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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謂的正義,可能早已過時!

《21世紀的21堂課》 書摘
文 / 天下文化    
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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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謂的正義,可能早已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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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類的正義感也是從遠古演化而來。幾百萬年的演化過程,形成了人類的道德,很適合處理在小型狩獵採集部落中的各種社交和倫理問題。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獵,我抓到一頭鹿,而你空手而返,我該與你分享獵物嗎?如果你去採蘑菇,滿載而歸,但光是因為我比你強壯,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都搶走嗎?如果我知道你打算暗殺我,我可以先發制人,在暗夜裡一刀劃過你的喉嚨嗎?

如果光看表面,人類雖然從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叢林,情況似乎也沒什麼改變。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們今天面臨像是敘利亞內戰、全球不平等、全球暖化等問題,但都只是過去的老問題規模放大而已。然而那只是一種錯覺。規模本身就是個問題,而且從正義的觀點(一如其他許多觀點),人類已經很難適應現在的這個世界。

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實現正義?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價值觀。二十一世紀的公民,無論是有宗教信仰或相信世俗主義,都抱持許多價值觀。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個複雜的全球化世界裡,實現這些價值觀?這其實是個數字問題。長久演化而為狩獵採集者,所建構出的正義感,應付的是幾十平方公里範圍內、幾十個人的生活問題。如果要把這套正義感,應用到各大洲幾百萬人之間,我們的道德感就只能當機故障。

想要追求正義,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價值觀,還必須能夠明確掌握因果關係。如果你去採蘑菇,要餵養小孩,我卻用暴力把整籃蘑菇搶走,這意味你的一切辛勞將付諸流水,你的孩子必得挨餓入睡,而這當然是不公平的。這件事的因果關係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幸的是,現代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項特點:因果關係高度分化且複雜。例如,我可能就是靜靜待在家裡,從來沒傷害過任何人,但對左翼運動人士來說,我完全就是以色列軍隊及西岸屯墾區殖民者的共謀。在社會主義者眼裡,我過著舒適的生活,是因為我也共同奴役了第三世界血汗工廠裡的童工。動物福利提倡者告訴我,我的生活交織著史上最醜惡的犯罪事件:綁架了幾十億隻家禽家畜,進行大規模的屠戮剝削!

這一切真的都該怪我嗎?這實在很難說。我現在的生存,需要依賴複雜到令人眼花繚亂的政經關係網路,而且全球因果關係盤根錯節,就連最簡單的問題也變得難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來自哪裡、是誰製作了我穿的鞋,或是退休基金正拿著我的錢在做什麼投資。

如果是原始的狩獵採集者,會很清楚自己的午餐從哪兒來(自己採集的)、誰做了她的鹿皮鞋(那個人正睡在二十公尺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在做什麼(正在泥地裡玩呢。那個時候,人類只有一種退休基金,叫做「孩子」)。

比起那位狩獵採集者,我實在無知太多了。我可能要經過多年研究,才會發現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賣給地球另一邊某個躲在幕後的獨裁者。但在我投入時間找出這個事實的同時,卻可能會錯過更重要的一些發現,例如我晚餐吃了蛋,但那些生蛋的雞現在怎麼了?

無知與冷漠也是一種罪行

目前整個社會體系架構的方式,讓那些不去費力瞭解事實的人得以維持幸福的無知狀態,而想要努力瞭解的人則需要歷經諸多艱難。如果全球經濟體系就是不斷以我的名義、在我不知情的狀況下偷走我的錢,我該如何避免?不管你是要以結果來判斷行為是否正義(偷竊是錯誤的,因為這會讓受害者痛苦),又或覺得結果並不重要、該從「無上義務」(categorical duty,或稱「定然責任」)來判斷(偷竊是錯誤的,因為上帝這樣說),都不會讓情況有所不同。

這裡的問題,就是在於情況已經變得太過複雜,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過去訂出要人「不可偷盜」這項誡命的時候,所謂的偷盜,指的是用你自己的手,去實際拿走某項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到了現在,如果要討論盜竊,真正重要的問題所談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舉例來說,假設我投資了一萬美元,購買某家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5%的投資獲利。這家公司獲利極高,但原因是該公司躲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廢棄物排入附近河流,完全不顧對當地供水、公共衛生或野生生態可能有何影響。該公司財大氣粗,請了一大批律師,保護該公司不必擔心被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甚至還聘用政治說客,阻擋任何強化環保法規的意圖。

我們可以指控這家公司「偷了一條河」嗎?我的角色又如何?我從來沒闖入任何人的家裡,也從來沒有從任何人的錢包裡拿錢。我並不知道這家公司是如何獲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資組合裡有這家公司。那麼,我也犯了偷竊罪嗎?如果我們就是無法得知所有相關的事實,該怎樣才能說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們可以用「意圖的道德性」這樣的概念,來迴避這類問題:重要的是我的意圖,而不是我的實際行為或造成的結果。但在這個一切都緊緊相連的世界上,最重要的道德義務其實就是:人必須去「知道」各種事。

現代歷史最嚴重的罪行,不僅是出於仇恨和貪婪,更是出於無知和冷漠。美麗迷人的英國淑女,雖然從未前去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透過購買在倫敦證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債券,就讓大西洋的奴隸貿易取得資金。接著,淑女在大約下午四點喝著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讓茶更為香甜,但這些方糖產於環境如地獄般的奴隸莊園,而她們當然也是一無所知。

在1930年代後期的德國,地方郵局經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顧手下的福利,而且如果有人的包裹遺失,他還會親自幫忙找。他總是第一個上班、最後一個下班,就算颳起暴風雪,他也會確保郵件準時送達。但令人感嘆,這樣的效率和體貼,正是納粹德國神經系統的重要細胞,不論是種族歧視的政治宣傳品、國防軍的招募要求,又或下達地方蓋世太保的殘酷命令,都因此而飛速傳達。對於那些不去真誠求知的人,他們的意圖就可說是有了缺陷。

然而,到什麼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誠求知」?每個國家的郵務人員,難道都該打開所送的郵件,如果發現是政府的政治宣傳品,就辭職或起身反抗?

現在回頭看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很容易就能對其中的道德下定論,但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因果關係鏈是如何串起。要不是有這樣的後見之明,或許就難有這樣的道德定論。但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於仍停留在狩獵採集者時期的人腦來說,世界已經變得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該放棄了嗎?人類會不會就是無法理解真相、不可能追求正義公平?我們是否已經正式進入後真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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