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０年代初，我在歐洲。有一次，同行之間閒談起個人的經歷。我說：「我曾多次在田地(field)上工作過，」
一個同行不明白我為什麼多加一個形容詞「多次」，追問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曾一直研究場論(theory of field)？」我不禁覺得英文大有缺點，怎麼竟把物理中的場和農村的田野，如此不同的兩個概念用同一個字來表示。
也許，對說英文的朋友來說，這不會引起混淆，因為，他們極不可能同時在這兩個領域工作。可是，對說中文的我們來說，在這兩個領域工作過的，卻大有人在。五０年代、六０年代、七０年代間，我前後就有四次從物理的「田野」，被驅趕到農村的田野。
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是一段既沈重而又輕鬆的生活。
反右派運動的後期，毛澤東提出「幹部要下放勞改」，就像我是中國的第一批青年團員一樣，我也是中國第一批的下放幹部；就像我入團時並不嚴格符合團章一樣，我的下放也不嚴格符合「幹部下放」的原意。
光榮的下放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詞彙學，「幹部」與「群眾」是兩個相對的概念，前者指治人者，後者指治於人者。所以，「幹部」是指大小官員；「幹部下放勞改」的字面含義(即報紙上的解釋)是，大小官員應當到被他們管理的群眾中去，參加勞動，體嘗甘苦。應當說，這層意思並不壞，下放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顯然，依據這種字面的含義，對於當時只是一名最低等的研究實習員的我，是絕對輪不上得到這樣的光榮，成為一名下放幹部的。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真是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之中沒有一位肯來享受這樣的光榮，卻把光榮都給了我和我的同事。
近代物理所(我當時工作的地方)被下放的數十人，大部分是年輕的研究人員。同我分在一個小組的兩個人，一個也是研究實習員，另一個是實驗室裡的工人；後者的工作本來就是最底層的勞動，居然也還要作為幹部來下放。稍加注意就會發現，這些「光榮」的獲得者有一個共同點，即很多都在反右派運動中「有問題」。
實際上，凡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大小批判的人，無例外地都成了下放幹部。所以，中國的幹部下放措施，從第一天起，其實質就是一種懲戒，一種光榮名稱之下的懲戒。
十二月中旬，我們背著沈重行李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登上南下的列車，去農村。這時，倒有不少幹部來送行。他們給每一個下放的人胸前掛上一朵大紅花；以前，似乎只有中了舉的，或當新郎的人才掛這種花。站台上，幹部們的祝賀聲、祝願聲、鼓勵聲，此伏彼起，好不熱鬧。一時真是顯得我們光榮極了，其好像我們是第一批登上通向極樂世界的乘客。
後來讀歷史才知道，光榮加懲戒，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是中國歷代獨裁者的慣用方法，十四世紀，明太祖朱元璋一面處死他的元帥徐達，一面又給徐達樹立一個功德碑；這個巨大的石碑至今還孤零零地轟立在南京的郊外。
那天，李淑嫻(編按：李淑嫻是方勵之的妻子、北大同班同學、畢業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也去送我，在最後相依偎的幾分鐘裡，沒有言語，但卻是至深的祝福。
