澤東的殺豬聖言,只證明他自己大概沒有養過豬。很多聖言之所以令人畏懼,那是因為沒有機會真去試試。

過了春天之後,不少被農民認同了的年輕的下放男隊員,都收到過當地農村姑娘的求愛信,或等價的表示。我也收到過一封。雖然後來都沒有發展出可以寫小說的故事,但這又是一個重要的標誌;下放幹部不但不再是農村中的被改造者,反成了被追求者。這一點也不難解釋。要而言之,若把兩種文化和平地放在一,起,最後一定是較為先進的那一方,替代較為落後的那一方;無論先進者在開始時是多數還是少數。

中國的農村,的確需要先進文化的注入。

不幸,下一個強行注入中國農村的,是一頭跑瘋了的豬。

秤小躍進大

六月,我們收小麥,那年是贊皇少有的好年成,小麥的畝產量達到四百多斤,農民都很高興。一天,中國最權威的「人民日報」記載,有一個地方大躍進了,小麥的畝產量達到兩千斤,比我們高了五倍。許多農民不看報,無論它是多大的權威。我對報紙是相信的,把這個消息告訴一起收麥的農民,他們都不相信,只簡單說:「那個地方的秤小。」

確實,中國的度量衡從來缺乏校準,一地的秤是很可能與另一地的不同。不過,相差五倍,早超出了三個高斯誤差,絕不可能。不過,我沒用這個誤差理論去說服我的農民朋友。

沒有幾天,那份最權威的報紙又說,一地的小麥畝產突破一萬斤,比我們的產量高了二十五倍!這一次,我沒有再向農民說。但他們很快都知道了,沒有人再說不相信。原來,「大躍進」的精神,正通過共產黨各級組織,從中央一層層地傳達下來。要求各地都開始大躍進,把產量翻一番、翻五番、翻十番。對共產黨的話,農民不反對,也照辦。當然,不知道他們心裡是不是在想,只要把秤變小,就躍進了。

大躍進一開始,我就被派去寫標語。一連兩個星期,我在全村各個明顯的牆壁上寫標語。標語字很大,每個字約占二乘二平方公尺。據說,字愈大,愈能使人的膽子大,躍進就更大了。我寫的最多的兩條是:「多快好省,力爭上游」和「十年計畫,一年完成」。前者是那個夏天的報紙每天用的通欄標題,後者則是常見的大字標題。但我始終不知道所謂「十年計畫」是什麼,好像其他人也不知道。

最炎熱的伏天到了,瘋度和天氣溫度成正比地增高。報紙又載,一地的小麥畝產達到五萬斤,又高了一個量級。一個號令又從中央層層傳達下來;要深翻土地。因為,根據中共中央的研究發現,土地經過深翻,再播種,產量就會大大提高。據傳達,有的地方翻土半公尺深,產量就增了五倍。文件暗示大家線性外推;誰想增產十倍,只要深翻一公尺就行了。

翻出馬克思主義

於是,我們村也開始了夜戰,深翻土地。我的身體雖好,但臂力並不過人。在深翻中,我卻常能超過一些臂力強者。我「發明了」一種有效的深翻法。由於,深翻只要求翻,而並未要求破碎土地,我想,只要把土切成較大的塊,再加以翻轉,就會更省力氣。這個道理很簡單,深翻中切土最費力;要省力,就要使同量的切土工作所包含的土量更多,其解顯然是切大塊。因為,切土量是二維的,而含土量是三維的。維度物理學推廣後,地翻得更快了。

熱火朝天的日子到了。

隨著土地愈翻愈深,農村以比瘋豬還要快的速度,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那一個月,是我一生唯一體嘗過的真正共產主義生活。全村家家歇了火,都到共產主義食堂吃飯。各取所需,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要錢,貨幣被廢棄。

共產主義的村民們,白天睡覺或者學習大躍進的新聞,傍晚天黑後,一個個勞動隊提著油燈走向田野。夏夜的星空、游動的燈火,照亮黑紫的田野,加雜著一兩聲狗吠。深翻、深翻、深深地翻呀,馬克思的理想就要在這裡翻出來了。

應當承認,當時的我,並沒有感到「大躍進」的虛假和瘋狂。白菜五百斤一顆,一畝白薯一百二十萬斤之類的躍進新聞,也並沒有引起我的疑問。這些終歸不是我內行的專業。「也可能那地方的秤就是小!」

我的懷疑是被一篇「物理」論文觸發的。就當我過著共產主義的深翻生活時,最權威的「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毛澤東最誇獎的,從美國回來的一位教授(為版權所礙,暫隱其名,待正式出版全書時補上);其內容,今天我還能複述。他是根據能量守恆律,從太陽常數求出每畝地可達到的最高產量,即上限。結論是,大躍進很有物理根據,似乎大躍進量還不夠「大」,還可以更大膽地躍進。

然而,物理學是不可欺的!姑且不論這種作法是否以「科學」向權勢獻媚,這位先生的計算,在物理上是錯誤的。他的計算是基於能量平衡,即熱力學第一定律。實際上,在一九五八年已經清楚,生物生長,原則上不屬於平衡態熱力學。生物「吃」的並不是能量,而是負熵;決定產量上限的,是太陽所帶的負熵流,而不是能量。實際上,地球從太陽吸收的能量,大體等於地球發散的能量,因此,用能量守恆來計算上限,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至少證明,該文作者全然不懂當時已發展的非平衡態熱力學。

很抱歉,我不得不用了如此多的物理學詞彙來寫這一段回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足夠強烈地表達我的感受--自由對科學是多麼重要,沒有自由也就沒有科學。

對這樣一個明顯的錯誤,在物理學界,許多人是心中有數的。可悲的是,沒有一個人可以享有批評的自由,那怕只是物理學的批評。只因為,作者是毛澤東首肯的;只因為「論文」的結論是支持大躍進的。更可悲的是,一個偌大的黨和一個偌大的領袖,竟愚昧到輕率地用這些媚態「科學」,來決定牽動著十億人口的政策。

一個禁錮著科學自由的國家,豈有不嗚呼哀哉的!

就在大躍進失敗的前夕,我離開農村,來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物理。

本文出自 1992 / 01 月號

第06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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