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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台灣的大學之道 陽明大學小而美

文 / 宋秉忠    
200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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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台灣的大學之道 陽明大學小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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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地處偏僻。在十年前告訴計程車司機:「去陽明」,一定被載到芝山巖的陽明醫院。

即使現在,從捷運石牌站,走到陽明大學的最高處,也要20分鐘;還要爬近30度、被陽明人稱做「神農坡」的山路。

成立不過31年,陽明大學畢業生最高的官也只到中央衛生署副署長、台北市衛生局長,再往上更高的「大官」就沒有了。

加上早期招收公費生,畢業必須下鄉服務六年,至今很少聽到陽明的畢業生自己開業賺大錢,倒有很多人當「所長」──衛生所所長。

陽明是台灣十所擁有醫學院的大學中,沒有自己附設醫院的兩所大學之一。不但學生實習不方便,連就業也不像其他擁有自己醫院的大學,那麼有保障。

不過,在今年的兩地三地大學競爭力調查中,陽明的師均論文數排名第一、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排名第三(台灣第一)、生師比的合理性排名第六(台灣第一)。(見頁308表1、表2)這證明:即使規模不大、沒有當大官的「恩師」提拔、沒有附設醫院等諸多限制,但只要用心,劣勢也能變優勢。

有專攻/專注特定研究與教學

在去年被教育部選為12所研究型大學之前,陽明大學的研究實力早就獲得國內外學界的肯定。

1999年,台灣各大學總共提出200多個研究計畫,爭取教育部的卓越計畫,最後只有16個獲得補助,其中屬於生命科學領域的計畫有四個,陽明就包辦了兩個──腦認知及基因體研究。

2000年,陽明的研究團隊破解了人類第四號染色體的基因排序,讓台灣在基因排序上的研究實力,能與歐美的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我們從來就不是為發表論文而研究。陽明學生少,教育部按人頭的補助,根本不夠用,老師們只得去外面搶國科會的經費;直到幾年前,教育部開始以論文來評鑑學校績效,陽明才赫然發現自己已變成研究型大學,」以研究肝炎病毒獲選中研院院士的陽明大學校長吳妍華指出。

除了研究表現,陽明的教學品質也堪稱全台第一,每位教師教的學生人數低於12人。(見頁308表1)

這是因為陽明醫學院比其他大學醫學院更早,於2002年全面實施小班制(一門課7到8名學生),以及個案教學為主的「問題導向式教學」,儘管教學人力因此增加15倍(包括無給職的兼任教師)。

不夜城/校長帶頭挑燈做學術

陽明校區建在山坡上,對外交通不便,這種封閉的環境,反而讓師生彼此之間的關係,變得特別密切。

擔任行政工作四年多的校長特助高毓儒,現在仍帶五個博士生、四個碩士生,實驗室工作從未放下。

高毓儒說,「如果隔壁實驗室下午5點就下班,你就不可能一個人撐到晚上10點。」

事實上,每天晚上11、12點,陽明大學的各個實驗室仍燈火通明,更何況還有一位以身作則的校長。

吳妍華曾於1982年研製出台灣第一個B型肝炎疫苗,又於1992年領先全球發現C型肝炎的核心蛋白會干擾B型肝炎。

每年國科會從全國3萬多名申請研究計畫的學者中,挑出前1%,頒發傑出研究獎,吳妍華是陽明獲獎最多的教師(五次),也是陽明唯一一位同時獲得教育部學術獎及講座教授的教師。

