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面對著戰後的廢墟，只有一個心志－－整建家園，重拾尊嚴。
一九八七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出口國，其私人公司的盈餘遠超過歐市所有國家的總盈餘。
當然日本人對自己在過去四十年中，所獲得的經濟與科技成就感到驕傲，他們希望保持領先；但是在內心深處，卻有一種不安，認為日本仍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島國、是受世人輕視的戰敗國。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
美日禍福相依
前任首相中曾根在他的五年任期內，將日本推上世界政治舞台。他一方面努力改善與亞洲盟國及蘇聯的關係，同時也設法增加軍備，以配合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防衛體系。
可惜這個兩面角色並不容易演好。去年初發生的東芝事件即充分顯示，日本人未來在制定外交或國際交易政策時，應將世界安全利益考慮在內；必要時，甚至必須將之置於商業利益之上。
也許有一天，日本終將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但目前兩國生產量合佔世界各國總產量三分之一的事實，已使兩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關係都日益密切。可惜兩國似乎至今尚未充分體會這種禍福相依的新關係。現階段的美、日關係倒像是負債國與債權國，消費者與製造商，政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對立狀態。
美、日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為日本在全世界各地帶來了不利的後果。日本每年九百億美元的經常帳盈餘，或將使世界市場排斥日貨，或將使日本的主要貿易夥伴益趨衰微；不論是那一種結局，受害者將是日本和所有國家。
面對這個趨勢，日本的企業界早已從一九八０年開始自行調整。由於顧慮主要出口市場－－特別是美國－－保護主義日益高漲，和來自南韓、臺灣等鄰國的競爭壓力，日本的低科技工業已逐漸轉赴國外生產。
一九七０至一九八０年間，日本在海外的直接投資金額為每年三０至五０億美元；一九八０至一九八五年間，增加為每年一二０億二千萬美元；一九八七年至少可升至二一四０億美元，增加的速度可謂驚人。
對房地產最感興趣
日本在海外的直接投資以製造業和房地產為主，金額如今已是全世界第一位；在海外投資的主要地區，則為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北美洲。
在北美洲，日本企業家最感興趣的是房地產。去年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有八０%置於房地產，如購買紐約的艾克森總部，和幾條街外的Citicorp大廈的六０%股份，均引起美國人側目。由於日本房價飛漲、日圓對美元一再升值，使美國的房地產在日本人看來簡直像廉價大拍賣。
日本企業家也熱衷於在美國設廠製造產品。例如豐田汽車公司原來在肯塔基州已投資八億美元，建立了一座裝配廠；去年十一月又宣佈將再投資二億美元，興建一座引擎製造廠。這只是其中一例，也就難怪美國五十州，倒有四十州在東京設有辦事處，專門吸引日本人前往投資。
由於日圓升值速度遠超過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使日本和這些鄰國的工資差距擴大；加上這些國家在較低級的科學技術方面，已可與日本並駕齊驅，因而促使一度曾減少的日本在亞洲鄰國的投資和技術合作，再度趨於密切。
日本公司更因為在海外製造產品的成本往往低於國內，於是開始將產品銷回日本市場。
新作風腐蝕傳統
這些發展所意味的不僅是日本人應付世界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更預示了日本公司將日益國際化。到目前為止，日本投資於國外的生產量只佔國內外總生產量的五%，與美國的一五～二０%相比還差得遠，但是已足以引起日本人自身的恐慌了。
