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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未來媽媽」一個未來,打造更友善、開放的生育環境

文 / 林珮萱    攝影 / 張智傑
202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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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未來媽媽」一個未來,打造更友善、開放的生育環境
5月初剛宣布擴大不孕症補助適用範圍,未來能否開放未婚者做試管? 衛生福利部次長石崇良坦言,尚待社會凝聚共識。張智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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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對症下藥、接受治療,多數不孕症患者都有機會一圓生子夢想。政府目前有哪些「助生」政策需要強化?能否打造出更開放的生育新未來?

對於「不孕症」患者,剛開始一聽到自己「不孕」,想必難掩震驚、難免絕望,但,「不孕症是可以治療的!」

台北生殖醫學中心副院長王瑞生解釋,普遍常講的不孕症,更精準來說,是生育能力低下(subfertility),像是賀爾蒙不平衡、排卵功能障礙等,造成男女生殖功能障礙,不容易受孕,而不是指無子宮、無卵子、無精子等的不育(sterility)。

換句話說,許多不孕症患者,只要能對症下藥接受治療,都有機會一圓生子夢想。一般性的問題,有健保給付的醫療診治解決,其餘就可能需要人工生殖療程來「助生」。

試管療程昂貴,補助有限、成效不佳

不過,人工生殖(試管嬰兒)的價格不菲,常令不孕症夫妻卻步。

按國內行情,一次人工生殖療程價格約在10至15萬元不等。偏偏大多數借重人工生殖的夫妻,本就不易懷孕,很難做一次試管就成功,普遍需要「再接再厲」。

也難怪坊間盛傳「試管嬰兒想成功,先準備100萬」。儘管難有精準統計,不過,佑昇診所醫師劉志鴻判斷,這個數字並不誇張。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5年起推行「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補助方案」,每案補助上限一年10萬元,2019年又再調高上限可達15萬。

但實施五年來,成效不如預期,申請案93件、實際順利核銷的只剩52案,最終成功產子的只有個位數:至今誕下7名寶寶。

當初補助方案出爐,國健署評估此政策在3年內可造福2萬5000對不孕夫妻,預計誕生4000名新生兒。看來明顯是過於樂觀。

「補助門檻設太嚴苛了,試想中低收入的家庭,可能都還得為了生計煩憂,擔心連孩子都養不起,他們怎麼敢生?更別說來做試管嬰兒,」劉志鴻說得坦白。

根據估算,全台每年約有1.5萬對夫妻進行人工生殖。愈來愈多研究證實,台灣晚婚晚育走勢已是「回不去了」,生育時程的遞延,勢必延伸更多不孕治療的需求。

被譽為台灣試管寶寶之父、台北生殖醫學中心執行長曾啟瑞認為,對政府來說,支持不孕症夫妻是絕對划算的投資,而且具厚植國力的長期投資報酬率。

根據他的估算,一年尋求不孕症治療約2萬對夫妻,若政府願意一對補助5萬,一年共約10億元預算。對比中央政府的少子女化對策總預算編列有約500、600億元,「只要約2%,就能實質幫助到新生兒父母,為什麼不做?」他說。

全面改善助生環境,重新檢視跨部會政策

今年5月6日,行政院總算將「擴大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納入最新的「少子女化對策」方針。

放寬條件後,不孕夫妻任一方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妻年齡未滿45歲,就可以申請。打破過去只限中低收入戶申請的門檻。擴大受益範圍,希望達到每年至少超過2萬對夫妻受惠的目標。

只不過,不論是有對象、但不想踏入婚姻的「不婚主義」,或是因為交往對象難尋的「被迫未婚」,這些「未婚者」的比例愈來愈高,卻都被排除在人工生殖法律之外,因為國內僅允許已婚者可做試管嬰兒。未來能否開放未婚者做試管?衛生福利部次長石崇良透露,尚待社會凝聚共識。

至於,在現行民眾報稅時,做試管寶寶的費用,未能納入醫療花費寫入列舉扣除額。石崇良也鬆口,確實可以討論修正。

根據國發會推估,半世紀以後、2070年台灣人口數將為1581萬人,等於比現在少了1/3的人口。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前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強調,解決不孕與少子,涵蓋多重原因,不是單靠衛福部單一部會就能解決的。

儘管醫界將不孕症視為病症來治療。但陳美伶主張,不孕的背後,還有複雜的社會難題,不是「純醫學」就能完全處理的。她直指,傳宗接代、「結婚非生不可」的傳統壓力,常導致不孕夫婦陷入死胡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鄭雁馨觀察國內數據發現,1990年前是「全民皆婚」時代,國人年屆50歲的終身未婚比例僅2~3%。但此後,終身未婚比例持續上升。2019年,年屆50且未婚的男女已接近20%。

