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系，產業所有權都在「黨」手裡，即所謂「全民所有制」。不過，近年中共有限度開放小規模的私人經濟，以應付商品流通和短缺的困難。
在中共的政治術語中，「個體戶」和「私人經濟」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個人勞動者，雇工不超過七人，多指小販、修理匠、簡易服務行業經營者。雇工超過七人的私人企業、商店、工廠，便叫做「私人經濟」，不屬於「社會主義」範疇。
據中共官方數字，至一九八七年底，雇工超過七人的企業，有十一萬五千戶，從業人數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不過，不少私人企業是掛名在「合作企業」中，未辦理私人企業登記；私人企業實際的戶數是二十二萬五千戶，雇工共三百六十萬，每戶平均雇十六人。它的重值占全大陸工業總產值的一%，在大陸整體經濟中仍無足輕重。
出現勞工商品市場
如果私人企業的產值提升至一０%，則可以安置三千六百萬勞力就業。
私人經濟的興起，對大陸社會有廣泛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有五個方面：一、吸收失業人口；二、促進城鄉之間的商品、勞力、人口流通；三、中共有了新的財政來源；四、強化社會競爭，迫使「國營」企業和商店改善經營和服務；五、有助於「新事物擴散」。
長期以來，中共實行統一分配工作的就業制度，但是大陸的工業企業能收容勞力不多，而城鎮商業和其他服務業的落後，又堵塞了社會就業；在人口自然成長率遠高於就業成長率之下，社會上有大量的失業人口，農村剩餘勞動力也沒有出路。
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開放「個體戶」生產，實際是讓失業者自找門路謀生；後來，「個體戶」向私人經濟發展，需要的勞力便增加了。這種新局面，既吸納了城鎮失業人口，也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這對安定社會和開發農村經濟都有好處。
大陸的農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八０%，在三億五千萬農業勞動人口中，有一億是無農活可幹的剩餘勞動力。
私人經濟對就業的影響，不只在於吸納城鎮失業的人口，也使農業剩餘勞力流向城鎮企業；個人勞力屬於自己並且是「商口出的觀念，也逐漸建立起來。
私人經濟的興起又促成城鄉之間的流通；流通的層面，除前面觸及的勞力轉移之外，還包括商品及相應的資訊(信息)的流通。這種流通，在社會變遷中的最大功能，是使城鄉經濟二元化結構的「板結」狀態緩解，加速了農村的「小城鎮化」，也強化城市與農業的聯繫網絡。
增進城鄉的流通
在過去，中共實行的城鄉隔絕政策，比蘇聯還僵化。中共以嚴格的戶口管制和糧食定量供應制度，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中共以低廉的價格換取農民的農副產品，即以極不合理的交換條件，取去農民的大部分勞動成果，作為發展工業的資金積累；中共並不扶持農村發展商品經濟，以致農村生產力長期落後，農民生活貧困。
這樣的隔絕政策，使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經濟差別越來越大，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構凝固化，農村只有農耕和林漁牧業而沒有工業，農民不許經商也不准去城裡做工；城市也未能與農村聯合起來辦企業。正像土壤太久未耕耘或缺乏灌溉而板結成一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凝固化，使流通中斷，扼殺了商品經濟。
近幾年來，「板結」狀態逐漸緩解，農村剩餘勞力的轉業和流向城鎮，私人工商業的發展，使新的小城鎮在農村廣泛出現，這是農村「城市化」重要的一步。
私人企業稅金高
對於中共而言，開放「個體戶」和私人經濟，獲得了兩大好處：一是開闢了一條可觀的財源，二是激起「國營」企業工廠商店的競爭意識。
中共對「個體戶」和私人企業抽取的稅金極高，從雇工大戶獲取的經濟利益尤大。據中共「國務院」的規定，家庭企業年收入在四千至六千元人民幣的，稅率為三０%，以後逐級提高稅率，超過五萬元時稅率高達八四%。
大陸的「官辦」工廠企業商店，經營效益偏低，虧損率相當高，而開放私人經濟卻可透過抽稅獲得財政收入，籌集經濟建設資金和行政經費；這也是中共寬容私人經濟的原因。
私人經濟的興起，迫使「國營」工商業單位，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益，逐漸建立競爭的意識。另方面，中共也加速擴大推行承包制，讓私人或集體租賃「官辦」的虧損工廠企業商店；中共的用意，是轉嫁經營風險，從承包者中獲取更固定的收益，也促使「官辦」經濟單位提升社會的競爭力。
私商「戴紅帽子」
當然，私人經濟的興起，還強化了城鄉的「新事物擴散」。
在高稅率和「官辦」企業的包圍之下，私人企業要生存必須善於發現「社會新事物」－－城鎮流行的風尚、創利較大的新行業新工藝等，並在擴散新事物中謀較大的利益；資本大、產品佳、經營能力好的私商，往往還能創造「新事物」，引導時尚，以影響社會大眾的消費取向。
新事物的擴散，又使人們建立或強化了訊息的觀念，經營的策略，也培植了開拓企業的新一代；在農村傳統經濟逐漸向商品經濟轉化過程中，這是更新觀念和提升個人創業活力的新發展。
