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和我的家庭
問：能否談談你的心路歷程？
答：我不否認自己生長在一個政治的家庭裡面，如果說沒有接觸政治，這是騙人的。但是和大家講一個我本身很簡單的感受，我也是一個滿好強的人，在我眼前擺著兩個活生生的例子：一個是先祖，一個是先父。
當然很多人對他們有見仁見智的看法，但我以一個做子女服侍的立場來看，他們真的可以說是為民為國付出一切。但是在基本的人生哲學方面我可能有點不一樣，我很好強，但有個原則：我已經有了基本的，再為別人去做，我會願意，但如果為了別人與自己的付出不成比例，那我可做不到。
連睡覺都想國事
大家看先祖、家父，認為他們的地位很崇高，能夠被人家尊敬等等；以子女隨侍的體會，不是說肉麻話，事實上他們甚至於晚上連睡覺都在想國家大事。
如果一個人希望做到最好的話，那至少要有這個打算和準備，我大概沒有這個打算和準備。
問：你個人成長過程如何？
答：要我背流水帳的話，沒什麼意思。講一些片段吧！我自己考到了師大附中，交了學費，後來有個教官把我叫去，「國家、民族、主義、領袖、家庭……」講了大半天，我覺得「這個學校還可以念啊？」回家的時候，我向父親稟報說：「這個學校我不念了。」父親說！「你不念要做什麼？」我說：「到軍校去」。
那個時候我最想進空軍幼校，因為空軍幼校踢正步踢得最好，我前去參觀參觀，一參觀不行，「這枕頭這麼小，怎麼睡覺？」(笑)
就因為這單純的一個印象，結果就跑到陸軍幼校去念了，那個時候叫預備班，就是現在的中正預備幹部學校。在正期生一年級的時候，我的腳跟在單兵攻擊訓練中扭到了，開了兩次刀，大約撐到三年級，就轉學到台大。
後來出來做事情，也有人問我轉到台大是否是不合法的。我說你講不合法我不承認，因為是按照教育部有關規定來辦。但是我也相信是有人為的因素，因為很可能其他的學生申請而台大不一定接受。
問：可否形容你和經國先生的關係？
答：對於先父，我小時候真的是很敬畏；因為他事情忙，我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時候滿久的。我跟父親建立感情，大約是十四、五歲以後才開始，到後來真的像好朋友一樣。我對父親有相當的尊敬，但是並沒有任何的距離。
只把他當父親
先父後來又是總統，又是主席，但我對先父的態度是，我從來沒有把他看成總統，也沒有把他看成主席，我只把他當父親。
問：你成長過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
答：大約我十五、六歲時，有次先父訓勉我的兩句話，這兩句話一直影響我到現在。一句是聖經上講的：「你把金的鎖環掛在豬的鼻子上，有什麼意義？」另外一句他說中國人講：「蒼勁的松柏永遠沒有辦法在花圃裡培植。」這兩句話我一直都記得。
問：經國先生晚年，你和他相處的時間滿長，從他去世一年來，我們看到很多紀念文章，可是從沒有子女第一手的看法，你能否談一下最後一年你和他相處的情形？你的感想？
答：目前這問題總是會牽扯到一些其他的，所以我總是避而不談。不過在先父的哀思錄裡，有我兩個兒子寫的東西，大概就在封面裡，滿感人的，你們可以去看一看。我相信你們看了以後，必定可以瞭解家庭的倫理、教養與親情。
社會脫離常軌
問：可否談談經國先生逝世一年來，你對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各種變化的感想？
答：我沒有辦法跳出去看，這件事情我自己身在其中。以做子女而言，當然沒有人願意祖上被人家做一些不當的羞辱。我覺得今天我們整個社會上，對於敬老尊賢這個立場，似乎是脫離常軌太遠了一點。
當然今天也可以瞭解到有些人是為反對而反對。在整個問題的反對過程中間，很多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點我不能夠接受－－就是對人的不尊重。你可以用制度、用批評、用方法，但是對於採取羞辱對方的方式，我覺得在今天是個異數，我真的是很不能夠接受。
問：能否談談你的母親蔣方良女士，以一個外籍人士到中國來這麼多年的歲月和感受？
答：家母的確是犧牲很大。我相信這麼久以來，你們不會聽到家母在政治上或事務上有任何的影響。在中國的環境裡，要做到這一點，我相信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以家母來講，她背井離鄉到中國來，雖然她現在中文和其他各方面都很順暢，但到底不是自己的家鄉。我只可以這麼講，就是她對父親的恩愛，以及她因為對父親的愛所做的犧牲，是值得女士們借鏡的。
