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和平共存」顯然是美蘇冷戰結束時代中的產品。全書分十五章，內容係根據葛爾布萊斯(下稱葛氏)和孟薛可夫(下稱孟氏)二人在一九八七年夏末十多天的對話整理出來。
作者身分特殊
葛氏是美國經濟學界元老級人物，崇尚凱恩斯學說，其名著「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於一九五八年出版後，一紙風行，歷久不衰。甘迺迪總統主政期間曾任駐印度大使(一九六一至六三年)。一九七五年自哈佛大學退休後，筆健如昔，最近出版的著作是「經濟學史」(A History of Economics)。除著書立說外，他還不時書生問政，投書到像「紐約時報」這類有影響力的報章針砭時事，議論時艱。他今年八十歲。
孟氏生平我們所知不多。僅從葛氏的序言和本書扉頁的簡介知道他的父親曾任蘇聯駐美大使。孟氏到聯合國服務前，曾任教莫斯科大學，講授西方經濟。現任「世界馬克思主義者評論」編輯及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大概是這兩位對談人身分頗為特殊，集學者與政治家於一身，所以本書除了英文版外(美國版於一九八八年問世，英國版一九八九年)，還同時出了俄文版。
葛氏著作一向的特色是：不賣弄經濟學的行話，以求思想「深入民間」。孟氏寫過「百萬富豪與經理階級」(Millionaires and Managers)，因是俄文著作，其風格是否與葛氏相同，不得而知。但最少就本書內他發言部分而言，他的調子也是深入淺出的。我們相信，除了普通知識分子外，本書一定受到兩國當權派的注意。
美蘇兩國的敵意，早在蘇共「青年才俊」戈巴契夫上台前已有「冰解」的跡象。但我看了全書後，覺得如果不是戈總書記在這兩三年間翻手作雲覆手雨，造成了俄共前所未見的「開放」氣象，這兩位老先生坐下來談，頂多只能檢討滄桑的過去，卻難對將來有什麼美好的展望－－這就是我未譯出來的本書副題。
君子之爭
孟氏把戈巴契夫這幾年來的措施，不稱作「改革」，而名曰「第二次革命」。單看他措詞之「不留餘地」，可見孟氏這類蘇共的「高知」，已把克宮帶動的趨勢看作「不歸路」了。
葛、孟二人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葛氏的一些著作能譯成俄文出版，也是孟氏在後面主催的。但私交是一回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代表兩種不同的制度、意識型態、價值觀念甚至生活方式，卻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兩人對個別奉信的兩種主義的「終極優越性」深信不移。這也是本書可貴的地方。談問題，遇到「政見」不同之處，他們針鋒相對，據理力爭，但態度一直保持君子之風，不出惡聲。
「兩雄論劍」的地方是在美國佛蒙特州(Vermont)葛氏鄉居。兩人對話時紐約股市還未出現「黑色的星期一」，戈巴契夫還沒到華盛頓跟雷根和布希握手言歡。
如果葛、孟二人對談的內容是「話題性」的，那就是說，以新聞作題材，那麼本書應是明日黃花了。但他們討論的，不是事過境遷的洋象，而是兩種制度的本質問題。說是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戈巴契夫的一系列措施，動機並無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之意，只不過是窮則變的應對手段而已。
換句話說，除非蘇共放棄了通過社會主義達成共產主義這套理論構架，這本書所涉及的問題和矛盾不會因戈巴契夫施出的「和平攻勢」而獲得解決。
這是一本二百二十五頁的書。在組織上約可分為三個部分：檢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過去的成敗；討論兩種制度為了應付過去和目前危機所採取的改革方案；展望兩種制度的前途和美蘇兩國可能合作的範圍。
也許是中共初年處處向老大哥一面倒的關係吧，我們聽孟氏對蘇共政制「自我批判」之餘，不難發覺最少在實行社會主義失敗的經驗中，兩國實是難兄難弟。在這方面的「雷同」之點，下文自有交代。
核戰炸不掉主義
孟氏在第一天的談話，就擺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跟葛氏談到核子戰爭對全人類的威脅。葛氏說，如果核戰避免不了的話，對倖存的人來說，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究竟有什麼分別，已無關重要了。
孟氏的看法卻不這樣。他認為這兩種制度，不管有沒有核戰，還會在地球上保留下來的。因為現在和將來總有許多人餓飯，為基本生存問題掙扎。同樣，有些人衣食足了，物慾和其他的需要相應增加，最後終會以戰爭或其他手段侵略他國。 孟氏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立場，由此可知。
