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2018年6月瑞典，每週五都有一個15歲女孩在國會前靜坐，身旁放著一個牌子寫著：「為氣候罷課」。這個女孩是葛莉塔．通貝里，她勇於一人站上街頭，不畏眼光、追求真相，更是全球「青年力量」浪潮的代表。
從普通少女變成氣候運動家，透過家人旁觀的角度，我們看見葛莉塔．通貝里如何克服最初「為氣候罷課」運動的恐慌。（本文摘自《我是葛莉塔》一書，以下為摘文。）
俗話說，當一個人的「行動」有了另一人的加入，一場「運動」便於焉展開。
照著這樣的邏輯，這波全球氣候抗爭運動的起點，便可回溯到葛莉塔罷課第二天早上9點鐘。
那時，葛莉塔在阿道夫．弗雷德里克音樂學院的八年級同學麥森，詢問她可否加入靜坐行列，葛莉塔點頭答應了。
自此之後，葛莉塔就不再孤軍奮戰。
接著，又有兩名女學生加入他們的行列，並坐在冰冷的人行磚道上。
隨後，一名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生也加入了。
然後，是一位專程從哥德堡遠道而來的30多歲法文教師。
「我要被炒魷魚了。」他說。「但是無所謂，我覺得一定要做點什麼，總得有人站出來。」
《每日新聞報》與電視臺也聞聲而至。
葛莉塔的老師不但加入了，還接受了新聞節目的採訪。
「理論上，作為老師的我不應該支持罷課運動。」葛莉塔的老師說道。「不過，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可以理解她為何這麼做。」
這段訪問有違教師中立原則，這位老師後來幾週遭受職場霸凌，導致她不得不請病假休息。
第一批酸民開始在社群網站上公開嘲諷葛莉塔，都是一些匿名假帳號和極端右派份子的訕笑。接著，她被一些國會議員攻擊，就那麼剛好，這些議員所屬的政黨是我們一些親戚及大多數鄰居所支持的。
那股嘲諷也出現在我們在街上及商店裡遇到的人們眼中。
政治人物狡詐而充滿訕笑意味的言論，就像栽入社群網站肥沃土壤的小種子，迅速開枝散葉，長成了帶著深深憎恨與輕蔑的強壯枝幹。
但這都還在意料之中。
最出乎葛莉塔預料的是，那股恨意與不屑竟可能來自與我們家的社交圈，甚至來自最親密的家人。
「如果你對氣候危機沒有全盤了解，那麼，你當然無法理解我的行動。而且，我知道多數人都不曉得氣候危機是什麼。」她再說了一次。
很多事她都一說再說，簡直成了口頭禪。
「我的氣候罷課行動是獨立於政黨政治之外的，歡迎任何人加入。」她解釋第78八次，這次對象是一位路人，他詢問這是否跟政治有關。
斯凡特（編按：葛莉塔的父親）過去看看情況，他每天都會去幾次。
葛莉塔靠著牆站著，她身旁圍著十幾個人，看起來備受壓力。有一位《每日新聞報》的記者詢問能否採訪，斯凡特馬上發現事態不對。
「等等，我確認一下。」斯凡特說。他把葛莉塔帶到一個柱子後方的一座拱頂下。葛莉塔全身緊繃而且呼吸急促，斯凡特告訴她沒有關係，試著安撫她。
「我們現在就回家，」斯凡特說，「好嗎？」
葛莉塔搖搖頭，哭了起來。
「妳沒有必要做這件事。妳已經做得比其他人多太多了。這些我們都可以不要管，回家就好。」斯凡特說。
但葛莉塔不想回家。她就靜靜地站在那幾秒鐘，只是呼吸，她開始繞著小圈圈走路，試著把長久以來背負在身上的驚惶與恐懼都驅逐走。
接著，她堅定的瞪著眼前的空氣。
她的呼吸仍然劇烈，眼淚繼續滑下臉頰。
「不要。」她說。然後發出了一聲嗚咽，像是動物受到驚嚇時會本能發出的嗚咽，她正在衡量去留。
葛莉塔搖擺了一下。
「不要。」她又說了一遍。
「妳想留下來嗎？」斯凡特謹慎的問。「妳真的確定嗎？」
葛莉塔擦乾眼淚，做了個鬼臉。
「我要做下去。」她說。
她轉過身，並且已經冷靜下來了，她向等在對街的記者報以一個輕鬆的微笑。
葛莉塔回到罷課行動現場。斯凡特站在柱子後方半個小時，看照著他的女兒，留意著她的一舉一動。他覺得她可能隨時會逃跑，她可能隨時會被壓力與恐懼淹沒。
但什麼事都沒發生。
她就只是站在那，冷靜地與記者們交談，一個接著一個。
斯凡特以為，葛莉塔內心一定充滿掙扎與痛苦，並想要轉身離開，但她沒有。
她就繼續站在人群的中央。
有時，她的眼神會停駐在國會大樓外，但她現在看起來比第一天平靜多了。如果看得夠仔細，還會發現她其實臉上帶著淺到幾乎看不見的微笑，好似透露著，她知道什麼我們其他人不知道的事。
之後，記者們離開了。葛莉塔坐回她的藍色小坐墊上，讀起書來，以防止自己落後學校的進度。
她讀了瑞典文學史課堂指定的茉亞．馬汀森（Moa Martinson）著作《母親結婚》（MorGifter Sig）。她讀了社會科的書，研讀瑞典議會的選舉程序以及政府、議會、委員會以及各部門的運作方式。
她讀了生物課的書，認識基因與遺傳。
她只在上傳罷課行動的照片到推特和 Instagram 時使用手機。因為她決定，既然選擇照學校的時間表走，那她便須遵守在學校的規定，上課時間不應該使用手機。
3點一到，葛莉塔便收拾東西，騎車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