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計程車平台浪潮席捲全球，台灣、土耳其遭遇同樣的Uber衝擊，卻成了對照樣本。一邊走向制度整合，一邊陷入牌照壟斷。面對高齡化與無障礙需求，台灣能否借鏡國際教訓，打造更包容的交通生態？
當全球數位平台席捲各國，科技創新與本土制度的衝突，已成為當代不可迴避的議題 。以Uber為首的全球叫車平台，其本質不僅是技術的破壞式創新，更是一場「制度興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對既有社會體制的挑戰 。
然而，台灣計程車產業在經歷十餘年與Uber的技術對抗與社會融合後，如今正站在另一個關鍵轉折點：我們是否能將過往擁抱「平台經濟」的成功數位轉型經驗，延續並深化為推動「包容共好」的社會轉型？ 這不僅是產業競爭力的考驗，更是台灣邁向超高齡社會時，關於移動平權與社會韌性的核心課題 。
本文將剖析台灣與土耳其在計程車數位轉型過程中的「美麗與哀愁」，並探討台灣未來的挑戰與機會 。
台灣與土耳其：制度調適的兩極實驗
要理解台灣的機會，必須先看全球的教訓 。筆者長年關注數位交通治理，透過對比台灣與土耳其伊斯坦堡接納Uber進入市場的演化路徑，可清晰看見制度調適，如何決定一個城市的命運 。
台灣Uber：從「非法破壞」到「制度共生」
台灣Uber的發展史，是一段極具參考價值的「數位民主」歷程 。2013年Uber進入台灣，引發傳統計程車業強烈反彈 。在衝突最高峰的2017年，政府採取硬性監管，累計罰鍰逾11億新台幣，迫使Uber短暫退出市場 。
然而，轉折點在於治理模式的轉向 。透過vTaiwan平台，政府利用數位工具引導多方進行社會對話，將原本非黑即白的對立，轉化為對保險、費率、職業登記等細節的共識 。2019年正式施行俗稱「Uber條款」的《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103-1條款，強制平台與在地車隊合作，將Uber納入台灣的交通法規治理框架 。此舉進而帶動整體產業的良性發展，使產業素質與司機服務品質持續改善，讓計程車司機成為台灣美麗風景的代言人 。
2025 年，Uber宣布併購皇冠大車隊，深化在台投資策略，並於2026年獲公平會核准 。這標誌著Uber在台策略已從過往的「技術平台媒合」轉向「全價值鏈整合」 。這是一段典型的「產業共同演化史」：Uber平台不再是體制挑戰者，而是支撐台灣交通制度現代化的基礎設施 。
土耳其 Uber：壟斷與民粹下的治理僵局
相對地，筆者於2026年初，在伊斯坦堡進行的學術調查，則揭示了另一種制度極端 。在近20趟的搭乘經驗中，筆者親身體驗了繞路、不實報價與服務低劣等亂象 。
土耳其計程車產業亂象其背後的制度根源，在於僵化的「牌照壟斷」 。伊斯坦堡人口在近十幾年增加近一倍，但計程車的17000張牌照，自1991年起凍結至今，供需嚴重失衡 。更嚴重的是，牌照多由少數富豪控制，形成剝削司機的「牌照經濟」 。在政治上，計程車工會受民粹主義保護，總統艾爾段更曾公開宣稱「Uber業務在土耳其完了」 。缺乏制度創新的結果，是科技被舊勢力同化，成為鞏固壟斷的工具，而乘客淪為最終的犧牲品 。
台灣移動出行下一戰：通用計程車的制度缺口
雖然台灣在平台合法化上取得領先，但在「移動平權」上仍面臨嚴峻挑戰 。隨著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者與身障者的移動障礙已成為社會隱憂，而「通用（無障礙）計程車」將是接下來不可或缺的出行服務 。
通用計程車的現況困境
目前台灣通用計程車面臨三大結構性問題 ：
．運力與需求失衡：全台通用車輛數相對於需求極度匱乏 。長照交通接送與復康巴士雖有補助，但預約難度高、時段固定且目的受限，缺乏彈性 。
．牌照與經營束縛：過去計程車牌照多綁定於特定資格與繁瑣補助，缺乏商業誘因，導致有意願投入的駕駛，往往受困於行政流程和經營成本過高而卻步 。
．「孤島式」營運： 長照專車、復康巴士與通用計程車系統難以跨平台調度，導致「有需求沒車搭、有車卻沒單接」的資源錯置 。
2026牌照鬆綁：從「管控」轉向「賦能」
2025年底，立法院已三讀通過通用計程車牌照的有條件開放，交通部現正擬定施行細則 。這項政策不僅是放寬申請條件，更是一場關於「包容性交通平權」的制度實驗 。筆者呼籲，未來的通用計程車牌照開放應包含以下重點 ：
．多元化申請主體：放寬讓具備服務能量的特定交通組織或社會企業有資格申請牌照 。
．營運彈性與誘因：針對高齡化嚴重的偏鄉，提供更多法規彈性與鼓勵誘因 。
．數據導向的補貼：從過去一次性購車補助，轉向以「實際載運弱勢次數」為基礎的精準營運補貼 。
跨越技術轉型：擁抱「包容共好」的社會轉型
這場通用計程車牌照鬆綁的機會，關鍵在於如何妥善利用現有的平台經濟能量，推動下一階段的社會轉型 。
1.平台巨頭的社會責任：當平台科技整合進第一線車隊時，強大的演算法不應只用於優化商業利潤，更應承擔「社會調度」角色 。政府應引導業者優化派遣邏輯，降低空車率，提升司機投入無障礙服務的意願，落實「移動即社會服務」（Mobility as a Social Service, MaaSS） 。
2.建立「社會共善」的數據契約：政府可要求平台分享匿名載客數據用於運輸規劃 。當數據成為公共服務的燃料，才能實現真正的交通平權 。
3.科技與制度共同演化的終極目標：伊斯坦堡的教訓顯示，制度若不透明，科技只會加深不公；台灣的經驗則證明，民主對話能將衝突轉化為進步的養分 。
我們建議政府應善加利用此次計程車牌照鬆綁的機會，推動以下三層次的轉型：
．第一層（產業層面）：引入多元運力，活化產業結構 。
．第二層（數位層面）：結合平台技術，實現長照、復康、無障礙計程車的跨平台精準調度 。
．第三層（社會層面）：建立移動平權的服務價值鏈，讓「障礙」不再是出行的阻礙 。
為未來移動寫下新腳本
技術進步必須與制度創新同步，否則雙邊市場的益處難以充分實現 。伊斯坦堡的亂象警示我們，缺乏健全法治與競爭，創新只會被舊勢力扭曲 。反觀台灣，透過民主對話找出舊制度的調適方案，成功將Uber轉化為推動進步的加速器 。接下來面對高齡社會的挑戰，呼籲交通部、衛福部、經濟部與數位部展現跨部會協作的格局：不只要推動「平台經濟」，更要實現「包容社會」 。
當平台巨頭、本土業者與政府能共同演化出「共善」（Common Good）模式，台灣才能向世界證明：數位轉型的終點不是技術勝出，而是讓每一個生命，無論年老、失能或身處偏鄉，都能在移動中找回自主與尊嚴 。這才是台灣獻給全球城市，最溫暖且專業的數位治理典範。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逢甲大學社會創新暨永續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