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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營新生代談太陽花:台灣在中美間「鋼索」因此更難走

林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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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仕祥

20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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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3月18日,這場被稱為「太陽花」學運的政治運動,重新塑造了台灣內部的政治結構。賴永祥攝
十年前3月18日,這場被稱為「太陽花」學運的政治運動,重新塑造了台灣內部的政治結構。賴永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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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3月18日,這場被稱為「太陽花」學運的政治運動,重新塑造了台灣內部的政治結構,其影響力,到現在仍不見潰散。但藍營新生代坦承隨後影響,有利也有弊。新一代的政治明星,確實都從太陽花運動升起,確實是世代交替。但是,台灣本來就只能在中美之間走鋼索,在太陽花學運後,想要走好「和中友美」這條鋼索,對台灣就變得更難了。

「那時候,我看到的是黑箱,我覺得那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國民黨新科立委林沛祥接受《遠見》訪問時,回憶十年前太陽花學運,他說,當時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的過程,或許符合議事規則,但一來不尊重少數、二來沒有完整交代,「所以這樣的動作,就算自己是國民黨籍,也覺得有失公允。」

林沛祥所指的審議過程,是指2014年3月17日,時任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在立法院聯席會議上,宣布「服貿協議」審查超過90天,依法視為已經審查,強送交立法院院會存查。這個爭議舉動引爆政治震撼彈,隔天3月18日,大批學生與反對民眾擠向立法院,燃起太陽花學運的狼煙。

開啟輿論撼動秩序的濫觴

他同情當時參與學運的年輕人,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受盡壓迫,對社會很不滿,但當年青年憂慮的問題,在十年過後也沒有因此而改善,「我們的福利制度還是有很大的缺陷,我們跟大陸的關係只有愈來愈緊張,我們跟美國的關係,也沒有因為跟大陸放手後,變得特別好。」而另一方面,太陽花學運開啟輿論撼動秩序的濫觴,「所以後來太陽花學運出來後,我覺得這(對台灣)更傷。」

另一位國民黨新生代立委牛煦庭也認為,太陽花學運後,確實大幅改變的台灣的政治生態,主要可分為兩點:一是網路作戰成為顯學,一場網路世代為主題的活動,社群的串連、技術、創造新聞、影響輿論,發揮得非常徹底,反映在學運後的各場選戰,「網路空戰成為了政治人物的標準配備。」

二是,太陽花學運提升了青年投票的自主性,因為在學運之前,青年世代被認定成「跟隨長輩、且不踴躍投票」的被動角色,但學運之後,「爭取年輕人」成為各黨選戰主軸。回顧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2024年六場大選,當下的氛圍、年輕世代的選票走向,確實都決定了選戰勝負。

「要說(太陽花學運的)定位的話,『就是政治世代的分水嶺』,年輕的政治人物,不管意識形態,如果沒有這場運動的催化,也許不會這麼快有舞台,」牛煦庭總結道。

要說太陽花學運的定位的話,就是政治世代的分水嶺。賴永祥攝

要說太陽花學運的定位的話,就是政治世代的分水嶺。賴永祥攝

破壞體制與改造體制,從政者走兩個極端

「你現在看到所有藍綠的接班團隊、藍綠年輕一代的風雲人物,全都是太陽花、或跟太陽花有關的人物。」林沛祥指出,其中包括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民進黨立委黃捷、前民進黨副秘林飛帆,這些人都是太陽花學運時竄出來的政治人物,擔任兩屆台北市長、2024年挑戰總統大位的柯文哲,本身也受到太陽花的加成,而總統蔡英文,當然是最大的得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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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的衝擊力道,也深深撼動了國民黨內的權力結構,「我們這一屆選上的立委,很多40歲以下的,基本上都是那一波太陽花的反潮流出來的。」

同樣是年輕一輩,一方選擇用激烈手法衝撞體制,另一方的人,則選擇進入體制,希望改變原有的一切。太陽花學運對於整個世代的政治人物是一個「強力的催化劑」,這個學運讓大家了解到,「不能一天到晚只走過去的路子,必須選擇要嘛讓制度與時俱進,或者是去破壞制度,變成了兩種極端的方向。」

「我們要把體系改善,因為我們是弱勢,因為我們年輕,所以我們更要進入體系裡面去改善體系,」林沛祥透露,這句話是他首次遇到台北市長蔣萬安時,蔣萬安告訴他的,同蔣萬安一樣,這句話也是他從政的精神,「這也是為何我的一些學生,以前是衝進立法院的,但後來卻跟我一起走下去吧。」

鋼索變更窄,「和中友美」更難走

有些人認為,在中國與西方國家激烈對抗的當下,「還好台灣沒跟中國簽服貿協議」。但林沛祥認為,這個判斷過於武斷且片面,因為就算當時兩岸真的簽訂服貿協議,「我們對大陸的依賴可能會更深,但也不會深到哪裡去,」畢竟中國這個經濟體量實在太大,且就在台灣旁邊,「我們很難不被她吸引,這是不可避免的。」與此同時,台灣也不能靠中國太近,「親下去不會有好結果,親她,她會把你吃掉。」

事實上,台灣能走的路只有「和中友美」,跟中國講和平共處,跟美國講友好,「嚴格講起來,所有在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國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甚至,不同其他鄰居有「國家」的頭銜,這條路再窄還是「小路」,而台灣基本上只能走「鋼索」。太陽花學運之後,走「和中友美」這條鋼索,對台灣就變得更難了,因為,在中國內部壓力愈來愈大的當下,「台灣容易變成大陸執政壓力鍋下的犧牲品,」林沛祥感歎道。

牛煦庭則說,2014年,當時全球化確實是顯學,但全球化帶來的分配也更嚴重,世界的合作造福了富商巨賈,但愈是基層的平民百姓,反而要直面低薪、通膨、房價高漲帶來的絕望感,導致當時剛出社會、或仍在校園的網路世代,感覺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對於「建制」的不滿,比意識形態更能解釋學運的發生,將時間點移到現在,當初參加學運的學生,並非每一位都成為綠營的支持者,反而保留一定的搖擺性、對政府的批判性,即是最好的證據。

而這股反建制風潮不只在台灣發酵,包括2020年英國脫歐、川普(Donald Trump)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都是起於全球化分配不均、網路興起的綜合現象。全球化秩序遇到逆流,到現在都還沒有恢復的跡象,「與其說兩岸整合放緩降溫帶來好處或是壞處,不如說這是大趨勢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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