我U放的地點是河北省贊皇縣南邢郭鄉。贊皇縣位於太行山的東麓，西邊一半是山區，東邊一半是平原；南邢郭鄉位於東邊。從北京乘京漢線火車，南行約五個小時有一個小站，叫元氏。從元氏到南邢郭鄉距離最近，但交通工具只有馬車。如果坐上雙套(即由兩匹馬拉)的膠皮輪大車，跑上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生活千篇一律
馬車拉著我們三個人進村的時候，天已黃昏，沒有人、也沒有狗，土地上沒有一絲綠色，死沈的灰黑。周圍也極少有樹，平坦呆板的田野上，只有幾株好像是遇劫之後的枯枝，突兀地插在地上。
村落沒有燈光，遠遠看去只能分辨出一個黝黑輪廓，趴在大地上，有如一塊大石頭，好像從蠻荒時代就被遺忘在這裡，再沒有人過問。難道，這就是「太行山上」歌裡的太行山麓嗎？小學學唱「太行山上」時在心頭建立起的美感，從此蕩然無存。
太窮荒了，這是當時唯一的感覺。
應當說，年輕的時候，我並不懼怕窮苦的生活，甚至不時還有羅曼蒂克的遐想－－去過一段艱難歷險的生活。然而，眼前有的並不是艱難歷險，而是窮荒之中的愚鈍和呆滯。
這裡的生活並不需要任何智慧和勇氣。任何痴笨的人都可以安穩地生活下去，無災無難，或者不知道何為災何為難。生活在這裡已經不變地循環了一千年，也許兩千年了。「贊皇」一名的來歷，就是由於幾百年前一位皇帝曾路過此地；從那以後，生活更是沒有，也不准有一絲變化地循環著。
勞改聖潔靈魂？
我們住在村長家，他有一間空房。沒有電，整個村莊都沒有電，三個人睡一個土炕。因為土炕直接與大地連通，必須把炕燒熱才能睡覺，否則很快會受冷而得病；就是有冬泳本領的人，也不能抗拒來自大地的寒氣。
燒炕用的主要能源是麥秸。受潮的麥秸很難燃燒，而且，當地火柴也很缺，最通用的起火器仍是天然的打火石。
你要學會新石器時代就已有的打火石用法。首先，用一小鐵玷打擊火石，讓它發出火星，把一小絨紙卷放在火星迸發處。如果打得好，火星可以使絨紙達到攝氏二三二度，或華氏四五一度，即紙的燃點。絨紙開始無焰燃燒，這時，再用嘴小小一吹，無焰燃燒變成有焰燃燒。再用此小火焰引燃乾草，火焰變大。最後，用乾草的火去點燃麥秸，成為大火。
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要以嘴吹氣，忽大吹，忽小吹。你必須有足夠的肺活量，才能使火看起來。普羅米修斯的肝臟之所以每天都要被天鷹吃去，可能就是要讓他失去底氣，無力吹火，再也不能盜火。
取水比取火略為先進，超過了石器時代。村裡只有井水，井很深，十公尺左右。井盤上裝有一台轆轤，可將裝滿水的桶從井底絞出，雖仍是人力，但因有阿基米德的槓桿原理，故不感吃力。困難的是將空桶放到井底時，必須讓水桶翻轉，桶底朝上，這樣，桶才會下沈入水，裝滿一桶水。否則水桶會一直漂浮在水面，只能裝滿半桶，或根本裝不到水。
一個在十米以下的東西，只有一條軟繩與你相連，要對它進行姿態控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大概學了半個多月，才掌握了這種超距控制技術，能準確地讓水桶以朝下姿態人水。這半個月裡，我經常被困在井台之上，不得不大作牛頓的水桶理想實驗。我相信，世界上不會有太多的物理學家曾像我這樣忠實於牛頓的水桶。
南邢郭鄉地處平原，還算是贊皇縣比較富的地方。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從哲學研究所下放，也來到贊皇縣，但他是被放到西部山區。那裡就連水井也沒有了，水的唯一來源是雨。地上挖有一些大坑，用以積留雨水，吃水用水皆取自坑中，到冬季，不下雨，積水日趨減少，這段時節，除了食用之外，一切其他用水嚴加禁止。
我這位哲學家同學告訴我，因為缺水，他曾一連有四個月不洗臉也不漱口，也許這倒很適合他的職業－－哲學。在中學時，我們就給他起過一個綽號thinker，因為他常常模仿羅丹的那個有名雕塑，枯坐沈思，好像進入了玄境。顯然，不洗不漱而幽居深山的生活，更接近哲學家所追求的玄妙境界。
一些非哲學家則難於在這種境界中忍耐，離隊了。同我一起來的那個工人，一個月後即自行跑回北京，不再回來。然而，大多數的年輕知識分子，都漸漸地在這種原始生活方式中堅持下來。因為，他們(包括我在內)都真的相信，只有通過這荒漠原始的磨練，才可以使自己的靈魂走向聖潔。
