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終極警探」續集裡有一幕：不喜歡科技工具的男主角在華盛頓機場用傳真機把指紋採樣送到洛杉磯警局，立刻查出了恐怖分子的姓名和身分。洛城的警局問他為何開始相信科技的妙用，他回答，因為太太(在飛機上打行動電話給他)提醒了他「趕快甦醒趕上九０年代」。
九０年代的台灣也正享受電子科技的奇妙。
黃昏忠孝東路熙攘的人群裡，一位紮馬尾辮、身穿牛仔褲的女孩對身旁的同伴說：「我要打個電話回家。」她順手從背袋中拿出黑色的「大哥大」，輕按了幾個號碼，一路邊走邊講。
隨著生活步調加快，人們對電子通信工具的依賴日深。一九六０年代台灣電信發展剛起步時，平均每一百人擁有不到一具電話，九０年代增加為每一百人三十一具。過去一戶只裝一支電話，而今幾乎家家都有分機。
人們使用新的通信工具，生活也有了新變化。這些功能多樣、設計輕巧的產品，因為使用方便，使人際互動日益頻繁；因為傳播快速，對時間的運用更有彈性；密碼、轉送、行動電話等設計使通信變得更個人化。
影響生活最普遍的是家中的無線電話、多功能答錄機、行動電話和傳真機。
無線電話在家庭中出現後，使用電話變得較無拘束，且能保有隱私。「拿進臥室、躺在上舒服地講電話，不會吵到客廳裡的家人，也不怕他們催我掛電話，」一位二十八歲的上班族表示，一些原本十分鐘就講完的電話，現在常講到半小時。
少了電話線的牽絆，講電話的活動空間也擴大了許多。家中裝有兩支電話的高小姐，只選擇無線的分機使用，因為「夾著聽筒可以同時做好幾件事－－跑去開冰箱找東西吃、倒杯水喝、做家事，有時還帶到浴室裡。」一些老太太甚至連上鄰家串門子也習慣把電話帶著，以免漏接了電話。
偉大的發明
人們愈倚賴電話，它所發揮的影響力愈無法抗拒。
寫作中常被電話打斷的吳念真提及家人的經驗：「炒個菜，大蒜已經爆香，手裡抓把空心菜正準備放進鍋子裡，電話鈴卻響了，怎麼辦呢？」為避免被電話控制，吳念真買了答錄機，並讓答錄機整天開著，「雖然對別人很不禮貌，但能減少被電話干擾，蠻管用的。」
對許多人而言，答錄機就像是吳念真所形容的，是個「偉大的發明」，它不但使零碎的電話檔案化，方便集中處理，而當不想花精神接電話、又不好意思開口拒絕時，可以把問題留給機器應付，還可以開著擴音裝置，過濾掉不必要的電話。
答錄機也為忙碌的現代人維繫了情感。
一位獨居在外、經常早出晚歸的大學生，為了讓兼差的雜誌社隨時能連絡上他，每天固定打兩次電話回家聽電話錄音。父母約他上館子吃飯，也常利用答錄機通知他。
有趣的是，人們雖然倚賴答錄機，但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遇上機器，很少人能以正常的聲調、速度自然地說話：「我討厭對著一個機器說話！」一位中年人說。更多人選擇不說話就掛掉。
有心人便在答錄機裡增加一點人情味，紓解對方不適應的感覺。從事舞蹈創作的林秀偉和吳興國會帶著小兒子在錄音裡溜一段平劇，也有人每天錄一段小詩，或是讓小孩在電話裡唱首兒歌。
行動電話受到歡迎，應驗了九０年代「時間更值錢」的觀念。
自去年七月開放以來，短短一年半內，行動電話用戶從三千多人激增為六萬六千人，尤其今年七月手握式行動電話「大哥大」正式進口後，新登記戶數每個月多達七、八千人。
代理商三光行的業務員汪修賢形容盛況是「不必去開發，就有客戶自動來報到」。水貨湧入市場後，「大哥大」的價格，在三個月內，有的從十三萬降到六萬元，有的從九萬降到三萬元。
使用行動電話最頻繁的，包括一些「工作永遠做不完」的主管，和經常在外面奔波的業務員、營造建築商等。
常出差的俞凱爾每次從桃園機場下飛機後，開車回台北的路上總忙著接電話。他身兼喜馬拉雅唱片公司總經理和傳播公司負責人，利用車上這段時間，他可以先瞭解一些行政業務狀況，一邊思考，並當場解決一些問題。有一次他的車子夜晚在高速公路上拋錨，還用行動電話立刻找來交通大隊幫忙。
帶著「大哥大」，當廣告AE的王一郎多半趁找停車位時，就在車上打電話給即將拜訪的客戶，因此避免了遲到的尷尬；而下班後與客戶應酬，約定地點、訂位也都在開車途中一併解決。
一家快速包裝公司的老闆認為，讓業務經理帶行動電話後，「邊際效益比增加一個sales還管用，」因此一口氣買了五台行動電話。
儘管行動電話的花費不小，但附加價值－－象徵身分地位、「有辦法」－－有時卻會超過本身的通話功能。在國內，用戶買了行動電話後，每個月得繳二千三百元基本費，再加上國內通話費一律以每五秒鐘一．一元計算，「就算想「秀」一下，對某些人來說，也是挺寶貴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 一位「看到新東西就迫不及待去買」的二十六歲公司小開，隨身帶著呼叫器和攜帶型的行動電話，今年二月又搶先買了體積更小的「大哥大」，雖然每個月要付一萬多塊的電話費，但不少朋友都有行動電話的他卻答得輕鬆：「方便，總是要付出代價啊！」
