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照顧殺人到斷食善終，都指向一種值得警覺的思維：社會在判斷哪些生命有價值。國家未能妥善分擔照顧責任，壓力落在個人與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便陷入「你死我活」。一個人無法開口時，誰替他決定死亡？在照顧稀缺的超高齡社會，死亡若被當成個人權利，國家是否更容易迴避分擔照顧的責任？
台灣障礙研究學會日前舉辦「誰值得活？從照顧殺人到善終爭議中的障礙者生命權」論壇，自立生活人權陣線台北市代表劉哲彰在會中談起母親罹患憂鬱症時，曾想過自殺的經歷，也想過把他一起帶走。劉哲彰轉述，母親的理由是，如果不把兒子帶走，以後可能就沒有人照顧他。
今年66歲的劉哲彰，出生7個月後因感染小兒麻痺成為重度障礙者。42歲時，他想搬出去獨立生活，房東擔心他在屋內出事、房子成為凶宅，不願出租。社工後來建議他入住機構，這一住就是5年。離開機構後，他又花了近1年才找到住處；至今，他已在社區自立生活18年。
這場論壇邀請醫師、學者與障礙者對話，從家庭照顧者殺人獲特赦，以及近來受到關注的「斷食善終」出發，討論照顧殺人、病人自主與障礙者生命權。
照顧殺人案獲特赦，照護責任仍留在家庭
2023年，八旬婦人林劉龍子照顧腦性麻痺、癱瘓在床的兒子逾50年，她確診新冠肺炎後身心急遽惡化，無力再照顧，摀住兒子口鼻致死。法院依殺人罪判刑2年6月，承審法官建請特赦。總統賴清德今年2月以「免刑不免罪」方式批示特赦，認定本案是長期照顧重擔下的悲劇，情堪憫恕。
陽明交大公衛所教授兼所長楊秀儀說，這個案子讓大家都感到心痛，法官判刑後隨即建請特赦，總統也特赦了，社會好像覺得做到這樣就夠，「遠遠的不夠」。
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東吳大會社會學系教授周怡君認為，法官替殺人的照顧者求情，總統再予以特赦，可能讓社會接收到「殺掉障礙者是沒有關係」的暗示。她也反問，若一個人需要24小時照顧支持，為何由單一家庭負責？公共照護長期不足，承擔後果的卻是被照顧者的生命。
楊秀儀以「照護稀缺」說明這類案件的背景。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少子化遇上高齡，需要照顧的人愈來愈多，能提供照顧的人愈來愈少，「零家庭照顧者」也愈來愈多。
照護落回家庭，「我們一面歌頌家庭責任，一方面又沒有給支持，所以照護就在孤立中變形。」楊秀儀認為，個人自主要有人際支持與社會後盾才有意義，社會有義務分擔照顧，否則死亡自主談到最後，可能會變成「病人有死的道德義務」。
楊秀儀說，「在一個不由自主的社會裡面談死亡自主，是非常危險的」，生命權不被尊重的時候講個人自主，只是把無盡的照護難題推給最弱勢的人。
自立生活人權陣線台北市代表劉哲彰是重度障礙者，他從自己的生命經驗談起。走在路上，曾有人對他說：「你上輩子一定做了什麼，這輩子才這麼辛苦，要多唸佛經。」到學校演講，講完自己的故事，聽眾會問他「怎麼度過那段黑暗的日子」；他當場的反應是，他從沒想過這個問題。
他說，一般人先假定障礙者的生命缺乏照顧、必然辛苦，注定是一場悲劇；勵志故事之所以勵志，靠的也是這套想像，最極端的版本是認定「死了比身心障礙好」。「為什麼我的生命，常常可以是別人消費的東西？」
劉哲彰認為，這套想像已經寫進法規。《病人自主權利法》除了末期病人，衛福部另外公告幾類疾病可預立不接受維生治療，判定條件出現「中度或以上身心障礙」與「需依靠他人操作輪椅」。
他質疑，這些狀態並非末期病程，正是許多障礙者長期的生活樣態，一個重度障礙者不能操作輪椅，跟他要不要維生醫療有什麼關係？
「誰值得活，現在是由國家和社會在判斷。」他直言，把這種狀態直接和「痛苦難以忍受」連在一起，等於用身體功能衡量生命品質，也等於在說這樣的生活「不值得」。
斷食善終引議論，誰保障不能開口者的自主？
近年，「斷食善終」引發討論。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醫師謝宛婷質疑，這個名稱凸顯「善終」，容易讓人把斷食與善終直接連在一起，連部分醫療工作者也可能以為，斷食就能達到善終。她直言，這項作法的核心「就只有死亡」。
她說，目前民間倡議的作法缺少正式親自診療與決策程序，當事人在過程中的受苦未獲充分處理，清醒程度、意思能力與本人意願也未被持續確認。死亡決定不能只在一開始確認一次；直到死亡以前，當事人都應保有改變決定、重新進食飲水的機會。
謝宛婷也提醒，「斷食善終」不能與「安寧緩和照護」，或不予、撤除維生醫療，混為一談。安寧緩和照護並非為了加速死亡，而是積極處理疼痛、呼吸困難等生理症狀，也回應病人的心理、社會與靈性需求，讓人在疾病與生命末期仍能「儘可能活得好又長」。
部分末期病人因身體已無法吸收，人工營養反而會增加痛苦；在這種情況下停止人工營養與水分，和一個仍能進食的人主動停止飲食飲水、藉此走向死亡，在醫療與倫理上是兩回事。
她說，「善終是講究死亡的品質而非速度」；若目的在於控制死亡的方式與時間，便會進入協助死亡與安樂死的倫理範疇。
周怡君從障礙研究角度指出，照顧者殺人與斷食善終看似不同，背後都牽涉社會如何判斷生命價值。「健全主義」以身體功能、心智能力、獨立與生產力作為標準，偏離標準的人，容易被視為依賴、缺損，甚至是家庭負擔。
她說，社會談到照顧者殺人，常著重照顧太辛苦、家屬撐不下去，卻較少追問24小時的照顧責任為何落在單一家庭，公共照顧體系的缺口為何最後由被照顧者的生命承擔。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死亡自主。若重度障礙者只能讓家人繼續照顧自己，或選擇死亡，這項選擇已受到照顧條件限制。當本人沒有預立醫療決定，也缺乏可確認的意願，改由家屬或醫療人員決定，最難自行發聲的人，反而得到最少保障。
她強調，障礙研究並不否定病人自主，而是要把死亡選擇放回實際生活條件中檢視。生命權還需要個人協助、社區醫療、經濟安全、支持決策與無障礙環境。
周怡君強調，障礙者與照顧者不該被制度弄到「你死我活」的局面。她呼籲，我們的訴求應是「資源到位」之後，才來討論死亡的權利，同時也必須正視照顧負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