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麼？」
六月初在北平停留的一週中，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每天都與經濟改革有關。「鄧小平對外國朋友樂觀預言：中國物價改革可以完成」、「我們有條件冒全面改革物價風險」、「中央政治局認為：中國改革進入了關鍵階段，抓住有利歷史條件，解決好改革中不可迴避的問題，實行價格工資制度需有通盤考慮和系統方案。」
以一個學經濟的人的眼光來看，大陸的經濟制度早就應當徹底地改，但是要改革，真如鄧小平所說「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
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大陸的每人所得早就應當要提高，但也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現在不全面搞好物價和工資改革，不理順關係，要在下個世紀五十年內，達到人均(每人平均)國民收入四千美元的水平就困難。」
六十年後北平想達到的生活水準，去年的台北就已到達。同是中國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可怕的差距？
過去這邊的人民對這樣的差距自傲，現在，香港「九十年代」的李怡提醒我們：「台灣大陸何須比較」；過去那邊人民對這樣的差距可以忍受，現在則要問：「為什麼？」
(二)不改不行，改也不行
這次去北大、清華演講，就是要與北平的學術界來分享「台灣經驗」。
在北大經濟學院演講後，一位經濟系教授激動地說：「不是我不支持經濟改革，而是我擔心大多數家庭挺不過去。」
在清大經濟管理學院演講完，坐在後面的一位研究生大聲說：「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一次價格改革成功的。」
在餐桌上，一位曾去莫斯科大學進修過六年的經濟學家說：「搞活總比一團死水好。」
在一位前輩學人家中，他低沉地說：「不改是不行，但是要改革是困難重重。」停頓了一下又說：「再壞也不會比文革時候壞。我同意中央對物價改革「硬拚」的政策。」
想改革是大多數人的要求，怕改革則是普遍的恐懼。這真是一個不改不行，改也不行的僵局。
(三)「二、四、八」問題
當前大陸改革所遭遇的困難有制度上的與人為的因素，也有內在的與外在的因素。影響大陸改革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那些握有實權、享有待懼的利益團體內心的反對。
二千七百萬國家幹部，肯接受市場功能的調節而減少裁決權力嗎？四千八百萬共產黨員，肯放棄私利面對公平競爭嗎？八千六百萬國家職工，肯打破大鍋飯的保障認真工作嗎？這就是大陸留美學生余叢華所指出的「二、四、八」問題。
撇開特權階級，如果有足夠的誘因，十億人口可以變成推動改革的最大動力，否則，就變成了最大阻力。鄧小平曾一清二楚地指出：「改革是件要冒很大風險的事。」要減少風險，就要吸取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
(四)需要多幾個台灣
在北平的公開演講與私下談話，我反覆地說：要縮短六十年所得差距，台灣經驗是值得吸取的。
這些經驗包括了提高農業部門生產力來支持工業發展、擴大私有財產來提高工作誘因、建立市場體系來減少管制扭曲、減少國營事業用以鼓勵私人企業、增加教育投資改善人力素質、追求物價穩定減少人民恐懼。
台灣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大體來說政府部門沒有犯大多數開發中國家所犯的嚴重錯誤：如好大喜功的炫耀式建設、犧牲農業優先發展重工業、持續擴張的政府干預、過分強調公平犧牲效率、技術與行政官僚的財經建議不受重視。
概括地說，四十年來台灣的成功經驗是政府有策略，企業有誘因，人民有活力三者共同努力下的產物。
再回過來看這一過程，大陸不要學台灣對環境保護的忽視、對特權的容忍、對社會紀律衰退的束手無策。
鄧小平六月四日公開宣布：「我們在內地還要幾個香港」時，我在北平說：「大陸需要的是多幾個台灣。請台灣的專家與企業家來管理海南島，把海南島變成為第二個台灣。」
(五)沒有白吃的大鍋飯
在大陸要移植上面這些「台灣經驗」當然不比登天容易。好在鄧小平最近也說過：「長痛不如短痛。」要減少這種痛苦，中共的領導人還需要反覆倡導一些相關的觀念：
．天下沒有白吃的大鍋飯。
．只有透過個人財富的累積，國家才不會貧窮。
．經濟發展初期，政府如先追求公平，其結果既得不到公平，也得不到富裕；如果先追求財富，其最終既會有財富，也會有公平。
．普天之下有效率的國營事業都屬例外。
．實施全面經濟管制的國家，沒有不犯資源浪費、效率低劣、消費品缺乏的通病。
．現代政府的仁慈與好意，不是再透過對國營事業無底洞的補貼，而是創造有利的投資氣候與工作機會。
．政府的經濟角色是導演，不是主角；是裁判，不是球員，是啦啦隊，不是生力軍。
提倡這些觀念，正符合鄧小平的判斷：「只要我們向人民講清楚，人民是會接受政府決定的。」
(六)錢學森的警告
被大陸尊稱為大科學家的錢學森先生，在五月底所舉辦的「科學與文化」討論會上，提出了警告：「在目前這場全球經濟大競爭中，千萬不能慢吞吞，只有不屈不撓堅忍不拔拚看命去奮鬥，摔倒了爬起來再幹。否則，錯過了眼前的機會，這個地球上就沒有你的位置了。」
時間永遠不站在弱者這一邊。
索忍尼辛曾有一個鋒利的預言：「走向社會主義的各種道路，都在死點交會。」大陸經濟要起死回生，需要及時的全面改革。通向改革成功的途徑是吸取台灣經驗。
曾當選為美國時代週刊風雲人物的鄧小平，在晚年以政治生命做賭注來推動改革，應當得到「最佳勇氣獎」。我們不要幸災樂禍，而要樂觀其成。
十億中國人應當有權利享有免於貧困的生活，以及免於恐懼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