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年開始，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超過五千美元，國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提高，在住、行、育、樂方面的需求就增加了。而政府缺少前瞻性的做法，公共投資不足，結果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也越來越厲害。
這種現象外國也有。譬如日本在十五年前差不多也是這種情況。但日本政府立刻下決心，每年用GNP的五%，從事於環境的改善。
住需要好的環境，好的環境不是去郊外買一幢房子就行了，要配合道路、社區發展……種種公共設施，這些我們並沒有。講最簡單的例子：我搬到內湖，剛去的時候連電話也沒有，到現在煤氣還是用筒裝，什麼時代了，為什麼沒有天然瓦斯呢？這是很明顯的落伍現象。
交通問題更是不用講，舊曆年期間高速公路擠得不得了。我們老早就該有第二條高速公路，到現在捷運系統都還在拖拖拉拉。
其實豈止是這樣，對小學教育的投資就不夠，現在政府還霸占了某些日據時代蓋的小學當辦公廳，已經用了上百年。我們現在蓋的經常是「危險教室」，很多學校沒有禮堂，甚至兩班、三班共用一間教室。現代化的教育設施，如電子、聲光設備都沒有。另外，學生很擠，一班五、六十個人，還要分班上學，從小就人擠人，人格不能健全發展，搞得脾氣很大，動不動打來打去，長大以後就變得你鑽我鑽，有縫就鑽。
公共設施不敷所需
長期以來，只有蔣經國先生當院長那幾年公共投資稍微好一點，現在雖然有十四項建設，但跟我們所需求的差了十萬八千里。環保、公共財投資嚴重缺乏，這已不是現在政府說增加二０%的投資、發行一千億公債就可以解決的。
日本可以在短期之內把環境改善、不斷提高公共財，它一年光是環保就花預算的五%，連同公共投資五%，總共要一０%以上；我們現在起碼也要三千五百億以上，跟下年度政府不到兩千億的預算，相差十萬八千里。這些問題會繼續鬧下去。因為，以政府這種保守的作法不可能解決，絕對會繼續鬧，將來甚至會為公共設施不足上街頭。
從總體經濟看來，現在經濟上有結構性的不均衡，一是國民所得提高但與生活品質脫節，二是總體經濟結構的不均衡。不均衡顯示儲蓄與投資間有差距，也就是投資不足。
投資分三方面：政府公共投資、公營企業投資、民營企業投資。現在民營企業投資受勞資糾紛影響，意願非常低落，這和新台幣大幅度升值和政府的產業政策不明確也有關連。譬如獎勵投資條例明年就要滿期了，以後怎麼做呢？這使得民間無所適從；再加上勞資糾紛，民間的投資意願非常低。公營企業也受到環保的影響－－五輕、核四－－這些都是大投資。
民營企業、公營企業、政府公共投資不足，形成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大不均衡，產生因投資不足而使經濟成長率降低、環境惡化、公共財不足。
另一方面由於儲蓄和投資間差距很大，形成資金寬鬆的局面，這也造成不確定性，有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前年、去年資金寬鬆，地皮、股票亂漲，這些都是結構性不均衡所導致。另一方面是大量出超造成貿易磨擦，逼使台幣大幅升值。而台幣升值以後民間投資意願更低，結果變成惡性循環，這是我最擔憂的。
做與不做
我相信政府官員現在不是不曉得問題所在，我們有第一流的內閣，是做不做的行動問題。政府做事有很多都要花大錢，必須排除保守心態。解決任何經濟上的問題一定會有附帶的代價。要解決環境問題、投資不足，政府就必須先引導大量的公共投資，包括環保的投資，政府的赤字會因此增加。現在政府是要有大作為，不是保守的時期了。以保守心態認為政府不應有大量的赤字、不應大量發行公債，結就死在那裡。
事實上，我剛從巴黎回來，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二十四個國家中財政最健全、發行公債最少的是德國，公債已占GNP的二三%，我們才占三%。
如果我們加入OECD，就變成財政最健全的成員。但問題出在我們付出的代價是惡劣的生存環境、公共投資不足、經濟成長低落、惡性通貨膨脹的威脅。反過來說，如果大量發行公債，生活素質提高，公共設施弄得很好，經濟發展的瓶頸同時也就減少了。
投資的本身就會促進經濟成長，大量投資又可以使我們的出超減少、貿易磨擦減少、台幣升值的壓力也沒了，付出的代價只是公債發行而已。我們即使發行到GNP的二０%，財政還是很健全，這樣我們還能再發行七千億來從事公共投資，政府預算每年就有剩餘了。換言之，每年三千多億的投資就可以做啦！如果連續做五年，問題就解決了。如果不，問題就沒得完。
保持樂觀
很多人看到這些問題，對台灣的經濟開始悲觀。但是基本上，我跟李總統的看法相當接近，再大的困難都可以克服，我們會有辦法的。
過去二、三十年來台灣經過大風大浪，我在美援會從事經濟計畫的時候，台灣什麼都沒有，外匯也沒有，我仍然很樂觀。為什麼？
第一，中國人勤勞、聰明、重視教育，即便再鬧勞資糾紛，還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在勤勞做事。第二，台灣位處在西太平洋，是世界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心，我們可以變成西太平洋的航運中心。
另外，雖然現在工資上漲得很厲害，但以我們的智慧、勤勞，在高科技方面勞動成本仍然非常低，所以可以大量發展高科技，一個人一個月一千美元就可以解決，在國外非兩、三千美元不行。
如果有機會當面向李總統建言，我會建議目前迫切需要的採取行動，一是大幅度提高公共投資，另外是維護公權力，讓企業有信心，法律訂了就要切實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