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思考影響台灣經濟前途的三大要素，其一是國內投資環境惡化，投資環境並非專指經濟環境，還包括非經濟的——政治上的兩岸環境，尤其國家領導人和他的施政團隊更是關鍵。第二就是中國大陸的崛起，這不只是影響台灣，也影響了全世界。第三就是今天的主題——區域自由化盛行。以上其實都衝擊了台灣。
為什麼要談「後坎昆時代」？什麼又是「後坎昆時代」？每兩年召開一次的WTO（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1999年在西雅圖開會時場面一片混亂，因此2001年、2003年的會議據說都因為避免重蹈西雅圖開會時的覆轍，而選擇在比較偏遠的城市。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當時林信義部長參加WTO部長會議後，回台灣說的第一句話，「坎昆會議的失敗，是台灣邊緣化的開始，」這句話的涵義若是我今天不說明，恐怕大家還不瞭解。我過去曾參加十二次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部長級會議、兩次領袖會議、五次年度部長會議、五次專業部長級會議。APEC在1994年有「茂物宣言」，之後在加拿大還有EVSL（自願性部門提前自由化項目，包括環保設備及服務、漁產品、林產品、珠寶、醫療設備、電信設備相互認證、能源、玩具及化學品等，訂於1998年確定範圍期程，儘可能於1999年開始執行。1998年在馬來西亞開會，EVSL失敗，我當時擔心會影響台灣，因為各國自個兒搞自個兒的，像新加坡與日本馬上要簽訂的兩個協定，這些都會讓台灣愈來愈邊陲化，坎昆會議的失敗、APEC的失敗，造成今天我們的困境。
國家力量衝破國際藩籬
「全球化」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名詞，國界也逐漸消失，國際分工的機制已大部分被接受。現在很多台商都是工廠在大陸，接單研發在台灣。WTO的前身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在1948年成立時，只有二十三國參加，現在已有一百四十六個國家。全球化的定義是眾說紛紜，有人說是所有生產要素自由的突破，最重要的一點我想應該是，整個國家的力量已經衝破國界的藩籬；而全球的經濟和市場已經變得一體化，因此，現在世界整體的資源重新分配，加上過去推動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以上皆驅動全球化更快速的完成。
全球化對很多國家都會發生衝擊，全球化主要的精神有兩點：其一是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1994年印尼的APEC會議上發表了「茂物宣言」，主張貿易及投資的自由化；這種「自由化」使全世界的資源配置愈來愈合理化。其二是建立這種自由化的過程中，如何訂定「遊戲規則」，全球經濟秩序的確立，透過WTO、GATT，慢慢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環境，讓所有的國家能夠遵守，假若沒有WTO及GATT的貢獻，訂定了「遊戲規則」，全球化的目的根本無法達成。
然而，先進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得到了更多的好處，但是過去的國際組織一味地要求開發中國家自由化，並未注意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面臨不同的問題，因此容易使開發中國家面臨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排擠的效果。若是已開發國家能重視提供開發中國家更合理的制度，也不會引發南北關係的緊張。
談到國際經濟秩序，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同盟國考慮到戰爭往往因為貿易而起，所以在1944年舉行「布列頓森林會議」，召開會議的目的是為了成立三個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與會各國均無異議，但是對於國際貿易組織（ITO）成見眾多。所以1947年，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二十三個國家，就將其中和關稅、貿易相關的條文提出，達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這也是今日WTO的前身，亦為國際貿易秩序多邊架構之建立。
坎昆破局，農業協定談不攏