私人經濟的興起，固然對社會有良好影響，但也有負面的因素。在一個「短缺現象」嚴重的社會，在價格雙軌(公價和議價)制之下，私商要取得原材料、能源或商品，往往要「走後門」尋求幹部協助，這就給了幹部貪污勒索的機會。此外，有些暴發的私商，收入很高，物質享受好，助長了物價上漲，也使城鎮貧富之間的差距拉得很大。
目前私人經濟存在「隱患」，最引人注目的是私商找「掛戶」單位「戴紅帽子」，這是變態的經濟行為。
私人企業被中共列入非「社會主義」範疇，私人雇工生產的收入，為「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很多人擔心將來被加上資本家的「黑帽」受清算，便找關係「戴紅帽子」。
最流行的方式，是私商與「集體所有制」的城鎮企業、街道企業「掛鉤」，由後者出面登記營業執照，實際由前者投資和經營，後者獲得「出租」執照、公章、銀行帳號的「管理費」，這叫做「掛戶經營」。因為「集體所有制」的企業，被中共列入「社會主義經濟」範疇，私商借用它的執照，便被民眾稱為「戴紅帽子」。
有些雇工生產致富的私商，則把企業交給中共鄉政府或街道委員會，讓他們擁有所有權，以取得「集體經濟」的「紅帽子」，然後向他們租賃承包經營，甚至寧願只當一個管理人員。
「戴紅帽子」的變態經濟行為，顯示私商對「資本家」、「資本主義」的名稱很敏感，怕掉進政治陷阱又傷害了子孫後代。
政策反覆攤派太多
造成「變態經濟行為」的原因，可歸納為三點。一是中共政策的「不明確」，使私商缺乏「安全感」；二是私人雇工經營受到幹部的困擾太多；三是民眾對「階級鬥爭」的歷史聯想引起的疑慮，或可說是「勒甫曼悲劇」的陰影。
雇工生產的私人企業，在八０年代就出現了，中共雖有行政命令容許少量雇工，但「憲法」並不承認私人經濟的合法地位。直到一九八八年五月，中共才修改「憲法」，使私人經濟有了「合法性」；但中共卻未制訂「私人企業法」，私人企業主的權益仍未獲有效的法律保障。
中共的一些行政命令和高幹的談話，也往往給人這樣的印象：開放雇工生產，是有限度的，而且是權宜之計；最後，中共會把私人企業併入「社會主義」的「合作經濟」，從而使私商失去產業私有權。
此外，中共的政局反覆多變，多次的「批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影響對「個體戶」和私人企業的政策執行。
這些因素使私商缺乏「安全感」，也使他們有尋求「安全係數」的訴求。掛戶經營「戴紅帽子」，在他們看來就是「安全係數」的所在。
土改、四清、文革的創傷
在面對合法地位「不確定」的同時，私人企業主則承受「官方」單位和幹部的任意攤派；各種名目的「贊助」和勒索，使私商的經營成本大增。有些「官方」機構則對私商採取「差別對待」，到醫院看病、購買房屋，都要加倍付款；有些省級銀行則不准貸款給私人企業，而中共抽取的稅率又太高。苦於這些壓力，很多私人企業主便要「戴紅帽子」，減輕負荷，掙扎經營。
心理的陰影，對私商的「變態經濟行為」影響也很大。
一九四九年以來，農戶雇工耕種，私商雇工經營工商業，都吃了中共「專政」之苦。在五０年代的 「土改」中，雇工農戶背負地主、富農的罪名，受盡政治歧視和肉體精神折磨，連子孫也受牽連。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種植自留地、經營家庭小副業者被編造為「新富農」慘遭鬥爭；「文革」期間，早已無私田的地主、富農和城鎮「個體戶」，又受到摧殘。
這些所謂「階級鬥爭」史，是八０年代私人企業主和「個體戶」熟悉的。由前述的「不確定感」到這種「歷史的聯想」，無疑使私商對「未來」有疑慮，這便轉化為「戴紅帽子」的動力。
新經濟政策與勒甫曼
中共現在的土地承包、租讓和雇工政策，源自二０年代初的列寧新經濟政策。列寧死後幾年，史達林便廢除新經濟政策，對「資本主義」發起大清算，然後在三０年代初推行「全盤集體化」運動。這就是「勒甫曼悲劇」陰影的由來。
「勒甫曼」是俄音翻譯名稱，指私商、「幹私活」的人或「新興資產階級」；類似於現在大陸的「個體戶」和雇工生產的私人企業主。 一九二一年列寧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勒甫曼」在各地出現，「戰時共產主義」的商業蕭條景象，逐漸被「勒甫曼」的攤子和叫賣聲替代。
經濟狀況略為改善之後，史達林便下令對「勒甫曼」採取鐵血政策，先在一九二八年下達限制和消滅「勒甫曼」的文件，次年下令把農村的富農「作為一個階級去消滅」，一九三０年再發布「關於在全盤集體化地區鞏固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與富農作鬥爭的措施」。
在一系列「專政」文件之下，私人雇工和個體的小工商業都是「非法」的，大量的「勒甫曼」被流放西伯利亞，以致餓死或被折磨致死，也有大批「勒甫曼」被捕和屠殺。(蘇聯收回農村私地時，受農民反抗，蘇共便以機關槍屠殺農民。)
據蘇聯檔案館的資料，在三萬四千多名關閉工廠商店的「勒甫曼」中，有四二%被殺害、關押、流放、死亡或「下落不明」。
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對「勒甫曼悲劇」並不陌生，在雇工大戶中的知識分子也或多或少瞭解它。透過相互的傳播，許多個體戶和私人企業主，對「勒甫曼悲劇」的恐怖也會有心理的感染。這種心理的陰影，使「戴紅帽子」的「變態經濟行為」更為普遍。
(丁望為香港「潮流」月刊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