由於他們心目中的讀者不限於專家，而廣及一般讀者，所以有時他們其中一位可能是故意的裝出無的姿態，提一些在我們看來是老生常談的問題。譬如說，葛氏問孟氏，對蘇聯的情況說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分別何在？
這是大學生應有的常識了。不過，也許我是以小人之心測君子之腹，我覺得葛氏故作懵懂，有他「戰略」上的理由；讓對手親口向讀者交代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一面。果然，孟氏只好回答說：
「根據馬克思的看法，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踏入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時期。共產主義是未來的理想社會，不但產品豐富，而且幾乎可以完全免費配合。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產品是按照每人的勞動價值配給。」
葛：「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國家或政府也可以淡出了，是不是？我猜你不是說今天的蘇維埃聯邦已沒有政府的存在吧？」
「不是，不是，但即使到了共產主義實現的一天，政府也不一定會完全消失。這完全看你對政府的功能怎麼解釋。這問題我們後面再談，看看將來共產主義的社會是否有保留中央計畫功能的需要。」
葛：「你是不是說我對馬克思的瞭解過於拘泥原義。」
「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不過是說，馬克思對政府淡出的本意，可能不是指整個政府，而是某些機能，如警察制度或國防設備。當然，這得先假定全面裁軍是可以實行的事。但最少在經濟管理方面，我相信還有用得著政府的地方。」
葛：「我看你是為了自己辯證的方便修正了馬克思，但這是言之成理的。有關這一點，我只好向你這個馬克思主義者讓步。」
「有時我們不能不修正一下。」
兩種主義平起平坐
以這種對話方式來介紹本書太占篇幅，因此以下兩人的論點，我只採其大意複述出來。
葛氏說俄國革命距今已七十年了，自列寧以來，社會主義有什麼轉變？有什麼成就？
孟氏答說這七十年來證明了社會主義是一種不斷生長、活力充沛的制度。自一九一七年來，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遍及歐洲、亞洲、美洲和非洲。全世界約有三分之一人口在這制度下生活，因此社會主義是一種國際的制度，可說與資本主義平起平坐。
葛氏注意到孟氏提到非洲時，口氣有點猶豫，想到這也許是理論與現實的衝突，因為照馬克思的說法，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是資本主義的崩潰。像非洲的衣索匹亞和莫三鼻克，根本沒有走過資本主義的路子，又怎可以一下子邁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呢？
孟氏的答案可想而知是修正的。他說這些國家根本不想走資本主義的路子，因此一開始就嘗試採取社會主義的模式。他又說事實上衣索匹亞不是第一個這類「架空」資本主義「直取」社會主義的例子。外蒙古才是。至於他提到非洲時口氣顯得有點猶豫，因為他考慮要不要稱衣索匹亞這等國家為「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理由是他們不過是打算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事實上他們目前還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那麼，依孟氏的估計，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有過什麼建樹？他說：建立公平的社會，使每個人都享有正義與均等機會。他倒沒有提到自由與民主。
另外一個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成就是全民就業，沒有強迫性的解雇。當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有其他好處，像免費醫療、義務教育、退休後的生活保障和房子租金低廉等等。
蘇聯農民不能自己當家
在政治方面，孟氏給社會主義打的分數也相當可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和國家主權獨立幾可說是相附而行。他說像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就是奉行了社會主義才取得獨立的。除中國外還有古巴。國家一獨立後，經濟也很快的自立了。