GATT的主要目的還是在推動貿易的自由化。過去包括東京回合、甘迺迪回合，大多著眼於市場的開放以及關稅的降低。到了1994年烏拉圭回合開始後，才觸及過去未談到的農業、非關稅障礙、服務業、貿易及智慧財產權等，也成為這一回合的主要議題。
自1995年起，GATT更名為WTO，使規範國際經濟體系的機制更加完備。
很多國家因為GATT談判全球化及自由化時的進度緩慢，所以開始進行雙邊或者多邊的區域整合，如自由∕區域貿易協定（FTA/RTA）。像我國與巴拿馬之間，或者新加坡與日本之間，大多是討論商品與服務貿易間的障礙。假如未簽訂這樣的協定，產品就會在協定簽訂國間失去競爭力。
更進一步就是關稅同盟，南非與史瓦濟蘭、賴索托等國就成立了關稅同盟，各締約國對外採取一致的關稅政策及貿易措施。再進一步則為共同市場，也就是區域內各生產要素自由流通。區域整合最高的境界就像歐盟，其貨幣、簽證甚至憲法，對外皆成為單一經濟區域。
這次的坎昆會議何以失敗？原因在於開發中國家認為在談判過程中，總是由已開發的先進國家主導，包括農業等多項重要議題因與已開發國家抗衡，最終因各持己見而宣告會議破裂。其影響則在於透過WTO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更加不易，而國家間及區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風潮往後則會更加興盛。
其實縱然沒有坎昆會議的失敗，早在APEC失敗前，已出現林林總總的自由貿易協定。在GATT及WTO的條約中是允許各國可自由進行，因為從國與國間開始進行，其實是有助於WTO目標的完成。預估至2005年底，將有近三百個由各國組成的自由貿易協定生效。
我國加入WTO自然也產生一些衝擊，經過十年談判，在農業方面的稅率原本是20.02％，加入WTO後則承諾降至14.01％；另外，也取消十八種農產品進口地區限制；稻米採限量進口方式，亦不採取進口補貼及削減境內補貼。工業方面原本稅率為6.03％，到2005年將降至4.15％，降稅項目達三千四百七十項。自小客車採配額制，取消出口補貼及歧視進口產品的措施。服務業方面依現行法令做出種種承諾、逐步開放。其他尚有廢止菸酒專賣制度，遵守WTO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規定並簽署政府採購協定。
我國入會後的效益則為：改善貿易交流中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增加與各國交流結盟的機會、擴展國際貿易空間、參與國際經貿規範的制定、及在安全穩定的經貿環境下求發展。
APEC的目標為維持區域的成長與發展、加強經濟相互依存的利益、形成並強化多邊貿易體系、降低會員國間貨品及服務業貿易的障礙，這些目標則藉由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貿易與投資便捷化、經濟與技術合作加以達成。
APEC貿易及投資的自由化，對已開發國家來說希望2010年達成，開發中國家則希望在2020年達成。但是目標未達成前，各國乃各自進行單獨協定。
後坎昆時代能領導全球化及自由化的本來是歐盟、美國及日本，現在則加入G22集團（1998年初，美國邀請二十二國家或地區的財長，在華府討論如何改進國際金融制度，即所謂「二十二集團」），但是G22是否能夠形成貿易集團還有待觀察。
今年10月8日，東協各國領袖簽署「峇里條約II」，計畫在2020年前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於2004年前完成科技法規的協調，2005年前掃除非關稅障礙、並實施國民互免簽證等措施，再逐漸移除資本控制、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確立仲裁設置機構、統一有關專業服務之規定。
中國崛起，世界工廠領風騷
大陸的崛起則是對全球經濟影響最大的，GDP（國內生產毛額）已排行全球第六，貿易額為全球第四，大陸商品在美國及日本的市占率均逐年上升，這些都會衝擊包括台灣在內的產品。大陸已成為「世界工廠」，透過「南海行為準則」及「早期收穫方案」（為期三年，若干東協農產品及工業產品將以優惠稅率出口到大陸，東協成員國則對大陸的魚肉蔬果及牛奶等產品的關稅進行減讓），與東協完成成立「東協加一」之協議，並與日本及南韓進行「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共同研究」，在港澳成立自由貿易區，再藉「曼谷協定」及上海合作會議推動與俄國、中亞五國、印度、巴基斯坦之緊密經濟伙伴關係。
「東協加一」為2001年中共總理朱鎔基在汶萊第五屆東協國家高峰會時提出的建議。由中共先提供「早期收穫方案」，於2005年5月促成。
2002年11月4日在金邊完成「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之簽署，雙方同意十年內建立自由貿易區。「早期收穫方案」為實現雙方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所跨出的重要一步。