問：她對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答：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在家裡是任何事情都要講理，所以她也很習慣於我跟她任何討論的方式。
子虛之談
問：經國先生過世後，報上說令堂想要到國外旅遊，但是經費不太充裕，你能否談談你準備如何讓令堂安度晚年？
答：我沒有聽家母說過要到國外去；好像報上說她要到國外去，她就得到國外去。
基本而言，在有兩利可選擇的情況下，做子女的就要選其重；沒有兩利條件，只有兩害的選擇之下，你只好選其輕。回答得很空洞，不過這個純屬私人問題。
今天她喜歡過平和安寧的生活，我也願意如此，不希望引起人家注目，引起注意並不是好事。所以希望各方面有寧靜的安排，以家族而言，我們確實不太願意為這種問題被人家干擾。
總要打個休止符
問：蔣緯國先生把他兒子送到國外念書，希望他能在脫離大的中國政治環境之下成長，你有沒有考慮如此？
答：說老實話，我總覺得我們家庭和中國近代史，過往似乎是連在一起的，但總是要打個休止符的。
這是我的立場。
很明顯可以看到，對我而言，父親辭世以前，沒有辦法打一個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別的原因，是因為人家總戴著有色眼鏡看我。但是我不願意我的小孩子跟我有同樣的遭遇。
問：以你這樣的身分，你如何避免親友或屬下利用你的關係圖私利？你的處世之道如何？
答：如果你有辦法的話，最好告訴我。(笑)
想這問題沒有辦法避免。舉一個例子，大概在三、四年以前，建設廳有一個人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說：「很抱歉，蔣先生，那個公司登記馬上就要下來了，特別打電話來道個歉。」咦？我說什麼公司登記要下來，趕快去瞭解，真的是一個親戚他私自刻了一個我的圖章，把我登記成常務董事。登記之後，他去催，說我在發脾氣，怎麼搞的還不下來，結果人家就打電話來跟我道歉。我趕快請他們停住，沒有讓這事情再發生。
我要去阻止，怎麼阻止？人這麼多。我有個習慣，不管是職務範圍以內，或是其他被賦予的責任來講，任何事情我絕對不假手他人。我有任何事情要拜託你，也不會不好意思說的。
不過這到底有限，所以要人家不要去假冒，的確是很難。話講回頭，我相信往後因為利用價值小了，問題可能小一點。(笑)
二、身為國民黨中央委員
問：經國先生在世時，曾說過蔣家人不會再從政，當他講這句話時，不曉得你的感覺和反應如何？
答：他這句話講不講對我是一樣的，因為我根本沒做這個打算。
如果我沒記錯，當時似乎是有人在講：「你蔣家是不是要繼續當總統？」指的是這一類的，並不是從事公務，事實上，家中現在服務公職的人，像家兄就是現成的例子。
不做公務員和黨工
問：因為政治民主化的結果，很多企業界覺得要使自己的企業發展得更壯大，爭取政治資產也很重要。你有沒有計畫競選民意代表，爭取政治資產？
答：到目前為止，真的還沒有改變任何的心意。先父在世的時候，我就立定了宗旨；第一，不幹公務員，第二，不做專職黨務工作。到今天還沒有做任何的修正。
那個時候，我覺得只有自己不把自己的利害捲入到任何其他利害裡面，才能夠超然。
問：經國先生在世時曾經大量拔擢了本省籍的青年才俊，參加政治重要工作，稱為「本土化政策」。後來很多外省人第二代覺得越來越沒有出頭的日子，你對道事情有什麼看法？
答：基本上來講，我覺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就拿我自己浙江省為例吧！如果浙江省底下的公務員都換了廣東人來，那怎麼辦事？辦不通的呀，還好我們有四十年國語的基礎，溝通了以後，差距慢慢小了。而且三、四十年以前，國內的人才還沒有這麼多，以後因為升學機會平等等因素，使得人才都冒出來了。不過，省籍的考慮，我相信有必然性。
對於外省人第二代而言，我也是外省人第二代，我覺得不一定非要在某一個階層以上的政府官員，自己才能夠有其定位，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應有的地位。我覺得好像我們自己分化得太厲害。
傳承重於實質