社會主義的成就交代過了，那麼，在孟氏看來，離理想尚遠的有那些地方呢？換句話說，戈巴契夫一上台後孜孜經營的有那些重點？
孟氏的話說得坦白。他說照列寧的構想，除非社會主義能提高人力和經濟上的生產率，否則無法與資本主義抗衡。可是這些年來，不但蘇聯本身在這些方面落後於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其他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例外。
說到生活水平，列寧也深信社會主義會帶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高生活標準。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辦到。」原因很多，譬如說因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蒙受的損失。可是這理由也不成立，因為事隔四十年了，不少同樣受戰禍牽連的國家早已脫胎換骨。像日本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孟氏沒有提到西德)。
孟氏認識到，蘇聯在農業工業落後的原因，出於制度問題。蘇聯的農人和工人，既為社會主義一分子，所以一生只能替國家打工。又因這個社會在政治上走的是中央集權制、在生產上是「計書生產」。農民自己不能當家，即使知道那種天氣、那種土壤最適宜於種植什麼，也於大事無補。因為國家指派你種什麼就種什麼。工廠裡的工人，命運也差不多。
蘇聯本來是一個糧食不但自給自足、而且有時還可以輸出剩餘的國家，可是因為制度僵化，到了七十年代竟要靠用原油換來的外匯去跟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買小麥。這些錢，本應用來買機器加速現代化的。如此一來，反成了惡性循環；農業工業一天不現代化，賺來的外匯一天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工業生產只聽中央旨意辦事，市場就出現了怪現象。簡而言之；求過於供、供過於求。或：有貨無市、有市無貨。老百姓要的貨品，欠缺。他們不要的，偏多。
戈巴契夫孤注一擲
為什麼有這種現象？計畫生產之過。就拿鞋子來說吧。上面一紙公文下來，要某工廠生產多少多少雙鞋子。不錯，這個國家派給的定額有時指明這個款式要多少雙，那個款式多少雙。但問題是：分發下來的原料往往不夠應付這種「分類要求」。結果呢？定額說不定湊足了，但款式可能只有一樣。皮靴有了，女同志要的鞋子偏付闕如。
供過於求，因此而來。
孟氏在美國受教育，又專攻西方經濟，當然知道這種制度出錯的地方。他對症下的藥，對我們說來因此一點也不稀奇；政府越少干預生產部門，效果越好。這就是市場經濟，也就是戈巴契夫要孤注一擲嘗試的「革命」措施。
要改革，其是千頭萬緒。據孟氏透露，蘇共早在赫魯雪天時代就銳意改革農業經濟，赫氏也看出架床疊屋的幹部官僚制度對生產幫的是倒忙。因此在一九五八年他把農工業管理部門整頓，分散莫斯科的權力，在各地設立了地方性的經濟局，用意不外是讓各區行政人員「自己當家」。
但結果呢？自己當家的幹部自立門戶，行政化簡為繁，冗員越來越多，成了地方性政治權力的膨脹，一發不可收拾。
蘇聯人口二億八千萬，幹部官僚卻有一千八百萬，占了全民「生產力」的一五%。照孟氏的說法，這一千八百萬人「並沒有幹著在社會主義下應該幹的事」。
這些吃閒飯的人可不可以「淡出」？不可以，因為他們有本領把自己的差事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造成「不可或缺」的形象。
葛氏問：「這些人一定認為自己的收入不錯了，是不是？」
孟氏答道：「有些確是不錯的，別的就少些了。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認定吃的是鐵飯碗。而且，除了收入外，他們的社會地位也高。」
對中共問題稍微留意的讀者，當知我上面說蘇共、中共是難兄難弟的話不假。
難兄難弟
在文革期間，我們在「人民日報」看了不少「放衛星」式的「超額生產」報導。超額生產是為了向黨中央表功，犧牲老百姓口糧虛報出來的數字(「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剪輯錯了的故事」講的就是這種「故事」)。
既是難兄難弟，類似的事件當然也會在蘇共集團國家發生。孟氏稱這種現象為「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計畫經濟和配給制度引起的後遺症，我們上面已提到了。但有時「影子經濟」跟黑市或地下經濟並無關係，最少對消費者本身沒有直接的影響。孟氏跟葛氏對話時提到的「影子棉花」，就是個例子。原來在中亞細亞有蘇聯加盟國名烏茲別克者，有一專管理棉花生產部門，多年來號稱每年生產棉花一百萬噸以上。