對我們來說最好的是，一方面維持多邊貿易體制之穩定發展，在WTO的架構下儘速推動自由化；過去的APEC成員國大多是「吃米的國家」，物以類聚，而現在我們應多爭取友邦，共同推動對我們有利的貿易自由化。另一方面也要與重要貿易友邦加速簽訂重要的貿易協定。
我常認為外交是經濟的延長，經濟情況良好時，走到哪兒都「有風」，經濟蕭條時，所有人都看你不起！我時常出國，因此感受相當深。1998年我帶團到東南亞四國，他們的總統都親自接見，總理都巴不得我們去投資。今年泰國已不發簽證給我們，馬來西亞官員也避不見面，可見我們的經濟實力是有些變化了。現在中共倡議與日本、南韓成立「東亞」貿易區，我們應有因應之道。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培養具有國際觀的人才，現在大家忙著選舉，忘記了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困境，不要說總統，任何人都應該要有國際觀！要搞好經濟，就要儘快，不可再拖延了。
現場提問
Q：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你也是參與政策的要角之一，以今日看來，你覺得正確嗎？或是有值得商榷之處？
A：我在1996年的中常會曾經有一場報告，重點不在經濟，經濟我不必擔心，我擔心的卻是「非經濟因素」，包括政府的效率問題、國會改革的問題。經濟部分由經建會負責，我談的是如何提升國家經濟這一環，大家到大陸投資倒不是因為大陸的土地便宜，而是因為他們的行政效率。
談及兩岸政策，我必須坦白的說，1991年開放赴大陸投資，我們並不曾想到大陸有朝一日會成為台灣在經濟上的勁敵，並且赴大陸投資的商人也並非最多。在1995年之後，大陸才真正成為我們的威脅。那時，電子業開始向上海發展，台灣現在對大陸的投資占投資總額的70％，過去還是五五波，現在已高達七、八成。其實「戒急用忍」在投資方面的影響不大，因為當時到大陸投資的人並沒有那麼多，真正的影響還是在心理上，因為政府官員日後不敢再談如何發展兩岸關係，尤其是財政或是金融部門，已經開放的並沒有受影響，受影響的是還沒有開放的部分。
另一方面就是直航的問題。我於經濟部長任內開始談「定點直航」，的確受到「戒急用忍」相當大的影響及壓力。這個問題演變到今天，陳水扁說要「開放直航」，但是若能夠早點做，更多的廠商將留在台灣，直航的結果會令許多廠商不需要到大陸投資，因為很多中小企業根本沒有能力到大陸投資，但是若不去，貨物經過香港要七天，又得花更多的金錢，來自「下游」的壓力會使中小企業不得不去。舉拜耳（Bayer）為例，我曾經問他們，「當地居民如此不歡迎你們，為何不到大陸設廠？」他們認為到大陸幅員遼闊，從一地到另一地太不方便，而若是從台中港運往大陸任何一個港口都極便利。
直航還有很多好處，我們可以利用大陸的零組件在台灣組裝，以「Made in Taiwan」名義出口，價格比「Made in China」至少多10％。「Made in Taiwan」絕對有附加價值。要台商回來，直航和在台灣加工是必要的。反之，現在有太多來自台灣的消費者在大陸消費，近兩年本地民間消費成長不到1％，1996年至2000年民間消費成長是6％，如果台商都住台灣、在台灣消費，我相信台灣的消費情況會好轉。
Q：大選在即，老百姓想知道國親若整合成功而勝選，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如何？
A：區域自由化或是WTO的問題，其實都與兩岸關係脫不了關係。台灣經濟的關鍵，也還是在兩岸關係。
我所謂的兩岸關係與過去所說的深度不同，至少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台灣對大陸及東南亞的投資都非常熱絡，而金融風暴後人民幣始終維持固定匯率，對投資人影響不大，因此對東南亞投資漸漸減少，對大陸的投資則逐漸增加。所以我認為1998年前「戒急用忍」的影響不大，也就是說當時我們經濟不只倚仗大陸，當時部長大概只需要負責美國、日本、歐洲、東南亞等四個地區即可，所以我們定了四個計畫就能使台灣的經濟持續成長。金融風暴東南亞衰退，大陸則在近五年間明顯地崛起，所以我們應該重新定位兩岸關係，才能讓台灣經濟再發展。
台灣過去仰賴日本的技術和零組件以及美國市場，但今天的台灣已有能力輸出技術及零組件、資金，利用大陸及在當地的組裝，走向全世界發展，過去是台灣、美國、日本三角形，現在加上大陸成了四方形。大陸的問題在我經濟部長任內不是那麼重要，但是現在則是不可或缺。台灣在經濟上該扮演的角色，正如李光耀先生說的，新加坡離大陸太遠，台灣和大陸一水之隔，應該善用大陸這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來茁壯台灣。（裴凡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