當時人人清楚，我們這些下放幹部是來改造思想的。尤其，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批判的人，更有一種負罪感。覺得只有通過繁重而艱苦的體力勞動，才能使自己得以贖罪和新生。應當說，這種認罪的心態，是真誠的，無矯飾的。有不少人，一下到農村，就拚命地勞動，什麼工作髒、什麼工作苦，就去做什麼。下意識地認為，勞動愈多，贖出的罪也就愈多，兩者是成比例的。
然而，「自己當真有錯有罪嗎？」這個問題也總在心頭時隱時現。因為，總是有兩個各自合理但又相互對立的推論，纏繞著自己，像一個不可解的康德的二律背反。
二律之一是，鬥爭會上那些「不老實！」的口號聲，並沒有從邏輯上證明那些右派觀點是錯誤的。特別是為什麼研究三害根源就是有錯有罪？難道一件事是可以沒有根源的？二律之二是，無論如何，似乎也不應懷疑共產黨或毛澤東本身的正確性，這是自己的信仰所在，既然反右派運動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怎麼可能那些被批判的有派觀點一點也不錯？
勞動帶來的疲憊和困頓，也許能像麻醉品一樣，使自己暫時地忘掉這個背反，然而，並無助於找到它的解。
跟著，是一個更加難解的背反。
「冷凍」愛情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我接到李淑嫻來信，她說，她已於一九五七年底正式被開除了黨籍，這本來是意料中的事，鄧小平在有關反右的報告中早說了，黨內的右派分子一律都將被清除出黨。
問題是，當時我還是黨員。按照階級鬥爭原則，我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只有一條路，即立即與李淑嫻斷絕關係。因為，一個共產黨是不允許與一個階級敵人相愛的。右派分子，按其定義，就是一種階級敵人。這是一個無情的定義，分了手，從此成為陌路人，一切脈脈的含情都無濟於事。我的同學和朋友中，凡有這類境遇者，無一倖免，個個都被迫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演一齣生離的悲劇。
如今，命運該輪我們演出了。
我於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從南邢郭鄉趕回北京，去北大。燕園里，一片肅殺之氣。我們面臨抉擇，面臨以下的二者擇一：或者，忠實於信仰，分手；或者，忠實於感情，結合。命運等待我們決定，也必須立即決定。
我已經不能完全記清，在那不眠的兩天兩夜裡，我和李淑嫻一共說過多少話了(也許，李淑嫻比我記得更多，在她的回憶錄中會有更詳盡的記述)。我只記得，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我們反而更冷靜、更理智了。不全是由於信仰的引導，也不全是由於感情的引導，而可能更多是理性的引導，使我們最後決定：「冷凍」我們之間的戀情。
什麼叫「冷凍」？至今我們還不能說清它的確切含義，然而，確實是它，使我們在這個多連通的人生拓樸上，找到了一條回路，平安而且最終幸福地度過了這一幕煉獄。
「冷凍」期間，我們相互不再寫信，斷絕了一切時空上的聯繫。但是，心與心之間的相通，是超越物質、超越時空的。
再回到南邢郭鄉時，我懂得更多了，心情也更平靜，我投入了勞動。
寒冬下打井
在最寒冷的日子裡，開始打井。那是真正北方的冬季的田野，天氣在攝氏零下五度以下，還有北風，大地結凍了。中國傳統的打井，全靠人力。這裡集中了全村體力最強的二十多個人，是主力；另外也還有二十多個人，其中有婦女，作輔助性工作。
打井的第一步是挖一個直徑約七公尺，深約十一公尺的井。太行山麓在三億多年前還是一片海灘，所以，下挖兩公尺後，就會遇到鵝卵石，當年它們是由入海的河流沖積下來的。愈向下挖，鵝卵石的直徑愈大。到六、七公尺時，卵石直徑達到三十到四十厘米，最難挖。體力最好的人，也只能連續工作一小時。於是，每五個人一組，輪番地下井，每一個小時換一班，以保持高強度、高效率。