以帳目看，這國家的棉花外銷到其他共和國。事實卻沒有這回事；只有銷售的統計數字，卻看不到棉花。孟氏因名之為「鬼影棉花」(phantom cotton)，大概只適合給國王裁剪新衣服。
這種買空賣空的事，怎能發生？既屬難兄難弟的故事，讀者自己也可以找到答案了；上下通關、各飽私囊，做出來的全部是假帳。
孟氏檢討了社會主義制度各種盲點後，談「鋒」就轉移到戈巴契夫的「革命」計畫去。他提到了工人階級的異化問題。照理說，異化現象只應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社會主義已消除了勞資矛盾問題，何來異化？但這問題確實存在，只是性質不同而已。現在矛盾相對的，不是勞資，而是工人與官僚幹部。
戈氏的「革命」方案是：讓工人有直接參加工業管理的機會。第一，工人可以選出自己的「領導單位」(但最後仍得黨中央批准)。第二：新政如果帶來名副其實的「超額生產」，員工可得額外收入。
葛氏聽後，插話說：「這是分紅制度(profit-sharing)」。
孟氏回答道：「對的，但我寧可稱為「收入互惠」(income-sharing)」。
自求多福
革命方案既認識到利潤分享與工人士氣的關係，工業管理的運作方式也得相應的調整。市場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將日見重要。各生產單位不但得自找買主，而且除了特別短缺的原料非得由中央出面協調外，其他各種需要得「自求多福」。
在制度革新前，生產單位只負責生產。產品外銷，自有相當於「外貿部」的機構統辦。現在大部分的生產單位已獲授權直接與外商接洽交易。
既要走「修正市場經濟」的路子，產品越來越傾向消費主義，殆無疑問。難怪葛氏不放鬆的問：將來會不會靠廣告推銷？
孟氏表示了個人意見：無可避免。
葛、孟對談出現了一個相當有趣但絕不可疏忽的場面。葛氏問：
「如果我歸化成為蘇聯公民，我知道我不能設廠製造汽車或摩托車，但我可不可以開店做維修汽車這類服務行業呢？或者開洗衣店？飯店？」
孟氏的答案是，他可以以私人的身分找其他與他同樣身分的「小市民」合股開業。但得嚴守兩個規矩：一是得向「有關當局」申請批准；二是不能雇用員工。換句話說，葛氏如要開餐館，廚子、跑堂，要嘛是動員祖孫三代充當，要嘛是找集伙計與老闆於一身的合股人上陣。
不消說，葛氏拿「在商言商」的眼光看，指出這又是社會主義一個盲點。孟氏又怎麼辯證呢？他說如果開餐館的人用的是「直系親屬」或合夥人，他不會擔心。但私人營業如以薪酬去雇用「外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復辟了。今天雇用五名，明天十名，一兩年後說不定就有一百人在他「手下」工作，靠他吃飯了。
孟氏在這關鍵上向葛氏坦承自己是個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他說靠父母、「愛人」、子女經營的飯店，頂多「收入不惡」，若要致富，絕不可能。
由此可見，戈巴契夫改革的鴻圖大計中，若有「走資」的傾向，態度也是半推半就的。
葛、孟二人就社會主義的功過交換過意見後，就輪到孟氏問：「資本主義出了什麼紕漏了？」
初期資本主義的各種缺點，亦屬老生常談，如工人階級受剝削和社會上貧富懸殊等等。因此葛氏開宗明義的說，我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看法，應與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一樣；承認其不斷修正的特色。
馬克思沒想到
孟氏開玩笑對葛氏說：「你說話的口氣好像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呢！」
葛氏也回報說：「像馬克思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不該由你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信徒包辦的！」
玩笑開過後，葛氏接著指出，資本主義有四個階段的發展是馬克思無法預料的。第一：工會之興起，作為平衡勞資衝突的橋樑。
孟氏聽後，馬上站穩定場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認為工會這種組織實在是受資本主義制度剝削下應運而生的一種新階級鬥爭。」
葛氏笑罵他「胡說」，因為工會並不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目標。
第二個發展是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
孟氏怎麼說？
「這不是仿傚社會主義理想偷天換日的模式？」
葛氏沒有否認。
