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類的正義感也是從遠古演化而來。幾百萬年的演化過程，形成了人類的道德，很適合處理在小型狩獵採集部落中的各種社交和倫理問題。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獵，我抓到一頭鹿，而你空手而返，我該與你分享獵物嗎？如果你去採蘑菇，滿載而歸，但光是因為我比你強壯，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都搶走嗎？如果我知道你打算暗殺我，我可以先發制人，在暗夜裡一刀劃過你的喉嚨嗎？
如果光看表面，人類雖然從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叢林，情況似乎也沒什麼改變。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們今天面臨像是敘利亞內戰、全球不平等、全球暖化等問題，但都只是過去的老問題規模放大而已。然而那只是一種錯覺。規模本身就是個問題，而且從正義的觀點（一如其他許多觀點），人類已經很難適應現在的這個世界。
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實現正義？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價值觀。二十一世紀的公民，無論是有宗教信仰或相信世俗主義，都抱持許多價值觀。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個複雜的全球化世界裡，實現這些價值觀？這其實是個數字問題。長久演化而為狩獵採集者，所建構出的正義感，應付的是幾十平方公里範圍內、幾十個人的生活問題。如果要把這套正義感，應用到各大洲幾百萬人之間，我們的道德感就只能當機故障。
想要追求正義，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價值觀，還必須能夠明確掌握因果關係。如果你去採蘑菇，要餵養小孩，我卻用暴力把整籃蘑菇搶走，這意味你的一切辛勞將付諸流水，你的孩子必得挨餓入睡，而這當然是不公平的。這件事的因果關係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幸的是，現代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項特點：因果關係高度分化且複雜。例如，我可能就是靜靜待在家裡，從來沒傷害過任何人，但對左翼運動人士來說，我完全就是以色列軍隊及西岸屯墾區殖民者的共謀。在社會主義者眼裡，我過著舒適的生活，是因為我也共同奴役了第三世界血汗工廠裡的童工。動物福利提倡者告訴我，我的生活交織著史上最醜惡的犯罪事件：綁架了幾十億隻家禽家畜，進行大規模的屠戮剝削！
這一切真的都該怪我嗎？這實在很難說。我現在的生存，需要依賴複雜到令人眼花繚亂的政經關係網路，而且全球因果關係盤根錯節，就連最簡單的問題也變得難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來自哪裡、是誰製作了我穿的鞋，或是退休基金正拿著我的錢在做什麼投資。
如果是原始的狩獵採集者，會很清楚自己的午餐從哪兒來（自己採集的）、誰做了她的鹿皮鞋（那個人正睡在二十公尺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在做什麼（正在泥地裡玩呢。那個時候，人類只有一種退休基金，叫做「孩子」）。
比起那位狩獵採集者，我實在無知太多了。我可能要經過多年研究，才會發現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賣給地球另一邊某個躲在幕後的獨裁者。但在我投入時間找出這個事實的同時，卻可能會錯過更重要的一些發現，例如我晚餐吃了蛋，但那些生蛋的雞現在怎麼了？
無知與冷漠也是一種罪行
目前整個社會體系架構的方式，讓那些不去費力瞭解事實的人得以維持幸福的無知狀態，而想要努力瞭解的人則需要歷經諸多艱難。如果全球經濟體系就是不斷以我的名義、在我不知情的狀況下偷走我的錢，我該如何避免？不管你是要以結果來判斷行為是否正義（偷竊是錯誤的，因為這會讓受害者痛苦），又或覺得結果並不重要、該從「無上義務」（categorical duty，或稱「定然責任」）來判斷（偷竊是錯誤的，因為上帝這樣說），都不會讓情況有所不同。
這裡的問題，就是在於情況已經變得太過複雜，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過去訂出要人「不可偷盜」這項誡命的時候，所謂的偷盜，指的是用你自己的手，去實際拿走某項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到了現在，如果要討論盜竊，真正重要的問題所談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舉例來說，假設我投資了一萬美元，購買某家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5%的投資獲利。這家公司獲利極高，但原因是該公司躲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廢棄物排入附近河流，完全不顧對當地供水、公共衛生或野生生態可能有何影響。該公司財大氣粗，請了一大批律師，保護該公司不必擔心被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甚至還聘用政治說客，阻擋任何強化環保法規的意圖。
我們可以指控這家公司「偷了一條河」嗎？我的角色又如何？我從來沒闖入任何人的家裡，也從來沒有從任何人的錢包裡拿錢。我並不知道這家公司是如何獲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資組合裡有這家公司。那麼，我也犯了偷竊罪嗎？如果我們就是無法得知所有相關的事實，該怎樣才能說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們可以用「意圖的道德性」這樣的概念，來迴避這類問題：重要的是我的意圖，而不是我的實際行為或造成的結果。但在這個一切都緊緊相連的世界上，最重要的道德義務其實就是：人必須去「知道」各種事。
現代歷史最嚴重的罪行，不僅是出於仇恨和貪婪，更是出於無知和冷漠。美麗迷人的英國淑女，雖然從未前去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透過購買在倫敦證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債券，就讓大西洋的奴隸貿易取得資金。接著，淑女在大約下午四點喝著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讓茶更為香甜，但這些方糖產於環境如地獄般的奴隸莊園，而她們當然也是一無所知。
在1930年代後期的德國，地方郵局經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顧手下的福利，而且如果有人的包裹遺失，他還會親自幫忙找。他總是第一個上班、最後一個下班，就算颳起暴風雪，他也會確保郵件準時送達。但令人感嘆，這樣的效率和體貼，正是納粹德國神經系統的重要細胞，不論是種族歧視的政治宣傳品、國防軍的招募要求，又或下達地方蓋世太保的殘酷命令，都因此而飛速傳達。對於那些不去真誠求知的人，他們的意圖就可說是有了缺陷。
然而，到什麼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誠求知」？每個國家的郵務人員，難道都該打開所送的郵件，如果發現是政府的政治宣傳品，就辭職或起身反抗？
現在回頭看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很容易就能對其中的道德下定論，但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因果關係鏈是如何串起。要不是有這樣的後見之明，或許就難有這樣的道德定論。但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於仍停留在狩獵採集者時期的人腦來說，世界已經變得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該放棄了嗎？人類會不會就是無法理解真相、不可能追求正義公平？我們是否已經正式進入後真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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