十多年前,在研究肝炎病毒的緊要關頭,吳妍華常在山上研究室留到凌晨2、3點,交通車沒了,就搭採買車下山。

許多老陽明人還談起,夜裡聽到吳妍華踩著高根鞋下樓、趕搭校車的聲音。

即使2000年接任校長,吳妍華不管多忙,每天晚上9、10點一定回到實驗室。她曾向人表示,晚上學生不一定還留在實驗室,但是如果不去實驗室,學生就一定找不到她。

顧情誼/師生同儕情濃厚

陽明照顧學生也是出了名的。高毓儒表示,他在擔任主祕前,跟吳妍華講話「不超過50句」,而吳妍華找他的原因,竟是「聽說你很照顧學生。」

高毓儒在陽明電子公布欄(BBS)「神農坡」上的代號叫「SMOKING」,由於常在考試前,徹夜在網上解答學生提出的考題,深受學生歡迎。

今年10月,全國醫師執照考試前夕,在台中榮總實習的陽明學生聽說,高毓儒已幫台北榮總的同學做考前複習,非要他也比照辦理。

因此,就在生日當天,高毓儒早上5點半出門,趕往台中榮總,一連幫學生上了六個小時的考前複習。

高毓儒說,「沒有叫你老師的學生,你就不算是老師。」

而早期陽明強制規定學生住校,也是形成濃厚的同學情誼的主因。

花蓮玉里醫院院長邱獻章是陽明第六屆學生,他形容當時的陽明好像「國防醫學院石牌分部」,所有學生強制住校,只有週三晚上可以外出「放風」;宿舍門口有大窗子,是為了方便舍監隨時查看;牙刷、臉盆規定放在床下。

最離譜的是,連學長姊在校內接吻,也被記過。

當時覺得強制住校非常不合理,但邱獻章覺得現在能和前後屆學長、學弟維持長久的友誼,要感謝當時的住校規定。

輕派系/校長間接選舉更公平

成立31年的陽明,第一屆畢業生今年還不到50歲,社會上的人脈有限,不可能產生能提拔陽明人的「恩師」,也不會有其他「老」大學的「學閥」。

2005年,香港科技大學被《泰晤士報》評選為兩岸三地最佳研究型大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大的教師是向全世界招聘,因此在「國際老師比例」的得分高達93分(滿分100分)。

而相較於台灣其他學校,陽明比較沒有人事、派系、門派的包袱,找老師就像香港科大,是面向全世界。政大畢業、曾擔任陽明副校長、校長的曾志朗就指出,像他這樣一個與陽明毫無淵源的人,被陽明請去,只是因為專長。

曾志朗回憶,1997年他應陽明校長張心湜之邀從中正大學到陽明擔任副校長時,打開「契約」一看,竟是一張白紙。

「就是這麼戲劇性,表示張校長放手讓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他說。

1999年,曾志朗整合校內資源,向教育部爭取卓越計畫,過程也是出奇地順利。

曾志朗表示,其他大學遇到這種機會,一定是各方人馬搶提計畫,但是陽明卻能集中力量,只提兩個計畫,最後這兩個計畫都通過。

陽明校長的選舉也不像某些大學,由校務代表直接選舉,結果反而造成派系,讓一些人數較多的學院院長,透過換票,輪流當校長。

陽明校長的選舉採間接選舉,校務代表先選出遴選委員,而遴選委員除了校內專任教師外,也包括校友及校外公正人士。

曾志朗認為,這種選舉方式有助於打破校內的山頭。

因此,才會出現醫學院的學生人數幾乎占全校的一半,但是曾志朗、吳妍華兩位校長都不是出身醫學院的情形。

重團隊/一門課多位老師教授

在陽明300多位專任教師之中,大學畢業於陽明的教師不過80人,只占24.2%,台大醫學院畢業有73人,占比重22.1%,國防醫學院畢業26人,占比重7.9%。展現出陽明教授團隊的多元化。(見表3)

完成人類第四號染色體的蔡世峰,台北醫學院畢業,1991年加入陽明遺傳學研究所。他認為,台大醫學院雖能在大學聯考中招到比陽明更好的學生,但陽明在研究上的表現卻仍能帶給台大壓力,就是因為陽明「輕派系、重團隊」,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戰鬥力。

像當年剛到陽明時,慶齡基金會撥給遺傳所四、五個老師每人各30到50萬元不等,但隨後基金會要求遺傳所必須提出一個整合性計畫。

蔡世峰當時最資淺,但其他資深同仁仍接受他的建議,進行基因體研究,並把研究經費交給他統籌。這個研究計畫於1998年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

