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治體系是由三部份構成的：第一部份是認同（identity），第二部份是結構（Structure），第三部份是功能（function）。這三部份維持得好，政治體系才能夠維繫與發展。
感情彌補認同斷層
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之一，就足中國的認同出現斷層。台灣本是大中國的一部份，由於今日所處的特殊情況，有人懷疑台灣是否應該要宣佈獨立？或者用德、韓模式，造成兩個中國？這就是所謂認同危機。
台灣和大陸擁有共同歷史與文化傳統，今天雖然暫時分開，就歷史和文化傳統而言，相信遲早還是會結合在一起。
但是在美國提倡台灣獨立運動的人認為，未來兩地的歷史文化分別獨立，不必統合。
也有人主張，不管制度是否相同，統一勢在必行，甚至不惜犧牲台灣的民主制度，和大陸合併。西方國家中有一批新左派中國人主張無條件與大陸統一，則顯示了非常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公然對中共認同。
事實上，也就是說，認同是感性的問題，要統一或要分裂並非完全出於理性的選擇，感情是重要因素。
「一個中國」是歷史文化傳統的意義，將來也希望是一個中國。可惜日前有兩個政權，不過只要兩個政府正式的名稱裏都有「中國」二字，「中國」就變成抽象的、象徵性的、感情的名詞。例如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分裂的局面，後來還是統一了。何況現在並非國家破滅，只是政權分為兩個。秉此觀念，認同危機應可在觀念上彌補。
定宇一的傳統觀念
除了「大認同」的問題，還有「小認同」的問題，即在台灣地區內，木省同胞和外省同胞，是否能互相接納？目前台灣在社會上較無省籍之分，但在政治上卻很明顯的區分省籍，連黨外也有本省黨外、外省黨外之分。
其實大陸的地方色彩比台灣濃得多，記得對日抗戰時，我們從蘇北逃難到上海，因為不會說上海話，在學校裏被人欺負。上海是租界，十里洋場，小孩穿得很漂亮。我們卻只穿黑色棉制服。上海小孩拿我們當展覽品一般，罵我們「豬玀」，即使連「蘇北人」、「山東人」也是罵人的話，代表人的土和窮。但我們覺得自已的家鄉很神聖，多年來打仗、犧牲、吃苦都是為國家，一到上海卻被罵成「豬」，心裏十分不平，就和他們打架。可足，如果聽到「大家都是中國人」這句話，此類的爭執往往會平息，顯示大家對中國有一致的認同。可是目前在台灣的情況似乎並非如此。
不管大陸或台灣，對處理認同的危機都毫無經驗，不知如何解決。因為在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文化中，整體的觀念很強，所以孟子對於梁惠王的問題：「天下惡乎定？」的回答是：「定于一」。「定于一」的觀念是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於是視為當然。在此一傳統文化之下，中國從未出現過如何統一和諧的問題。
此外我們還遭遇到政治結構的問題。「結構」不只足一種組織的概念，而足一套行為規範，在政治上有政治規範，一套政治規範加起來就是政治結構。任何政治結構都是立體的，不能單從平面去觀察。
我常常強調「回歸憲法」，用意是指憲法是最高的，也是最根本、最抽象、最有效力的一個政治規範，應被絕對遵守。
政治是研究力量關係的一種學問，主要研究對象是「權力」。政治和經濟不同，我們每天過經濟生活，衣食住行都離不開經濟；但不一定每天過政治生活。可能很多人連「政治感」 （sense of politics）都沒有。
我們曾經做過行為科學調查，發現許多人根本不瞭解什麼是政治力量，也極少和政府機構打交道。
少數人影響一般大眾
不參與政治的沉默大眾，使參與政治的少數人顯得益發重要，可以起領導作用，影響中立的沉默大眾。沉默大眾不行動，行動的少數人就代表力量，所以不要小看一千人或一萬人的聚會。沉默大眾對政治疏離、冷淡，對積極的少數人就缺乏制衡力量。