第三個階段是追隨凱恩斯經濟理論衍生出來的發展，以減稅或增加公營事業的開支來刺激需求和生產。
第四個階段，也是目前美國的經濟狀況：舊式的「獨行俠」資本家幾乎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經理人或大機構的「官僚」。
這四個階段的發展，葛氏認為足以穩住資本主義的制度。如果員工的薪酬和工作環境的決定操縱在資本家個人手上、如果社會福利制度沒有建立、如果不景氣不及時過去、如果機構「官僚」不取代資本家的地位－－說不定資本主義早就絕跡於人世了。現在大部分的美國人都接受了這種制度。
「不見得吧？工會呢？勞動人民呢？」孟氏打岔問道。
「沒有例外。總體來講，美國工會非常保守。」
「真的？」
「沒錯。美國工運在很多方面比我還保守。」
政客的「票房毒藥」
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出了什麼錯呢？限於篇幅，我只能化繁為簡，摘要錄出。
葛氏認為，由大機構管理人才取代資本家造成的商業「革命」，過去建樹頗多，但現在也像社會主義的「單位」、「組織」一樣，開始有僵化現象。一旦給成功沖昏頭腦，慢慢就變得夜郎自大。汽車工業節節在日本人面前敗退，道理再明白不過。
工會為了給工人爭福利，有時難免出現「苛求」現象，這通常是通貨膨脹的成因。要阻止通脹，許多人難免要失業。
葛氏雖為凱恩斯派經濟學家，但鑒於現勢發展不能從凱氏理論求得解決，不得不承認這套學說有內在的矛盾。如果減稅和增加開支確實是萬試萬靈妙方，問題就簡單多了。但一遇到通貨膨脹時期，理性的應變方法不外是減少政府開支、增稅和增息。對政客來講，這是「票房毒藥」，誰要競選總統，也不敢對老百姓說真話。 葛氏個人認為增加稅額，不論是個人所得稅也好，營業稅也好，都不一定會影響生產。
「那麼為什麼還要減稅呢？」孟氏問。
「為了造福有錢人呀！」葛氏說：「正如以前負責國家預算的David Stockman所說，這種事，不好在我們這種民主國家公開說出來。你得做些官面文章。「供應經濟」之大行其道，就是給有錢人減稅自圓其說的幌子。我在你面前招供這些，真有點不好意思。但你我在這兒都是為真理鬥爭，而真理你現在聽到了。」
技不如人沒話說
他們也談到跨國公司。葛氏說這是資本主義必然的發展。如果「母國」公司以相似的規矩去照顧「子國」公司的職員，如退休制度及保健等各種福利，在他看來，這不但不是壞事，而且還可間接的促進「子國」的現代化。
「你不怕日本人「跨國」收購你們華爾街的銀行？或吞掉你們美國人的公司？」
葛氏說「不怕」。他關心的倒是美國銀行目前營業的作風。在這方面，大概他不能不站穩自己自由經濟學家的立場。日本人有條件收購美國公司銀行，證明自己「技不如人」，還有什麼話說？
談話到了最後五天，重心落在兩國今後政經關係、合作的範圍與可能性、和平共存的先決條件等。
孟氏引了一篇「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文章，論者謂如果社會主義日漸進步，就對勞工世界國家越有吸引力，因此對美國政策越不利。他問葛氏的看法如何？
葛氏斬釘截鐵的說他相信大部分美國人都樂於看到戈巴契夫改革計畫成功，因為這會給蘇聯社會帶來安定的因素。安定的美國和安定的蘇聯都對世界和平有利。
有關第三世界對社會主義「落實」及反應，葛氏認為他們面對的不是「走資」或「反資」那麼簡單的選擇，因為任何國家經建的初期，都需倚賴市場經濟的活力、免受地主控制的小型農業生產和消滅文盲。資源缺乏的國家，特別需要管理經驗來督導，而社會主義在這方面不及市場經濟那麼有伸縮性。
不願樂觀其成
那麼，蘇聯方面對資本主義的成就又怎麼看法呢？是不是「樂觀其成」呢？
孟氏說得明白：在他國家內確有些人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成長與發展。
「是不是因為這會拖延了，就拿美國做例子吧，社會主義革命的時間表？」葛氏說。
「對的，不但美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如此。另外可能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進步，還會緩和制度本身的衝突和矛盾，同時也會逐漸降低我們所說的「國際帝國主義」間的競爭，那就是說美國和西歐、和日本間的競爭。就為了這個緣故，你不難明白為什麼在我們國內有人奇怪問道：為什麼要幫助資本主義？」
讀者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間表」這種說法，說不定馬上想到武力暴動之類的手段。孟氏講的可不是這種「革命」。他說的是社會主義若在和平的情況下達到生產、經濟效率和生活水平等各種優勢後，到時自會導引資本主義體制本身的改變。這就是他所說的革命，用和平競爭手段從事的革命。
