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寫作與發表都在一九五九年。那年我二十四歲，還是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四年級的學生。
因「梁祝」被趕進牛棚
在那以前，我一直就有一個願望，想寫一支大型的曲子，而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剛好當時大陸拍了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根據越劇改編的「梁祝」。我感覺越劇似乎比其他劇種更能委婉細緻地表達劇中人的感情，因此決定就用越劇唱腔為基調，用廣泛流傳的「梁祝」傳說為題材來作曲。
何占豪當時是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二年級的選科生，他是越劇團出身，對越劇有深入瞭解，我和他合作，三個月就寫成了。挑選小提琴主奏時，選中了管絃系二年級的本科生俞麗拿。那時她才十九歲，但感情非常投入，聽她拉琴，覺得她就是祝英台。
五月初演，觀眾十分感動，曲調很快地傳揚開去。這樣的成功，是原先沒想到的。
但是我很快便受到打擊。我的父親陳歌辛，原是上海著名的流行歌曲作曲家，「玫瑰玫瑰我愛你」、「初戀」、「漁家女」等歌曲，都是他的作品。他在這時被打成右派，我便成了右派的兒子，我那相愛已深的初戀女友，因此不得不與我分手。一九六０年，我們在北海公園道別，公園裡正巧播放著「梁祝」曲子，聽在耳裡，更讓我感慨。
到了文革的時候，「梁祝」被批判為「才子佳人大毒草」，我也被趕進牛棚。這在現在看是個大笑話，可是當時，我們真的相信自己有罪，自己一定錯了，因為「黨怎麼可能會錯」？ 一切都過去了。歷史不能逆轉，只能給予評價。而我們這一代，是歷史的見證人，有責任用藝術來記錄歷史。音樂這種藝術，沒有語言文字的隔閡，是直接而無阻礙的感情交流，不需要多說什麼，只要把自己的感覺寫出來，就能發生很大很大的作用。
我寫「梁祝」，是想表現一種民族精神。名曰「梁祝」，其實主角是祝英台，主線是祝英台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和對愛情的嚮往。「愛情」就是理想。
從某種意義上說，「梁祝」故事比西方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更深刻，它不是一般的殉情，而是高層次、浪漫主義的反抗，這是一種中國精神，不是奔瀉千里、爆發式的。表面上柔軟、壓抑，實際上其中有一份陽剛美。
音樂裡有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指導我創作的最重要原則。但是這種精神並不一定要用民族樂器來表達。我最初作「梁祝」，用小提琴為主奏，就是希望以全世界共通的語言，來呈現民族的特色。
其實我原先在曲中用過三種民族樂器：琵琶、三絃和板鼓，主要是在「同窗樂」那一段。後來和管絃樂合奏，第一次排練，根本聽不到它們的聲音，完全被管絃樂吃掉了。第二次我要求他們聲音響一點，結果只聽到一片噪音，互相不協調。第三次他們請假沒來，聽管絃樂奏起來倒蠻好。第四次就請他們不要來了。
就這樣把民族樂器去掉了，只剩下一個板鼓，因為它是西洋打擊樂器不能取代的，尤其在「哭墳」、「化蝶」那一段，板鼓「得、得」的聲音就像敲在人的心上。
到明年，「梁祝」發表就滿三十年了。很多人問我：「需要修改嗎？」我說：「一個音也不動。」作家寫作，就像母親生孩子，孩子可能鼻子塌了點，眼睛小了點「但他已經是一個完整的人。若再去把鼻子墊高、眼睛開大，都是人工的。「梁祝」可能有這個那個缺點，但它是完整的，不需要再修飾了。我一直是這麼想。
你問我今天聽「梁祝」和三十年前感覺有什麼不同？我初作此曲時還是學生，很純情，寫到梁祝的分別，自己也很難過。而現在，時間過去這麼多年，我也經歷了許多事，再聽時仍很激動，但在激動中又有不同的感受。這正是藝術品中的「空曠結構」，讓你在聽或看時，永遠可以加入自己的想像，永遠是「未完成」的。
這也證明這音樂還活著，我現在聽時感情更複雜。因為在這三十年裡，整個大陸經歷很多變化。我的悲劇遭遇是整個社會的悲劇，現在又有了可喜的轉變，因此我聽時悲喜交集，感慨我們經歷的許多坎坷。但「梁祝」的主要精神，不就是對任何事情永遠充滿希望和理想嗎？
呈現心靈深處的夢
人總要有夢，有點理想，有點追求。我不擔心時局再起變化。那麼困難的日子我們都過來了，還怕什麼？
再說，對藝術家而言，經歷一些坎坷也不見得是壞事，反而可能寫出更深刻的作品。我倒覺得現在最大的困難是戰勝自己、超越自己。
近年我的主要作品是長三十五分鐘的小提琴協奏曲「王昭君」，今年六月起打算寫一個更長的二胡協奏曲「黛玉葬花」。我覺得中國婦女的形象常常被歪曲，其實中國婦女本質上是陽剛的，有一種崇高的悲劇美，祝英台就是個例子。王昭君代表的是一種廣博的愛，黛玉心中則有許多被壓制的希望，雖然受到壓制，那下面的夢永遠在。我要表現的，就是那心靈深處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