再向下，到八、九公尺深時，卵石漸少，開始見沙，那就是億年之前海灘上的沙了。宋朝大學者沈括曾在這一帶挖到過貝殼，證明這裡過去的確是海灘。我們當時沒有心思去找貝殼，因為工作危險漸大。井壁開始坍塌，大小卵石經常從井壁上掉落下來，在井底工作的人，除了一頂柳條帽，沒有其他防護設備。
挖到十公尺左右，井底滲出了水，下一步，更艱苦，任務是在井底的水中淘沙。只有淘去足夠多的沙，才能使水的滲出速度加快。一口井的好壞，全在於這個滲出速度，因為它決定了在單位時間內可以從井中取出多少水。我參加了淘沙。
在打井初期，我們只被分配做輔助性的工作，和婦女及老弱在一起。因為，農民不相信我們這些人能吃苦，好心地照顧我們只做輕的勞動。然而，我想我能下井，而且，下井多少帶有一點冒險，有刺激。於是經我的堅持，後來我也被編入了下井組，
淘沙開始戶。下井前，先喝一口約六十度的土制酒，在寒風裡脫掉所有衣服，拉著繩索降到井底。井底的水深至膝。然後，用雙手在水底鏟沙，手及腿大部都浸在井水裡。把沙一筐筐裝好，用繩索吊出井外。由於沙筐中流出的水，不斷從井口上落下，井底的人從頭頂到全身很快就被淋透了。
這時，燒酒的熱量已快用完，感到冷，唯一的禦寒方法是瘋狂地用力去淘沙，讓身體發出微微的熱。一般人，在這井底的瘋狂最多堅持半小時，所以，每二十五分鐘換一組人下井。上井後，必須立即擦乾身體，穿上衣服，再喝一口六十度的土制酒，等待下一次的下井召喚。坦率的說，有的人只是為了能喝到兩口酒而下井。
下井人，還有另一種優待－－吃白面烙餅。當地的農民，常年的主食是白薯、玉米等雜糧。只在夏季麥收之後的兩個月裡，可以吃到一些麵製食品。因此，冬季吃烙餅是很特殊的，可見下井之受重視。確實有的人由於下井太多，得了終身不治的寒腿症。水就是用這些寒腿症換來的。
對於我，下井的最大受益，不是土酒，也不是白面烙餅，而是混熟了全村的農民，他們認同了我。至此，我在農村的「思想改造」實質上已完成。剩下的日子，愈來愈輕鬆了。
理由如下。
思想改造徹底落空
把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去勞動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原始的設想是，利用農民的力量來改造知識分子，使他們忠誠於執政者。他們的邏輯是：按照階級鬥爭理論，農村中的貧農等於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一個主要支持者。所以，農民一定會像共產黨執政者一樣地批判知識分子的各種「錯誤」思想。特別把少量的知識分子下放到有大量農民的農村中，知識分子一定會比在城市裡感到更大的思想壓力，
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被改造。
然而，事情的發展都證明這種理論是虛構的。中國的農民並非按照階級鬥爭學說所預言的行事原則去行事。誠然，農民特別是貧農，曾經是中國共產黨政權一個有力支持者。但是農業的支持是出於他們在共產黨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而不是認同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
傳統上，中國的農村沒有宗教生活，從來沒有宗教戰爭，對一切意識型態上的終極關懷都是淡漠的，是耶和華、是阿拉、是共產主義，還是替天行道，似乎都無所謂。贊皇縣甚至沒有像樣的佛廟，有幾個很小的基督教堂，信徒也不多，因此，農民對下放來的知識分子到底有何種信仰、何種終極追求，是根本不過問的，更談不上批判和鬥爭。
另一方面，反右派運動顯示出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的衝突，卻主要是意識型態的。因此，農民不可能具有共產黨宣傳部的功能，利用批判對知識分子施加思想上的壓力。相反的，在農村的生活，思想上是更輕鬆的。這就是為什麼下放改造思想的政策預想，徹底落了空。一句話－－農民似乎並沒老想著階級鬥爭。