問：去年的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中，蔣家的幾位先生在中央委員排名都滿前面的。社會上一般看法是一方面對蔣家過去的貢獻給予肯定，另一方面是對目前幾位蔣氏家族的人士期望也很高。在這樣的反應下，你們對自己的期許是什麼？
答：先祖的庇蔭是個事實。但是我對於所謂中央委員的爭取，當時是抱這樣的心情，現在還是如此，就是：傳承的意義重於實質的意義。我之所以爭取，主要原因是先父才過世，就像線斷了一般，也不一定是一件對的事情。但是我並不認為我以後在黨裡面所謂中央委員這個途徑上會有什麼發展。我只是盡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
李總統堅定，俞院長守分
問：請你以和俞院長、李總統較熟悉的立場來說，俞院長是否是一個稱職的院長？李總統是否是一個非常好的接班人？
答：談俞院長，我們要追溯一下，他受到兩個最大的致命傷：一個是接孫前院長的棒並不好接，因為孫前院長形象很好，樣子也好，國語也好(笑)；另外一個是剛上任正好碰到一個水災，再來是兩個礦災，使得民間難以抹滅這種印象。
以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說，「俞國華在進步，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找一個不稱職的人來讓他學習？」我想這講法是有失厚道的。我相信有很多地方，每個人角度不一樣，看法總是不一樣；但是以我本身對他的瞭解，他是一個非常守本分的公務員。
像李總統來講，今天這個環境也不是那麼單純，有很多變數存在，但是我對李總統有個信念，我今天不需要講他任何好話，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凡是有關國家大政方針的地方，他從來沒有不把話講滿的，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國家的福氣。
你可以用同樣的行動方式，不要把話講得那麼不能夠轉彎，以後好做一點。這是我的體會。
對「強人」二字反感
問：你的意思是指他講得很徹底，而且跟經國先生生前講的話、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答：我所接觸到的就是如此。
問：李總統現在也是黨主席，如果日後黨內也有人公開競選，有人的意見是樂意使任何人都能當主席，願意見到競爭，因此可使主席更民主、更能尊重黨的意思；相反的也有人說為了黨的團結，絕對不應該來向現任的主席挑戰，結果這又會慢慢形成一個強人政治。你今天站在中央委員的立場，是希望看到民主的氣氛在黨內生長出來，還是要按照過去的例子說不要了？
答：首先我對「強人」這兩個字很反感，當然很多人都講先父是「強人政治」，但強人政治到後來變成好像是不民主。我想，很客觀的來講，每個人做事有他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著眼點，但是強固的領導中心是大家向心之所在，這和強人之間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
往後還是會往更民主的程度來走。不諱言可能會有很多人仍然認為最好不要有兩個意見；我覺得李總統很具有跟人家競爭的條件，過往如此，以後我想也是如此。以前不是不去競爭，而是沒有人競爭，也沒有人願意競爭，往後民主這條路不會走個兩步退三步的。
民主不會走退路
問：也有人認為正是大家覺得李主席有這樣優異的條件，所以在黨裡面選主席的時候，他也可以接受趙少康的建議，例如無記名的投票，他一定可以當選，不一定要按照過去的慣例用起立鼓掌的？
答：以後的選舉是否用無記名來，我不講。以去年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講，如果用一種選舉的方式來表達，和我們黨的傳統就有相當大的出入。
我相信趙少康、李勝峰坐在那邊，也並不是表示不支持；但是因為對自己理念的關係，所以不得不坐，他也坐得滿辛苦的。(笑)
以那次來講，我倒是認為既然大家有一致的目標與共識，似乎順其勢又有什麼不好。如果投票的話，假如有個十票、二十票不同意，那大家又會在這十票、二十票中做文章，反而又會延伸困擾出來。
問：執政黨的黨內民主發展，可能會遇到什麼障礙？
