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美國賓州大學創立了全球第一所商學院──華頓商學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1902年，達特茅斯大學開設第一個管理學碩士班，可算是現代MBA的雛型。
美國獨霸管理教育半個世紀後，歐洲第一所商學院INSEAD（歐洲商業管理學院），1958年創立於巴黎，歐洲自此成為全球第二個管理教育重鎮。而中國的MBA教育則始於1991年。
到目前，全球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的商學院，數目還在持續增加。
2002年，全中國報考MBA的人數達到最高峰的五‧○二萬人，此後一路下滑，2004年僅有三‧五八萬人，2005年也僅有三‧八五萬人。
與此同時，全球的MBA教育開始出現衰退，申請人數遞減、畢業生就業市場萎縮、MBA最主要就業途徑之一的企管諮詢公司也出現不景氣。加上安隆案引發對MBA的道德質疑，使商學院的招牌不再像過去一般響亮。世界知名大學的商學院院長，及中國各大商學院院長一致同意：在全球化時代的新挑戰下，商學院必須重新檢視自身的定位和運作模式。
培育領導家態度和人格
哈佛商學院副院長達塔爾（Srikant Datar）表示，安隆案最大的啟示是，不能只教財務、會計等專業知識，更必須讓學生以更廣闊的、全球的觀點來思考問題；同時開發自身的特長，才能避免短視近利所帶來的道德危機。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院長哈克（Patrick T. Harker）認為，商學院的任務不只是培育領導者，更重要的是針對商業世界的運作進行研究，同時運用新理論、模式來改善商業運作。換句話說，用理論的力量來避免企業出現道德危機，也是商學院的責任。
全球排名第一的華頓商學院院長哈克卻表示，目前全球商學院的排名，傾向用發表論文篇數、畢業生年薪等量化指標來衡量商學院的好壞，卻沒有考量教學和研究的品質，這是相當大的問題。華頓商學院甚至考慮退出所有的商學院排名活動。
研究vs.教學 商學院兩難
紐約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高夫曼（Kim Corfman）直指，商學院教授不重視學術研究，才是最大的問題。由於美國商學院採用終身教授制，新進的教授只要能在年限內通過評審，就能獲得終身教職，導致許多資深教授的研究成果停滯。然而，要如何在不干預學術自由下鼓勵教授做研究，商學院顯然需要更好的激勵方式。
不過，華頓商學院院長哈克的看法，卻傾向讓教授有在教學和研究間自由選擇的權利。他舉華頓為例：該學院有三百多位全職教授，由於資源充足，許多教授能專心一意地發展自己的研究興趣，另一些教授則全力投身於教學，兩者沒有好壞之分，都對管理教育有所貢獻。他認為，商學院建立完善的管理體系和學術風氣，才是關鍵所在。
這與西北大學商學院前院長雅各（Donald P. Jacobs）的觀點一致。不過他也承認，想有效激勵學者去做有利於學院的研究，往往是不可能的任務。
亞洲MBA教育還在摸索
商學院起源於美國，在歐洲的發展也相當成功。然而在亞洲國家，儘管有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但商學院的定位問題卻始終令人困惑。
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院院長太田正孝就指出，美國頂尖商學院的MBA，畢業後收入通常會增加55％至60％；但在日本，這個比例僅僅是5％。
他認為這是由於日本企業年功序列制的傳統，使企業不允許剛拿到學位的新人獲得太高的薪水；再加上日本員工流動率低，那些辭去工作念MBA的人畢業後往往面臨就業困難，使得日本人念MBA的誘因薄弱。此外，相較於歐美的商學院注重實務經驗和案例教學，日本的商學院往往還是研究導向，這主要是由於學院規模小、教師負擔較重，加上沒有足夠的資源，使得日本商學院在案例教學方面，遠遠落後歐美。
首爾（漢城）國立大學商學院院長安相衡（Sang Hyung Ahn）表示，韓國管理教育的問題在於「過度美國化」，多數商學院教授拿的是美國博士學位，研究的是美國企業，上課時用的案例也是美國案例；因此，學生上課所學的內容，和實習、實際時工作所面對的情況經常發生衝突。
結果，韓國空有三星（SAMSUNG）、現代（Hyundai）、LG等一批世界知名企業，商學院卻未能有效利用這些資源。
歐美理論結合本土案例
歐美化和本土化的衝突，也發生在中國的商學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張維炯就指出，中國的商學院現在傾向請歐美回來的「海歸派」教授，寫學術論文也多半希望發表在外國期刊上；但事實上，想在中國研究美國、歐洲問題，根本沒有優勢。「中國有許多好的企業，隨著經濟發展，也有很多新問題需要研究。」他認為，中國的商學院應該定位在研究中國問題，才能在國際上凸顯出優勢。
張維炯也指出，商學院必須注重學術和實務的結合，「中國企業的很多問題和政策，都是在董事會層級產生的。」他也建議中國可模仿美國大學建立開放的學術交流制度，讓有相同研究興趣的教授可以跨校合作、超越學校門派的限制，更容易取得成果。
號稱第一個由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商學院——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也指出，中國目前的GDP僅占全世界4％，中國商學院想直接和歐美商學院競爭是不切實際的。
「最重要的是，必須找到自己的利基所在。」他以長江商學院為例，該校目前的十六名教授都專注在研究中國等新崛起的市場，和歐美名校做出區隔；此外，該校也特別重視學生國際觀的培養，並在課程中注入人文精神。
下一步：發展自家理論
「美國商學院也有它的局限性。他們通常比較瞭解成熟產業，對於新興產業卻未必在行。」項兵建議中國各商學院應該集中力量研究中國的企業和問題，並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商學院合作研究亞洲議題，這樣累積個幾年，有可能造就出世界一流的商學院。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也指出，1980年代美國企業想要學習日本企業的成功經驗，試圖把日本學者威廉大內（William Ouchi）的「Z理論」搬到美國，結果沒有一家企業能成功模仿日本模式，可見管理理論絕不可從國外照搬，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管理理論和思想才行。
成思危認為，中國商學院目前研究還做得太少，未來必須立足在中國經濟成長所出現的大企業和新問題上，進行更多實際調查，把理論和企業實踐結合得更好。
中國大陸的管理教育已經發展了二十年，MBA學位也逐漸被企業和社會所認可。然而，在全球MBA教育面臨瓶頸的現在，大陸MBA也開始有了冷卻的跡象。
究竟商學院應如何平衡教學和研究，又應該怎樣結合外國理論和本地特色，恐怕還將繼續考驗商學院院長和教授們的智慧。
商學院的任務不只是培育領導者，更重要的是針對商業世界的運作進行研究，同時運用新理論、模式來改善商業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