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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下一步何去何從?

文 / 陳致中    
200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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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下一步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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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美國賓州大學創立了全球第一所商學院──華頓商學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1902年,達特茅斯大學開設第一個管理學碩士班,可算是現代MBA的雛型。

美國獨霸管理教育半個世紀後,歐洲第一所商學院INSEAD(歐洲商業管理學院),1958年創立於巴黎,歐洲自此成為全球第二個管理教育重鎮。而中國的MBA教育則始於1991年。

到目前,全球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的商學院,數目還在持續增加。

2002年,全中國報考MBA的人數達到最高峰的五‧○二萬人,此後一路下滑,2004年僅有三‧五八萬人,2005年也僅有三‧八五萬人。

與此同時,全球的MBA教育開始出現衰退,申請人數遞減、畢業生就業市場萎縮、MBA最主要就業途徑之一的企管諮詢公司也出現不景氣。加上安隆案引發對MBA的道德質疑,使商學院的招牌不再像過去一般響亮。世界知名大學的商學院院長,及中國各大商學院院長一致同意:在全球化時代的新挑戰下,商學院必須重新檢視自身的定位和運作模式。

培育領導家態度和人格

哈佛商學院副院長達塔爾(Srikant Datar)表示,安隆案最大的啟示是,不能只教財務、會計等專業知識,更必須讓學生以更廣闊的、全球的觀點來思考問題;同時開發自身的特長,才能避免短視近利所帶來的道德危機。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院長哈克(Patrick T. Harker)認為,商學院的任務不只是培育領導者,更重要的是針對商業世界的運作進行研究,同時運用新理論、模式來改善商業運作。換句話說,用理論的力量來避免企業出現道德危機,也是商學院的責任。

全球排名第一的華頓商學院院長哈克卻表示,目前全球商學院的排名,傾向用發表論文篇數、畢業生年薪等量化指標來衡量商學院的好壞,卻沒有考量教學和研究的品質,這是相當大的問題。華頓商學院甚至考慮退出所有的商學院排名活動。

研究vs.教學 商學院兩難

紐約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高夫曼(Kim Corfman)直指,商學院教授不重視學術研究,才是最大的問題。由於美國商學院採用終身教授制,新進的教授只要能在年限內通過評審,就能獲得終身教職,導致許多資深教授的研究成果停滯。然而,要如何在不干預學術自由下鼓勵教授做研究,商學院顯然需要更好的激勵方式。

不過,華頓商學院院長哈克的看法,卻傾向讓教授有在教學和研究間自由選擇的權利。他舉華頓為例:該學院有三百多位全職教授,由於資源充足,許多教授能專心一意地發展自己的研究興趣,另一些教授則全力投身於教學,兩者沒有好壞之分,都對管理教育有所貢獻。他認為,商學院建立完善的管理體系和學術風氣,才是關鍵所在。

這與西北大學商學院前院長雅各(Donald P. Jacobs)的觀點一致。不過他也承認,想有效激勵學者去做有利於學院的研究,往往是不可能的任務。

亞洲MBA教育還在摸索

商學院起源於美國,在歐洲的發展也相當成功。然而在亞洲國家,儘管有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但商學院的定位問題卻始終令人困惑。

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院院長太田正孝就指出,美國頂尖商學院的MBA,畢業後收入通常會增加55%至60%;但在日本,這個比例僅僅是5%。

他認為這是由於日本企業年功序列制的傳統,使企業不允許剛拿到學位的新人獲得太高的薪水;再加上日本員工流動率低,那些辭去工作念MBA的人畢業後往往面臨就業困難,使得日本人念MBA的誘因薄弱。此外,相較於歐美的商學院注重實務經驗和案例教學,日本的商學院往往還是研究導向,這主要是由於學院規模小、教師負擔較重,加上沒有足夠的資源,使得日本商學院在案例教學方面,遠遠落後歐美。

首爾(漢城)國立大學商學院院長安相衡(Sang Hyung Ahn)表示,韓國管理教育的問題在於「過度美國化」,多數商學院教授拿的是美國博士學位,研究的是美國企業,上課時用的案例也是美國案例;因此,學生上課所學的內容,和實習、實際時工作所面對的情況經常發生衝突。

結果,韓國空有三星(SAMSUNG)、現代(Hyundai)、LG等一批世界知名企業,商學院卻未能有效利用這些資源。

歐美理論結合本土案例

歐美化和本土化的衝突,也發生在中國的商學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張維炯就指出,中國的商學院現在傾向請歐美回來的「海歸派」教授,寫學術論文也多半希望發表在外國期刊上;但事實上,想在中國研究美國、歐洲問題,根本沒有優勢。「中國有許多好的企業,隨著經濟發展,也有很多新問題需要研究。」他認為,中國的商學院應該定位在研究中國問題,才能在國際上凸顯出優勢。

張維炯也指出,商學院必須注重學術和實務的結合,「中國企業的很多問題和政策,都是在董事會層級產生的。」他也建議中國可模仿美國大學建立開放的學術交流制度,讓有相同研究興趣的教授可以跨校合作、超越學校門派的限制,更容易取得成果。

號稱第一個由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商學院——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也指出,中國目前的GDP僅占全世界4%,中國商學院想直接和歐美商學院競爭是不切實際的。

「最重要的是,必須找到自己的利基所在。」他以長江商學院為例,該校目前的十六名教授都專注在研究中國等新崛起的市場,和歐美名校做出區隔;此外,該校也特別重視學生國際觀的培養,並在課程中注入人文精神。

下一步:發展自家理論

「美國商學院也有它的局限性。他們通常比較瞭解成熟產業,對於新興產業卻未必在行。」項兵建議中國各商學院應該集中力量研究中國的企業和問題,並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商學院合作研究亞洲議題,這樣累積個幾年,有可能造就出世界一流的商學院。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也指出,1980年代美國企業想要學習日本企業的成功經驗,試圖把日本學者威廉大內(William Ouchi)的「Z理論」搬到美國,結果沒有一家企業能成功模仿日本模式,可見管理理論絕不可從國外照搬,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管理理論和思想才行。

成思危認為,中國商學院目前研究還做得太少,未來必須立足在中國經濟成長所出現的大企業和新問題上,進行更多實際調查,把理論和企業實踐結合得更好。

中國大陸的管理教育已經發展了二十年,MBA學位也逐漸被企業和社會所認可。然而,在全球MBA教育面臨瓶頸的現在,大陸MBA也開始有了冷卻的跡象。

究竟商學院應如何平衡教學和研究,又應該怎樣結合外國理論和本地特色,恐怕還將繼續考驗商學院院長和教授們的智慧。

商學院的任務不只是培育領導者,更重要的是針對商業世界的運作進行研究,同時運用新理論、模式來改善商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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