國父革命時，也有許多人反對，但他成功了，成功的原因是當時的知識份子支持他的行動和理想。有人告訴 國父：「你雖革命成功，但並非所有四億中國同胞都贊同你。」 國父答道：「沒錯，如果讓人民投票，可能有三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人反對我，但當時那些人都是一般大眾，因此只要少數人認為是對的，知識份子跟我有同樣的理想，我們就為一般大眾去努力。」 國父所持的理論就是政治哲學上的「force to free」，他稍後說這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在政治上這些自命是先知先覺的人有很大的力量。
有限政府主權在民
政治學的研究核心是政治權力，權力可分四個層面來看；第一個是權力的地位。即探討社會是建立在平等權還是特權的基礎上？過去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男尊女卑，就是特權的社會，現在則是平權的社會。
第二個是權力的來源，即探討國家的統治權怎麼來的？以前是「君權神授」，以神話為基礎。現在則是「主權在民」，以民意為基礎。
第三個是權力的範圍。探討政府的權力到底有多大？以前的皇帝什麼都管，但在今天的民主國家，政府是有限的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社會得以更多元，也更自主。許多人相信，某些事情人民自己管比政府管有效，尤其是地方自治。政府權力範圍之外，就是人民的自由。
自由有個人的自由與社會的自由。個人自由包括講學、言論及出版自由等，社會自由包括組黨和集會結社的自由等，依據經濟學的市場原理
。市場會自行決定最適價格與數量，政治也是一種市場，政府當管則管，不當管則不要管。
第四是權力的制衡，探討政府的結構是否相互制衡？司法是否獨立？立法和行政是否相互制衡？制衡的功能有二：一方面避免權力的濫用，一方面可得分工效果。
古時沒有制衡，君令如山，現在則講究制衡、分工，也就是「憲政」的精神。
和認同危機一樣，我們也有結構危機。例如林正杰的案子，讓很多人懷疑我國司法是否獨立？司法能否取信於民是日積月累的問題。原則上，司法不能失去制衡作用，否則會變成行政體系底下的一個機關，失去其公信力。
監察院的功能近年來迅速下降，例如十信風暴，早該提出彈劾，至今卻連糾正案都未提出，也讓人對政治結構產生懷疑。
戒嚴法的爭議
今天如果遵守憲法規定的政治結構，就有很好的行為規範，即很好的遊戲規則。而沒有規則的遊戲是十分危險的。
我國實行多年的「戒嚴法」始終頗受爭議，「戒嚴法」這個名詞原名叫martial law即軍事統治，有人懷疑台灣三十多年來並未發生戰爭，為何一直使用「軍事統治」。
權力的來源是我們面臨的另一個問題，目前的立法委員由於大部份是大陸時代選舉出來的，缺乏代表性。連帶引發了兩個問題：一、民意代表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如何加強民意的代表性，使政府有合法的權力來源，是當前重要課題。二、權力的地位不再建立於平等的基礎上，使結構動搖。
回歸憲法長治久安
此外，目前我們也面臨「功能」的問題。人民因不同的利益，對國家提出各種社會、文化或經濟的要求，政府根據這些要求，經過轉換階段決定政策，然後執行政策，重新分配社會價值和資源。
功能最重要是能力問題，如果政府能力高，不怕沒有好政策或政策執行沒有有效果。能力又和結構不可分。不同結構產生不同人才，壞的結構造就奴才，好的結構造就人才。最近常有人說部次長難找，這不是能力問題，而是結構問題。
如果在結構上呈現了問題，我們若不更改結構，能力就會降低，加上外在環境若碰上天災人禍，能力不足應付，政治體系就會崩潰。這也就是一治一亂的道理。
若想長治久安，必須更民主化，以民主、法治為基礎。「回歸憲法」的意義即在於此。
政治體系以認同為根本，上面是結構和能力。但能力最容易被發現，因為它常表現在政治體系的決策與執行。認同、結構和功能三者能互相影響、增強，國家才有希望；假如互相抵銷，則政治體系搖搖欲墜、人心惶惶。
政治體系受文化、社會、經濟等環境影響，但政治也會影響文化、社會、經濟等環境，以此交互影響的過程出發，應有助於全盤探討當前的問題，並觀察當前社會與政治的變遷與發展。
（王慧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