答：基本上要看民主的定義是什麼，今天很多地方，大家同意這樣子，這就是民主；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可能不是民主，很難講。我想往後障礙會慢慢越來越少，所謂障礙無非是人對於不同觀念的意見，現在慢慢年紀輕的多了，年長的一輩對於一些看法也不像以前那麼執著，比較寬鬆了，所以我不認為有什麼太大的困難存在。
但是我覺得我們整個民主的發展，是要發展我們自己所要的民主，而不是人家要我們怎麼樣才是民主。
問：那麼所有的黨員是否有共識，知道需要什麼樣的民主？有沒有發展出來？
答：我想還沒有。要盡如人意不容易。我們黨員現在大概有兩百萬，要讓大家有個共識，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想也只能夠大體而言。
問：選舉要到了，輔選也漸次展開，民間對於過去輔選的表現有不同評價，有人說很好，有人覺得有點不擇手段，你認為輔選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答：輔選真的是很複雜，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縣、不同的鄉鎮，很可能是因地制宜。但今天有個現象，大家可以瞭解到，凡是本黨提名而落選的，認了；凡是競選者落選的，他一定講你舞弊。這是大體的情況。
舉實務來講，地方派系的考慮不是沒有的，但由於名額的限制，而同一派中卻有兩個人爭取，提了這個，另外一個就扯後腿，為了以大局為重，但有時候苦口婆心卻不一定能夠疏導得了。
所以沒有一定的模式可用。輔選時得根植於基層才行，瞭解他們的需要，而不足只看看報表，看報表的東西都是虛假的。
做輔選和我不當專職黨務工作的心願不違背，我長時間是產業黨部的委員，大約有十幾年了，這是服務性質的工作，就和中央委員一樣。
不信任共產主義
問：大陸的知識分子對台灣期望很高，有人提議第三次國共和談，有人問國民黨為什麼不到大陸去吸收黨員，你覺得這可能嗎？
答：今天不要說大陸，就在我們國內來講，一般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對於整個國共鬥爭的歷史瞭解的人非常少。你這問題必須要從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去探討。
有人問我：「今天中共在大陸上也搞得不錯，開始變好啦，你為什麼還是好像極右派的立場？」我說不是的，今天我對中共的看法不是單單我對中共的看法，是我們自由世界對極權世界的看法，是我們民主世界對共產世界的看法。
我想請問，今天美國很歡迎俄國很多開放的步調，但是美國對俄國信不信任呢？它也是不信任。所以共產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他只好說「階段性的需要」，他只有「今天的敵人或明天的敵人」這些。
問：針對大陸的問題，目前社會至少有兩派不同的看法：一種是主張我們都不要和他們接觸，敬鬼神而遠之，離得越遠越好；另外一種是覺得我們應該至少在經濟上傳播我們的經驗，使得他們經濟搞好，人有錢了之後，自然就會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到那時兩邊或許就可有進一步的接觸。你的看法呢？
答：我個人來講，當然不會去接觸。但是像很多國際會議，甚至於到大陸探親，開放讓他們傑出人士來，我想很多是避免不了的。但我總覺得民間的歸民間，政府的歸政府，政權如果去接觸、去談判的話，那是把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拿去賭，這個我反對。
而一般事實需要必然不可避免，我認為不要說管不了，做不到的事，讓民間的歸民間，政府的歸政府就行了。
民間歸民間，政府歸政府
問：如果民間的歸民間，政府的歸政府，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要如何達成？
答：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對一般人來講是很空洞的，不過我是絕對贊成它的必然性，因為這是一個回歸的道路問題。今天中共之所以不肯放棄「四個堅持」，就是因為他一旦放棄，他自己政權維繫的依據就失去上。我相信到某個程度後，他會修正，修正到體無完膚的時候，他會放棄。
今天我們和中共之間，是比一個「氣」的長短，中國人還是這麼多在眼前，而且雙方面都有問題，「氣」的長短就是最後決勝負的依據。