一些遊覽車和計程車則以提供行動電話的服務來招攬生意。
三十六歲的計程車司機陳志雄年初裝設行動電話，現在已累積了一些坐遠程的老顧客，他計畫未來和幾位司機互相合作、支援，達到類似無線電台叫車服務的效果。目前利用最多的還是他念小學的孩子。「他喜歡打行動電話跟我講話，叫我回家吃飯，」陳志雄笑著說。
資訊爆炸，碰到語言無法傳達完全的訊息時，傳真就顯得舉足輕重。不論兩地距離遠近，只要十幾秒的傳送時間，就能把事情交待清楚，而且用字措辭「不必考慮太多的社會禮節。」一位在市郊家中裝傳真機的文字工作者認為。對於許多辦公室和個人工作室，傳真機已跟電話一樣是基本設備，在選舉宣傳戰和六合彩風行時，傳真機更成為有效的工具。
由於新技術不斷開發，四年前十萬元一台的傳真機，現在兩萬元就能買到更多功能的機種(手提式兼電話、答錄、影印等)；台灣去年一年傳真機銷售量達十萬台。
林鑫在聯合報漫畫組上班外，還在家兼職為聯合晚報畫漫畫。從前他每天上午得趕在晚報截稿前開車送稿，日子過得「好匆忙、好緊張，」現在截稿前五分鐘在家畫完、傳去就好。
尋得平衡點
傳真機也改寫了時空的意義。一位貿易商利用傳真機跟在美國念小學的女兒通家書，除了不必負擔昂貴的國際電話費，「又可以馬上回信給她，不然再過幾年她可能把中文都忘了。」作家苦苓兩年多前買了傳真機，當報社急著要專欄稿時，他總是交得最快。副刊編輯因而稱讚他是台灣作家中「服務最好的」。他也跟出版商達成默契，以傳真機來談「交易」，免得「電話裡談錢傷感情」。
晚報記者倚賴傳真機則到了「沒有它就不能活」的程度，每到一個採訪地點，「第一個找的不是人，而是傳真機，」一位聯合晚報記者形容。每星期回報社一次開會的工作型態，讓報社省了不少空間，「七、八個記者頂多三張辦公桌就夠用了，」他們最主要的接觸都是「在報上看同事登出來的文章」。
黃光國教授因而擔心，現代人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已減少，將來傳真機像電話一樣普遍時，甚至連聲音都不必接觸就能溝通，缺乏「非語言傳播」的刺激，「交往的人會愈多，但感情愈淡。」
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卡斯(Herbert Marcuse)在一九六四年時就預言，資訊社會的一切工具都以追求效率為導向，人的價值觀因此變得一元化，每件事情都要計算成本效益，行為也變得功利、無法忍受別人的疏失。
傳播工具迅速、多樣化的發展是必然的趨勢，九０年代的台灣，面對電子科技的潮流，是否能在迎頭趕上的同時，尋得人與工具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平衡點？
胡福財伸出科技觸角
「如果怕找不到路，待會兒再傳一張我家的地圖給你。」掛下電話，胡福財從電腦印表機印出畫好的圖，再按個鍵，傳真機就把這份地圖送到對方那兒。
「利用科技產品輔助王作，管理生活細節，是現代的趨勢。」在中國時報擔任攝影記者的胡福財指著家中的設備說。
目前他擁有一套電腦和多功能的傳真機、電話答錄機。
三年前就買了電話答錄機，使他覺得「多了一份自由」。他習慣半天打一次電話回家聽錄音，並及時回覆重要電話。有時與人約在外面卻碰不到面，家中的答錄機也成了對方傳遞訊息的轉播站；而平時跟住在馬來西亞的觀人通話時，他也會按下錄音鍵，免得漏記了任何訊息。
豐富創作空間
拍照、上班之餘，他花了不少功夫鑽研圖像設計。
電腦豐富了他的創作空間，也建立起他的個人資料庫。
藉著個人電腦教學軟體的承範和不斷嘗試，他現學現賣地完成了受委託的設計案；應用電腦作色調分離以及照片的切割、組合，使這些作品顯得更有變化。
他也利用電腦做了一套完整的名片檔案。分類輸入所有朋友的通訊資料與經歷，還有「電子剪貼簿」－－包括許多圖片資料和他的作品；平時的靈感、雜感他也都記錄在磁碟片裡。習慣以電腦代筆後，他總是把任何資料整理得「乾乾淨淨、漂漂亮亮」。
傳真機則是他接設計案的好驚手。話講不清楚時，傳一張草圖或照片供客戶參考，不必專程約時間碰面，他直稱讚：「這些設計替人考慮得很周到。」出差到國外時，傳真機也能依設定的指示，隨時將家中收到的訊息轉送給他。
他還利用數據機(modem)將電腦與傳真機連線。如此一來，坐在家裡就能把電腦設計好的作品，直接傳真到中壢的印務中心，等製成幻燈片後再去取。
像胡福財一樣擁有許多電子科技產品的人並不少，懂得用這些工具，就能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