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多一分就好
我在念大學時，有時不小心經濟學原理考個五十九分（請注意只是不小心），我心中會非常希望老師能再施捨一分給我，只要一分就好。這一分對老師個人事小，對我及格與否事大，且由於當時考題都以問答題為主，故多給一分應該是老師自由心證的問題，絕不會影響老師公平無私、正義凜然的權威。不過由於對老師無上的尊敬，心中深怕如此做表示不信任老師的專業，所以從未去請求老師施捨這一分。
歲月如梭，轉眼我也成為一位大學教授，也有不小心給學生五十九分的時候，但這一代的學生比我當年有勇氣多了，得到五十九分的學生大都會來要分數，他們會說：「老師，拜託啦，這一題別人都有八分，我只有兩分，能否再給一分就好，拜託啦！」我心中也會想：「只有一分嘛，就算了。」便會將五十九分改為六十分，所以成績單六十分的同學，原先可能是不及格的。
這種得到五十九分再來爭取一分的情形，一旦發生多了以後，要求改分數的同學太多了，我也會漸漸變聰明，乾脆將原先五十九分的自動給六十分，原先為五十八分的則給五十七分。如果將學生的成績畫成一個直方圖，就會發現這個圖形不是常態分配，而是在五十九分出現一個大凹洞，但在六十分處卻過高，表示我對分數進行一些調整，這種現象，我自嘲地說，「這是五十九分效應」。
這五十九分其實反映的是人們心境的一個障礙，或稱之為「門檻」。我發現這門檻無處不在，它也存在於公司的年終盈餘，投資人千萬要小心盈餘所產生的「五十九分效應」。
「合法」操弄盈餘
每一家公司在年底做帳的時候，都可能面臨五十九分效應。當公司的盈餘為負的一點點，公司的老闆會想：「公司今年不賺錢，股東一定會質疑盈餘為何是負的，即使這負的金額不太多，但股東可能也不會罷休。如果能做一點什麼，使公司盈餘改為正，即使只有正的一點點，那麼股東就不會過分質詢我。」如果經理人的紅利是依盈餘為發放基準，則經理人更會想將盈餘調整好看一點，反正這又不違法！所以公司老闆或經理人就會與會計人員討論，是否能合法地運用一些方法，讓盈餘更好看：
（1）將今年的某一部分費用列到明年；
（2）預先認列未來收入；
（3）再不然就賣掉一些股票或票券，只要盈餘不要為負的就好。
所以報紙有時會刊登：「某某公司今年營收不理想，決定賣掉手中台積電股票，預計可進帳新台幣2億元」，這時大家就可知端倪。當營收不好，如果不是大環境因素，就是表示經營方向有誤，與手中持股何干？但因賣掉持股，可使盈餘好看些，所以不惜賣祖產以增加收入，應付大眾的質疑。
一旦我們瞭解盈餘管理存在於每一個公司，就不會訝異美國一位商業小說作者柯恩（Charles Cohen）將「盈餘管理」列為企業十大惡習之首。柯恩這位作者也曾經開過一家公司，他說，他二十六歲初出茅廬創業的第一年，有一天和會計師（一位正直之士）商討盈餘的問題。
他問會計師，「我們賺了多少錢？」會計師的回答是，「你想賺多少？」
我們以前或許還不太懂他們的對話，現在則較為具體了！也就是盈餘不是衡量公司績效的可靠標準，主因在於盈餘數字是可以合法操弄解釋的。書中又提到，一個盡職的會計師也許會告訴你，公布公司的盈餘可能會付出昂貴的代價，再教你如何輕易地以合法手段隱藏盈餘，藉以逃避。結果出現了諷刺的結論：一家業績良好公司按正常作法呈報的盈餘只有蠅頭小利，甚至虧損；而一家表面財報上賺一些錢的公司，其實是有相當的虧損。
盈餘有如此大的變化，任何學者或分析師要以此資料進行績效評估分析，其實都應非常小心。因為當盈餘低時，並不表示該年度公司績效差；而當年盈餘高時，也不表示該年度公司的績效好。只有充分瞭解公司做帳的方式，才會得到正確且有意義的答案。
所以我們除了由盈餘判斷一家公司好不好，也要參考別的指標。以前我會建議參考報表是否由好的會計師簽證，但自從安隆案（Enron）之後，我也不敢再如此說。
除此之外，美國最富有的投資家巴菲特（Warrant Buffet）認為，掌握財務會計、銀行會計（但不是學那種如何記帳的會計），是在投資中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他說，「當管理者想把企業的現實狀況告訴你時，可以在會計學的規則下進行。不幸的是，至少在某些行業，當管理者想敷衍塞責時，也可以在會計學的規則下完成。如果不能辦別清楚這種區別，那你就不應該涉足投資行業。」
他的意思就是，我們如果想投資，就應有財務知識，否則，就不要選擇購買股票。換言之，如果一開始就不懂閱讀公司的財務報表，那麼選擇買進股票純粹就是一種賭博。
由此看來，所有公司財務報表的盈餘竟然都不可靠，我們投資人真的要非常小心了！（本文摘自本書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