中國農民衡量人的最主要標準是勞動。只要你在勞動上能幹，被他們認同，你和農民的差別就消失了，根本不會感到「被改造」。打井之後，我就是進入了這種境界。農民相信了我的勞動能力，我也有了自信。
開春以後，我就與同村的年輕農民一樣，耕地、挑水、養豬、趕馬車，是一個十足的農民了。後來，我索性搬到一個年齡比我大兩歲的單身農民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和他們完全一樣地生活。只有一點差別，他吸菸，而我不吸。有時拗不過他的盛情，一定要吸幾口他送過來的菸，那是迄今為止，我唯一的吸菸紀錄。
知識分子不會殺豬？
剛剛到初夏，我就像村中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不再穿上衣，一則涼快，再則也節省衣服；這是貧窮帶來的習慣。村中的婦女，無論年長的或年輕的，對不穿上衣的我們，也不見怪。只當下放幹部開會，而又有女下放隊員在場時，我們才穿上上衣，恢復城市裡的禮儀。許多那時的照片，都是打赤膊的。黧黑發亮的胸前和後背、結實的肌肉，只要不來問我們意誠型態問題，按照型，那一個人不是一個純正標準的農民？ 毛澤東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曾經譏諷知識分子，說知識分子實際上沒有知識，因為他們不會種田、不會殺豬。每次批判知識分子時，中國的報紙大都會重複一遍這個經典論述。
我想，到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們這些中國的第一批下放幹部，就已不再會被上述的歪理所動了。因為，我們都發現，那些被毛澤東認為比二十年寒窗學來的知識還要難的事，對於我們，許多已是我們駕輕就熟，天天在做的事。按當時的速度估計，只消一年，最多兩年，我們就可以無困難地去做所有農民能做的事。而且一定在農民的平均水平之上，因為我們有知識。
就以豬論，毛澤東認為了不起的殺豬大事，完全不是難手藝，特別是對一頭已綁好而不能動的豬。困難的倒是在田野上捉豬。
春天要放豬。豬和羊不同，羊總是成群地行動，容易照料。一群豬則常常因搶食而發生內訌，四散奔逃。這時，放豬者必須追上，並趕回每一頭豬，把他們再團結在一起。追豬是不容易的，雖然豬體肥腿短，但跑得並不慢。我的百公尺跑的（順風向的）最高紀錄是十二．五秒，但我追不上一隻跑瘋了的豬。可見，捉豬還要難於殺豬。毛澤東的殺豬聖言，只證明他自己大概沒有養過豬。很多聖言之所以令人畏懼，那是因為沒有機會真去試試。
過了春天之後，不少被農民認同了的年輕的下放男隊員，都收到過當地農村姑娘的求愛信，或等價的表示。我也收到過一封。雖然後來都沒有發展出可以寫小說的故事，但這又是一個重要的標誌；下放幹部不但不再是農村中的被改造者，反成了被追求者。這一點也不難解釋。要而言之，若把兩種文化和平地放在一，起，最後一定是較為先進的那一方，替代較為落後的那一方；無論先進者在開始時是多數還是少數。
中國的農村，的確需要先進文化的注入。
不幸，下一個強行注入中國農村的，是一頭跑瘋了的豬。
秤小躍進大
六月，我們收小麥，那年是贊皇少有的好年成，小麥的畝產量達到四百多斤，農民都很高興。一天，中國最權威的「人民日報」記載，有一個地方大躍進了，小麥的畝產量達到兩千斤，比我們高了五倍。許多農民不看報，無論它是多大的權威。我對報紙是相信的，把這個消息告訴一起收麥的農民，他們都不相信，只簡單說：「那個地方的秤小。」
確實，中國的度量衡從來缺乏校準，一地的秤是很可能與另一地的不同。不過，相差五倍，早超出了三個高斯誤差，絕不可能。不過，我沒用這個誤差理論去說服我的農民朋友。
沒有幾天，那份最權威的報紙又說，一地的小麥畝產突破一萬斤，比我們的產量高了二十五倍！這一次，我沒有再向農民說。但他們很快都知道了，沒有人再說不相信。原來，「大躍進」的精神，正通過共產黨各級組織，從中央一層層地傳達下來。要求各地都開始大躍進，把產量翻一番、翻五番、翻十番。對共產黨的話，農民不反對，也照辦。當然，不知道他們心裡是不是在想，只要把秤變小，就躍進了。