他們第十三天的談話討論到和平共存的前景。孟氏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兩個國家、兩種制度應有不受干擾、各自為政的機會。那就是說，應該大家「相安無事」，不要插手人家的內政。既然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那就讓人家自己揣摩著去證道吧。
第二，雖然美蘇兩國達成和平共存的默契，但世界形勢的發展難以逆料。任何突發偶發事件，說不定會被第三者「拖下水」，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衝突。要防止兩核子大國迫於緊急形勢而攤牌，唯一的辦法是增加「熱線」溝通的機會。
第三，扭轉兩國過去關係，從對手變為合夥人。可以合作的事很多，如開發能源、幫助第三世界國家解決困難和共同應付現代社會面對的普遍問題。如癌症、愛滋病和毒品氾濫等。
有關經濟發展的合作計畫，孟氏說蘇共已立法鼓勵引進外資。這會不會給資本主義分子「顛覆」社會主義基礎的機會呢？孟氏說希望不會，因為法律規定外資只能占四九%股份。葛氏告訴他，這並不可靠。因為經驗證明那一方最有領導能力，就掌握實際的控制權。占股的百分比差別，最後是無關重要的。
孟氏說他相信最可靠的是誰當頭頭，負責行政管理。按現在法律規定，與外資合作機構的總經理得由蘇聯公民擔任。
蘇聯歷來的外銷貨物是原油和原料。行新政後，將要向製造業和消費市場進軍。孟氏坦承蘇共在「微觀經濟」方面毫無經驗，要倚仗美國、西歐和日本幫忙的地方特多。他當然曉得，跟外商合作困難重重。別的不說，跟兩種資本合營的公司服務的職員身分怎麼界定？是雇員還是股東？
但他相信這些技術問題終會一一克服。他充滿信心向葛氏透露說，已有幾百家外商打算到蘇聯設廠了。他絃外之音是什麼？用適合我們國情的「行話」翻譯出來的意思想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抓意識型態的人說的是一套，做買賣的人解釋的又是一套。外商千家萬戶的湧入蘇境，說「顛覆」社會主義結構未免危言聳聽，但「潛移默化」之功在所難免。總有一天，蘇共這個社會主義的聖地，也會「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幹著資本主義的勾當」的。
我們現在以最短的篇幅，補述一下他們談話的幾個要點，聊作結論。
葛氏問起，戈巴契夫的改革計畫，得到那一些人的支持？這一點極其重要，若無核心分子支持，多有野心的變法，也會落得「百日維新」的命運。孟氏答曰：除了僵化了的老頑固「黨棍」外，戈氏得到了大部分黨員的擁護。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最熱心支持的人是農民和工人。因為改革計畫成功，他們的生活就會大大的改善了。不但農工對他寄予厚望，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階層都是戈氏的「贊助人」。
「超級大國」名存實亡
另外一個令孟氏樂觀的原因是國際人士與世界傳媒給戈總書記的道義支持。
葛、孟二人同時認識到，隨著民族主義的風起雲湧，美蘇除了在軍事力量外，「超級大國」這稱謂，名存實亡。美國在越南、蘇聯在阿富汗先後吃了癟，可作殷鑑。六０年代，美國還可以用高級科技和經濟力量左右他國的政治決策。今天看來，已成強弩之末。美蘇兩國要裁減軍備，確是識時務的措施。
葛氏在檢討美國經濟政策時，承認弊病叢生。市場經濟「刺激」生產，可是就刺激不了房產業者廣建廉價大廈千百間，務使工資低的市民居者有其屋。葛氏是民主黨，難怪他總認為「雷根經濟」一無是處。他「安慰」孟氏說：「供給經濟」和「貨幣主義」是政客為了討好選民耍出來的反常手段，稅還是要加的。
上面說過，葛氏今年八十歲。孟氏年紀無記載，想來也有一大把了。也許兩人都感到日薄崦嵫，禁不住預言身後事來。百年後的世界將會是什麼一種樣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又是那一種面目？共產主義的極樂世界，到時會在人間出現嗎？
孟氏預見蘇聯將走「市場社會主義」，也即是說，保持社會主義的理想，但「中央計畫」的制度將會全部消失。
還應該補充一點是：戈巴契夫正看手將蘇聯貨幣盧布「國際化」，流通全世界，以利旅遊，幫助「國民外交」。
高見無不是之處
葛氏說，既然自己一百年後不在人世，說錯了話也不會有人「清算」他，因此大膽「預言」。他相信百年後的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曾經一度「水火不容」的經濟理論和政治結構，將不會有什麼楚河漢界的分別。社會主義越來越受市場經濟吸引，而資本主義則會更看力改善本身不健全的福利制度。
「我講的話不算含糊吧？」葛氏問。
「高見無不是之處。」孟氏答道。
(劉紹銘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中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