在台大醫學院畢業並任教的前疾管局局長蘇益仁,當時正在瑞典進修,看到陽明幾位教師聯名發表的論文後,特別寫信給陽明研究團隊說:只有陽明能夠做這種團隊的研究。

7月份,陽明耗資新台幣2000萬購買瑞士羅氏製藥廠新的基因定序儀,這台新機是亞洲第五台、台灣第一台,工作效率是前一代定序儀器的100倍,但成本只有1∕10。

校長吳妍華決定從教育部剛撥下的5億特別預算中,拿出2000萬購買重要研究儀器,蔡世峰認為,這也顯示出陽明的團隊精神,不像有些大學,把「五年五百億」特別預算,平均分給每個教授,每人30萬,結果什麼事也做不了。

陽明能領先其他醫學院「全面」實施「問題導向式教學」,也是得利於這種「不搞派系」的作風。

問題導向式教學的關鍵改變了過去一門課由一位老師負責,新的教學法則要求一門課由數位老師一起教,並根據教學需要重排課表。

台大醫學院於1994年就推動問題導向式教學,比陽明還早五年,但最後卻只有一半的課程實施新教學法。

公費生/畢業下鄉服務6年

陽明從創立之初,就負有「充實基層醫療」任務,設有公費生制度:在校公費、畢業下鄉服務六年,不少「搞不清楚狀況」的陽明人因此「誤入歧途」。

而第一屆畢業的署立宜蘭醫院院長唐高駿,就是一個「誤入歧途」,卻意外闖出一番成就的最佳代表。

唐高駿表示,當年選擇陽明,並不是為了公費,而是因為考不上第一志願台大醫學院,又衝著陽明有「國立」兩個字,才決定上陽明。

暑假上成功嶺受訓時,任教於陽明的知名作家張曉風在《中央日報》副刊上寫了一篇傳頌一時的文章:〈念你們的名字〉。張曉風看到120名陽明首屆學生的榜單後有感而發,便以學生的名字為題材,訴說她對一個醫學院學生的期望。

唐高駿說,他的名字在文章中是「第二個」出現的,因此當陽明醫學院創院院長韓偉帶著這篇文章到成功嶺看望他們,並當眾念出來的時候。唐高駿的興奮達到最高點。

不過,這般熱情在軍事化管理的陽明校園中很快就消逝了,愛玩的唐高駿還因為在宿舍打麻將,差點被退學。

到第六年面臨分發下鄉時,很多人的情緒都在此刻爆發出來。唐高駿表示,當時如果能退還公費,很多人都會選擇退費。

陽明人/冷門領域走出獨特路

不能自行開業,又不能留在台北的大醫院,是許多陽明人的無奈,但也因此闖出別人未涉足的領域。

唐高駿畢業成績欠佳,選擇志願時,只能挑冷門的麻醉科,但是一般門診需要麻醉的病例太少,而最需要麻醉的地方就是急診室,因此,他志願到需值夜班的急診室當班。

幾年下來的努力與投注,唐高駿建立他在國內重症急救領域上的權威地位,並任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理事長。

而曾發起「送愛到非洲」,用垃圾換舊衣的連加恩,是陽明第20屆學生,目前正在宜蘭鄉下的衛生所服務。他還記得邱獻章講過:「台灣70%的醫生來自台灣前30%的優勢家庭。」連加恩從下鄉服務的經驗中,體會到這句話的涵義:很多醫生自認高人一等,如果他們的父母是叫他們去賣檳榔,而不是去上補習班,這些人能考上醫學院,當醫生嗎?

陽明第三屆校友、現任台北市衛生局長的宋晏仁感歎,30多年來,沒有自己附設醫院的陽明,只能算是半個醫學院。

「但也因為這樣,陽明人在急重症、公衛、精神疾病、醫院管理等冷門領域,走出獨特的路,」宋晏仁為陽明人的表現,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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