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暑假，是學校「招兵買馬」、補足教學人力的時候，但近年有意從事教職者卻持續滑落，「師培生跳船潮」掀起輿論對台灣教育體系的憂慮。由於職涯沒有保障，近七成儲備教師選擇不走上講台，但深挖下去，數據顯示出來的是台灣合格教師早已「供過於求」，整個師培系統，已到了轉型的關鍵十字路口。
相關數據指出，全台每年有數千人取得教師證，卻沒有足夠的教職崗位供應，具備資格和能力的教師，成為了現實中的「流浪教師」，教職不再是民眾眼中的高社經地位職業。即便順利「上岸」，新的考驗接著湧現，薪資待遇不足、行政兼職繁重、學生家長的壓力與投訴……，腹背受敵，基層教職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拉鋸，也在教室與制度的夾縫中掙扎。
教師證取得穩定，任教率卻逐年下滑
教育部資料顯示，民國102年自112年，每年取得教師證的人數約在4000至5700人之間，其中108年達到高峰（5729人），而近三年則維持在4600至4900人左右；以112年為例，僅4852人取得教師證，
同樣以112年為例，在取得教師證的人當中，任教率（即實際進入學校任教的比例）從102年的近七成，10年內下滑超過10個百分點，一路下滑至112年的60.1%，創下十年最低。顯示即使證照取得穩定，進入校園任教的意願與實際機會卻逐年減少。
師資培育核定數高，卻面臨「培而未用」困境？
觀察「師資培育核定名額」，即「具備教師資格者」的人數，近十年則維持高檔，109學年度更突破萬人，儘管隨後兩年人數略減，但112學年度仍有9,119人獲得教師資格，仍比十年前的8千餘人多。當核定數維持高檔，教師任教率卻持續下滑，顯示台灣的師資體系，正面臨嚴重的「培而未用」問題。
少子化浪潮，持證卻難上岸
民眾黨立委劉書彬觀察，師資「供過於求」的問題並非新現象，數據顯示，台灣的流浪教師「存量」早已非常高。累積自民國83年至今，全台共有22萬6194人領有教師資格證，但實際任教率僅66.99％，換算下來，約1/3、逾7萬人就是所謂的「流浪教師」。她指出，這些人明明有拿到教師證，但苦於某些原因無法成為正職，「對於有志者是挺傷心且打擊很大。」
具教師資格者的人數持續增加，但未來生源卻不斷下滑。教育部數據顯示，全國小一入學生，112年約19萬多人，但5年後的117年，就銳減至14萬7302人，少了約1/4、5萬人，勢必將對教育體系產生長期衝擊。
這樣的結果，便是學校對教師的需求同步萎縮，即便有教師退休或離職（出缺），學校也會選擇「遇缺不補」，不再補足這些正式教師的職位，近一步加劇「培而未用」困境。
由於正式教師職位被凍結或不予補足，但學校仍有教學人力需求，學校被迫轉而大量聘用「代理教師」來填補空缺，這種情況使得代理教師的比例居高不下。數據顯示，民國112年，光是公立學校代理教師比例約為12.13％，而這還沒算上私立學校的狀況，職涯沒保障，成為師培生跳船潮表象。
偏遠地區教師荒，誘因低為關鍵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侯俊良表示，儘管數據顯示教師儲備量充足，但實際教育現場的感受，卻是嚴重的人力不足。他強調，會產生這種矛盾，原因在於這些帳面上的儲備教師不一定願意真正投入教職；即使願意投入，也常受限於地理區位考量，例如偏好在住家附近工作，導致偏鄉或特定地區的師資更加稀缺。特別是代理教師，由於職涯保障差，更加不願意跨區域至偏遠地區任教。
其實為了平衡都市與偏鄉間的教育資源，政府目前已有相關政策資助公費生，要求這些「準教師」取得資格後，必須最少在偏鄉等地區服務6年。但數據顯示，儘管政策立意良善，但誘因不足，這些公費生在期滿後往往就離開偏鄉，導致偏鄉地區的教職人力流動率過高。
劉書彬就批評，公費制度派任制度僵化、缺乏配套，「這樣的綁約設計，沒有考量個人意願，也沒有宿舍或交通補貼，人到了現場還得身兼多職，一旦有機會，當然會想離開。」
侯俊良表示，面臨行政工作量增加、濫訴變多、職業尊榮感下降，以及潛在的投訴風險等問題，這些因素共同營造了不佳的工作環境，使得許多老師，包括年長的退休教師和因環境不佳而離職的教師，加速了人才流失。
宏觀數據顯示，台灣教師供過於求狀況嚴重，不僅存量高，每年增量也超高，顯示整體師培系統已到轉型關鍵點；而從微觀層面，教職現場待遇不佳，加劇師培生的跳船潮，雙重壓力，讓台灣教育體系緊鈴大響，亟待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