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們經濟學界，很難找到像孫教授這樣學貫中外古今的人；這樣有豐富公職生涯的人；這樣有誠信、謙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居功、不爭名的人。
如果這塊土地上還有君子，孫教授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君子。
在那經濟起飛與學習成長的1970至80年代，媒體的焦距都集中在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幾位首長，但幕後策劃與傳播的功臣就是王作榮、王昭明、孫震、葉萬安等幾位。
與其他工程出身的財經首長不一樣的，孫教授是學經濟的。他會以嚴格的經濟邏輯，貢獻他的論點。他的有形的成就可以拿他出版的著作及重要職稱來衡量；但孫教授真正的貢獻是鮮為人知的。他在舞台的幕後，在台灣經濟成長的關鍵時刻，提出過很多重要的自由化政策與理念：包括所提出的「國際化、制度化、民營化」；在台灣轉型時期，他又提出並推動「富而好禮」的社會與「群我倫理」。
即使在他擔任公職期間，不論多忙，只要是他接受的演講與答應的文章，都出自他自身的構思與手筆。正是這樣的終身研讀與著述，卸任公職之後，他擁有了更寬廣的天空。
以「無官一身輕」的灑脫，再回到學術界。當再被稱為「孫教授」時，他變成了一位「自由人」——教書、演講、寫專欄、出國旅行，回到山東老家尋根。他的笑容增多了，評論的範圍放寬了，著述的生產力更是增加了（近六年即出版了六本著作）。
與孫教授相識三十多年中，時時感受到他擁有的三個鮮明對比：從不炫耀自己，從不吝嗇稱讚別人；有不與人爭的氣度，有據理力爭的性格；個性或拘謹，思路則豪邁。
（二）
三年前，當孫教授回到元智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時，講授「企業倫理」。台灣變成了狄更斯所形容的：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外有轟動國際的美國恩隆舞弊，內有震驚台灣的新瑞都超貸。多「憂」善「析」的孫教授就著手從企業倫理來思考台灣企業的永續經營。
放眼當今的台灣，缺人才，但更缺人品。反映在企業經營上的，就是缺「企業倫理」。
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沒有人品，不論做小事大事，都會壞事。
儘管台灣社會一直在力爭上游，但到處仍是缺少「品」的例子。消費者缺少「品味」，家庭生活缺少「品質」，政商人物缺少「品格」，商人缺少「品德」。
面對這樣的大環境，筆者與孫教授、許士軍教授等一起大聲疾呼：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石，就是「企業品德管理」。在《遠見》雜誌2004年6月舉辦的「企業品德管理」討論會中，出現了與會者的共識：企業下一波的競爭是在品德；追求「全面品德管理」尤勝於「全面品質管理」。
孫教授的新著：《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已於2004年12月中問世，這實在是企業界的一件大事。近十年來的台灣社會，就是愈來愈陷入「不按牌理出牌」的泥淖，助長了社會的不安、道德的墮落，及成長的遲滯。
（三）
全書共九章，近十萬字。正可以很適切地反映出孫教授一生治學的嚴謹、思慮的縝密、價值取捨的分際與對社會進步的憂心。在「自序」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倫理是一種終極價值」。只有如此，企業才能永續經營下去。他又指出：「台灣社會紀律廢弛、道德敗壞，正如孟子所說的：『世衰道危，邪說暴行有作』，企業倫理幾乎成了砥柱中流最後的希望。」
書中很多理性的分析，以及深入的見解，都值得我們深思。摘引幾則：
● 利己要靠倫理節制。
● 把自己置於和眾人一樣的地位就是公正。
● 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保有進步的經濟和落後的國民（「落後」是指倫理上的落後）。
● 做生意而講倫理，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不賺不義之財。
● 一個內部有誠信的群體，會比缺少誠信的群體有較好的表現。
● 亞當史密斯是要在市場經濟制度下，藉個人追求自利的動機，促成社會全體的利益。
● 溫世仁大陸大西北「千鄉萬才」計畫是要：「始於公益，止於互利」。
● 企業的社會責任亦有其限度，過分強調不利於其經濟功能，應慎加衡量。
● 五倫社會之優點為親切、關懷；缺點為偏私、髒亂；第六倫社會之優點為公正、秩序；缺點為冷淡、疏遠。
（四）
《張忠謀自傳》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生長在大時代裡」。這樣的形容，貼切地反映了我們那些在中日抗戰前後所誕生的一代。
孫教授生於那憂患的年代，憑藉自己的才識與操守，擁有過學術權威（台大校長）、軍方顯赫（國防部長）、首長名位（行政院政務委員）、科學領導（工研院董事長）的多重光環，但他從不誤用；在大時代、大風浪、大染缸中，堅守大是大非，公正不阿，做了自己良知領航的大學者。這位淡淡憂思的謙謙君子，在追求學術真理與社會正義的過程中，沒有懈怠過，也沒有改變過。歸納來說：這位學人做事有大格局、做人有大包容、做學問有大思路。
當畢生努力自省、篤行公正的孫教授，寫下了這本以公正為立論核心的企業倫理之書，這本書應當是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
（本文摘自書中之序，與《聯合報》副刊聯合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