她主張,我國的結婚率與生育率有著高度關聯,因此了解為何未婚人口愈來愈多,是改善生育率偏低的重要關鍵。

從另一角度來說,高齡生育既然已成現實,若一再視為「需要導正的缺失」,可能會適得其反。

「在逾半30至34歲青年未婚狀況下,如果一再過度渲染晚婚和高齡生育的風險,只會徒增年輕人的生育焦慮,導致惡性循環,也不會讓他們更早婚,」鄭雁馨認為,面對回不去的社會趨勢,關鍵不是一味想著「逆轉」,反而更該打造相關支持系統。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儒家孝道思惟,也被鄭雁馨點出,是影響台灣社會結婚生育的「不利因子」。

她直言,當人人抱持著必須「傳宗接代,才能對祖先有交代」的心態下,超過35歲的女性便會被質疑生育能力,形成一股莫大的壓力,「間接把許多女性排拒在婚姻之外,」她形容。

鄭雁馨提醒,有太多民眾習以為常的觀念,往往令人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加重了對生育環境的不友善,人人可能都在無形中,對「支持生育」投了反對票。

像是「求學─就業─結婚」「結婚一定要生」的人生路徑,是長期被社會大眾認可的「正常」。對照台灣長期低於4%的非婚生育率,也凸顯非婚生子難被主流價值觀接受,儼然又是另一顆卡住生育率的大石。

台灣為了挽救生育率,不惜砸重本,效仿北歐高生育率國家的鼓勵生育政策,卻仍挽回不了持續探底的生育數字,鄭雁馨認為,關鍵之一是缺乏讓政策發芽的「土壤」。

她口中的土壤,是指社會的文化氛圍,要能將「個人生育視為共同責任」,以及願意支持青年男女平衡工作與家庭,再加上全面性別平權的落實。

對此,台灣默克醫療保健事業體總經理余文慧相當認同,企業當然也扮演關鍵角色。

她指出,台灣25~34歲的育齡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85%以上,由此可看出,女性生理的黃金生育期,與職涯發展的黃金期高度重疊。

「不該讓員工要被迫從工作與家庭二選一,」余文慧強調,營造友善生育的職場,值得被全球企業列為共同目標。

對此,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與立法委員合作於日前提出兩項修法:「將育嬰留職停薪,由六成薪增加至七成五」及「懷孕特別扣除額」,目前第一項已獲行政院支持,5月6日宣布將「六成薪提高至八成薪」。國策會並呼籲當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應合併育兒津貼,嘉惠年輕夫妻,同時運用彈性工時與遠距上班,打造更適宜孕育下一代的環境。

迎接生育新未來,「代孕」可能嗎?

解決不孕的困境,除了人工生殖,還有另一個亟待關注的領域,就是「代理孕母」。

生育的三大要角為卵子、精子、子宮,2007年,國內人工生殖法通過後,已許可借卵、借精生子,唯獨「借子宮」仍未放行。

主因在於代孕牽涉層面,不只是醫學與法律,更挑戰國人對文化、倫理、宗教等社會價值觀衝擊。

30多年前,陳美伶的法律博士班畢業論文,曾協助當時老師、前大法官戴東雄研擬「人工生殖法」,當中就有草擬「代孕」相關章節。

陳美伶回憶,當年研究過後,若是採用夫妻雙方自身的精卵去代孕,相對單純,但除此之外,不論是「借卵代孕」或「借精代孕」,甚至是「借卵、借精,又代孕」,各界尚存有對父母、小孩與代孕者之間血緣關係的疑慮。

代理孕母議題在台灣延宕多年,正是它顛覆了長久以來習慣的父母與子女定義。

根據民法第967條,「稱直系血親者,謂己身所從出或從己身所出之血親。」一對夫妻藉由他人子宮產子,如何算是「己身所從出」?長久來的辯論,至今無解。

此外,代孕還有諸如物化女性、嬰兒商品化等憂慮,而小孩的親權歸屬、夫妻與孕母之間,各方的權利義務都需要審慎釐清。衛福部次長石崇良坦言,「這很考驗大家智慧。」

國外曾有委託孕母代孕後,寶寶不幸有缺陷、生下後,委託方竟說不要小孩的事件;也有孕母對孩子產生情感,不將孩子交還的案例。

此外,懷孕不是沒有風險,若孕母為了生孩子損及自身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又該如何解決?「這些都得先從法律上理清楚,」石崇良強調。

「生育是基本人權」不該淪空談

總結來說,各種關於代孕的爭論,得確保兩大前提,第一是如何防止其中有不恰當的商業行為,第二就是確保委託代孕者、代孕者,以及小孩的各方權益。

「談人工生殖或代孕,不會是技術問題,最大環節還是卡在社會觀念能否接受,這是整體社會性問題,絕非單一醫療能解決,」石崇良歸納。

「生育是基本人權」若是一種普世價值,設法凝聚各界共識,不讓「無法生育」或「被迫無法生育」的族群,遭受歧視與不平等,就是該走的下一步。

鄭雁馨回憶,幾年前曾與歐洲人口學家交流台灣低生育率現況,對方聽完後分析,「低生育率就是當代年輕人對失能的機構,包含家庭、社會、勞動環境,做出的理性回應。」

奈及利亞俗諺說:「養一個孩子,要用全村的力量。」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今日的台灣,每一個新生命誕生的背後,著實也仰賴從個人家庭、群體社會、到勞動環境,更全方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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