三、我的事業
問：你在企業界十幾年，認為現在勞工問題的關鍵是什麼？未來的發展如何？
答：今天勞工問題很可能是受到教育體系的影響，我們從小為了避免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所以介紹的都是美國、歐洲的資訊，而且在國外已經走回頭的時候，例如工會的對立等等，我們好像還要再走一遍。我想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不是運動是革命
當然我們勞工接受了這種歐美對抗的形式，而企業主也因怕了對抗式的紛爭，一昧的對工會採取排斥的態度。我一直很反對時下所謂台灣勞工運動教育者的立場，我覺得他不是在搞勞工運動，他根本是在搞企業革命。
以我自己本身公司來講，我調到這公司來服務大概有十一、二年了。開始時我們公司的勞資是對立的，我從第二天開始就重視工會，叫出口號要「好人出頭」，使得原來對工運有興趣、但是不被公司同仁所認同的這些人，在改選時自然就選不上。我公司的企業文化只有四個字：「溝通、共識」，只要隨時和員工溝通，建立共識，他能夠和你站在一起的話，問題就少了。 溝通的方法有很多種，像我在公司裡，我不是只從行政體系的方法著手，我很重視救國團式的社團活動；你要成立電腦社，我給錢；你要登山社，我也給錢；你要釣魚社，我也給錢。這樣子有很多問題要溝通時，不要透過正式的管道反而好溝通。
另外，像最近新光的問題，我想已經不是理性解決的途徑，這種例子，我就很認為應該從純法律的立場來論斷，而不要有過多不當的讓步。
工商界找人難
問：台灣之所以能夠重返國際社會，很多是由於我們經濟上展現的實力，但是目前，社會急速發生了一些變化，你對於這些狀況有什麼憂慮？
答：今天工商企業界很缺人，我公司也是缺人。不要說投資意願低落，連找人都很困難，探討這問題，我覺得今天我們整個教育的規畫並沒有失敗，問題在於本科的畢業生不回到本行去。像很多讀電機系的高材生跑去搞期貨、或搞股票去了。我想這都不能夠持久的，我相信短則兩年，多則五年，這會重新調整過來。
問：中興電機是黨營事業，能否請你說明黨營事業的盈餘是怎麼歸黨庫的？在黨裡有沒有什麼規定？
答：我們完全是公司法的規定，就是有盈餘，然後有董監事酬勞，有員工分紅、有派股利、股息，完全照公司法的方式來辦。
問：黨的一些支出是否靠黨營事業的盈餘來支付？
答：我們公司對黨的支出應該有貢獻，我想。
我的公司搞得還不錯，不是我行啦！但說老實話，我是比較強勢的要求，不過更靠一千多個人大家共同合作。所以在整個成長、獲利能力等等來講，不會輸給大部分的民營企業，特別好的我不敢說，大部分來講至少還可以來大家比較一下。
問：營業狀況如何？
答：去年是比較不正常，去年我們營業額到四十五億左右，盈餘大約有四億多，約一０%，以後約略仍會向這個方向來發展。我打算兩年到三年以後，把從事製造業的比例和所謂多角化經營的比例拉大，加大之後的營收狀況會比現在還來得好。
問：黨營事業可能也背負了一些國營事業的包袱，例如人事、預算，或決策會受到牽制，你怎麼來克服這方面的障礙？
答：現在可以說大體上沒有障礙了。我從事黨營事業十五、六年了吧！十多年前有些規定還是比較有防弊的心理，不過慢慢的改，現在幾乎是沒有障礙。中央投資公司是握股公司，當然要瞭解你很多作為什麼的，但只要你在正常的軌道中，有正確的方向，他限制很少很少。我有時候還覺得他管得太少一點。
問：你以企業家立場來看，歷任財經首長中有那一、兩位是你很欣賞的，覺得做得比較不錯的？
「無為而治」的誤解
答：我覺得李達海李部長做得很好。為什麼呢？不能說他不刻意的強調一些自己的看法就不是一個好部長。我認識他很久，從我做學生的時候就已經認得；後來每當同他談經濟問題，沒有不深入的，只是他不在公開場合多所談論。
當然今天，有很多時候是需要年輕一點、有魄力一點的，好像「無為而治」不一定是個好事。我認為李部長在任職期間無形的貢獻，很可能比有太大作為所帶來的還要好一點。
他從來不去講，但他做了很多事，他都在「導」這個方向。在今天有「我要去做事情，而不為人知」的氣度就已經很不容易，更何況他與王建瑄就配合得相當好，一步一步來。王建瑄次長，我對他也相當敬佩。他律己很嚴，他是真正去探討民間的問題，像他每個禮拜至少一次，和工商企業界經理級人士座談，從下午三點聊到晚上十點。像這種人，才真的能夠使政府的政策和實際上的社會行為相結合。
(楊孟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