大躍進一開始，我就被派去寫標語。一連兩個星期，我在全村各個明顯的牆壁上寫標語。標語字很大，每個字約占二乘二平方公尺。據說，字愈大，愈能使人的膽子大，躍進就更大了。我寫的最多的兩條是：「多快好省，力爭上游」和「十年計畫，一年完成」。前者是那個夏天的報紙每天用的通欄標題，後者則是常見的大字標題。但我始終不知道所謂「十年計畫」是什麼，好像其他人也不知道。
最炎熱的伏天到了，瘋度和天氣溫度成正比地增高。報紙又載，一地的小麥畝產達到五萬斤，又高了一個量級。一個號令又從中央層層傳達下來；要深翻土地。因為，根據中共中央的研究發現，土地經過深翻，再播種，產量就會大大提高。據傳達，有的地方翻土半公尺深，產量就增了五倍。文件暗示大家線性外推；誰想增產十倍，只要深翻一公尺就行了。
翻出馬克思主義
於是，我們村也開始了夜戰，深翻土地。我的身體雖好，但臂力並不過人。在深翻中，我卻常能超過一些臂力強者。我「發明了」一種有效的深翻法。由於，深翻只要求翻，而並未要求破碎土地，我想，只要把土切成較大的塊，再加以翻轉，就會更省力氣。這個道理很簡單，深翻中切土最費力；要省力，就要使同量的切土工作所包含的土量更多，其解顯然是切大塊。因為，切土量是二維的，而含土量是三維的。維度物理學推廣後，地翻得更快了。
熱火朝天的日子到了。
隨著土地愈翻愈深，農村以比瘋豬還要快的速度，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那一個月，是我一生唯一體嘗過的真正共產主義生活。全村家家歇了火，都到共產主義食堂吃飯。各取所需，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要錢，貨幣被廢棄。
共產主義的村民們，白天睡覺或者學習大躍進的新聞，傍晚天黑後，一個個勞動隊提著油燈走向田野。夏夜的星空、游動的燈火，照亮黑紫的田野，加雜著一兩聲狗吠。深翻、深翻、深深地翻呀，馬克思的理想就要在這裡翻出來了。
應當承認，當時的我，並沒有感到「大躍進」的虛假和瘋狂。白菜五百斤一顆，一畝白薯一百二十萬斤之類的躍進新聞，也並沒有引起我的疑問。這些終歸不是我內行的專業。「也可能那地方的秤就是小！」
我的懷疑是被一篇「物理」論文觸發的。就當我過著共產主義的深翻生活時，最權威的「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毛澤東最誇獎的，從美國回來的一位教授(為版權所礙，暫隱其名，待正式出版全書時補上)；其內容，今天我還能複述。他是根據能量守恆律，從太陽常數求出每畝地可達到的最高產量，即上限。結論是，大躍進很有物理根據，似乎大躍進量還不夠「大」，還可以更大膽地躍進。
然而，物理學是不可欺的！姑且不論這種作法是否以「科學」向權勢獻媚，這位先生的計算，在物理上是錯誤的。他的計算是基於能量平衡，即熱力學第一定律。實際上，在一九五八年已經清楚，生物生長，原則上不屬於平衡態熱力學。生物「吃」的並不是能量，而是負熵；決定產量上限的，是太陽所帶的負熵流，而不是能量。實際上，地球從太陽吸收的能量，大體等於地球發散的能量，因此，用能量守恆來計算上限，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至少證明，該文作者全然不懂當時已發展的非平衡態熱力學。
很抱歉，我不得不用了如此多的物理學詞彙來寫這一段回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足夠強烈地表達我的感受－－自由對科學是多麼重要，沒有自由也就沒有科學。
對這樣一個明顯的錯誤，在物理學界，許多人是心中有數的。可悲的是，沒有一個人可以享有批評的自由，那怕只是物理學的批評。只因為，作者是毛澤東首肯的；只因為「論文」的結論是支持大躍進的。更可悲的是，一個偌大的黨和一個偌大的領袖，竟愚昧到輕率地用這些媚態「科學」，來決定牽動著十億人口的政策。
一個禁錮著科學自由的國家，豈有不嗚呼哀哉的！
就在大躍進失敗的前夕，我離開農村，來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