因為日本公司在國際化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直接受到西式雇傭關係、華爾街式的合併與收購、強制性的盈餘季報等作風的衝擊。日本人認為這些作風將會腐蝕日本傳統的終身雇用關係，同時也會妨礙到經理的控制權和公司的長期計畫。
擴大海外投資的另一麻煩是，如果日本公司將海外的生產量提高到一０%，日本國內就會失去一百二十萬個工作機會。雖然這些差額可以被急遽成長的服務業所彌補，但是日本人始終不肯承認服務業也是一種生產事業。
製造業是唯一的驕傲
即使麥當勞在日本的生意比在美國還好，可是那只是雕蟲小技，唯有製造工業才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好在他們也預見七０年代盛行的低科技工業已好景不再；在不願放棄製造業的情結下，加速發展高附加值的產品和資訊工業勢在必行。因此未來日本國內的企業應是高附加值產品製造業與服務業並重的局面。
日本工業再升級勢將導致工作機會短缺。從長期來看，這個問題可因人口變遷而解決。專家預估，到下一世紀中，日本的勞動力將大幅減少。但在目前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日本人素以無失業人口為他們的社會責任。
雖然日本人亦可仿效歐美，一週只工作五天、縮短每週工時和增加休閒時間，以減輕勞動人口過剩的壓力。但是勞動人口結構不平衡的問題－－缺乏新技術的舊式工人太多，而擁有財經、資訊工業訓練的年輕人又太少，都不是短期內可以更新的。
日本傳統的勞資關係只有使這個問題更加棘手。以往日本企業界所倚賴的是忠心的雇員。公司以終身雇用、照年資決定升遷和給薪、加發紅利、組織公司內部的工會等方法收攬人心，以換取公司在調動員工、減低成本、長期的安定發展等方面的彈性。
但是當日本企業面臨革命性升級的關頭，這些忠心的老員工反而成了累贅。要訓練一個造船工人去造汽車或許不難，但要將他訓練成資訊工程師，可就不那麼容易了。
日本政府面臨考驗
近年來，日本企業界已逐漸調整步伐。許多大公司在給薪和發紅利時，開始同時考慮年資和工作績效，以提高員工的實際工作效率。
如果說改造整個勞動體系，是日本企業界必須面對的挑戰，那麼照顧未來在工業升級的競爭中淘汰下來的中年失業人口，就變成了日本政府的挑戰。
日本政府一向視勞工為生產者，一旦他們轉而成為領取社會福利金的消費者時，公共政策就必須大幅調整。對保守而略顯僵化的日本政府而言，這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日圓不斷升值的壓力，國際市場中其他國家的競爭，和保護主義的或脅，除了促使日本工業升級和國際化以外，更使原本眼光狹窄而保守的日本政府官員終於發現，他們必須將出口導向的經濟，轉變為以國內市場為主。
日本企業界預測一九八八年的日本經濟成長率為四%，未來五年的預測是平均二．九%；其中國內市場的成長佔三．七%，外銷則是０．八%的負成長。可見未來日本的經濟繁榮必須倚賴國內需求不斷增加。
在最近兩年內，雖然整旦新廠和投資新設備，都往國外發展；但是在國內，消費品的購買力卻完全不受附加值營業稅的影響，持續成長，因而支持住日本的經濟。
可惜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仍然未因此縮小。日本官員抱怨美國貨的品質不如日本貨，即只知一味逼迫日本開放市場。然而日本的巨額貿易順差，真的只是因為他國產品不夠精良而累積起來的嗎？
歷來日本就只喜歡進口原料，加工後把成品銷往國外。由於加工成品在日本進口物中所佔的比例一直低於原料，因此被他國指為保護主義。
變相封閉市場
事實上，日本政府自一九八一年開始實施一連串鼓勸進口的措施以來，其市場開放的程度已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但是這並不代表市場真正的開放了。
取得進口憑證的手續極為繁瑣，加上貨物檢驗的高標準，已夠煩人了，真正頭痛的還在於日本人不尚輕易放棄長期建立的生意往來關係。他們不相信外人，等於變相的封閉了市場。
此外，像迷宮一樣的供銷體系，不但平添產品的成本，更使外國產品難以打進城市裡的大商店。
就算好不容易打進了市場，又得面對難纏的顧客。日本人買東西要求價廉物美，兩者不能兼顧時，則取物美。因此大眾化的外國貨別想贏得他們的歡心。日本人雖然不至於特別討厭外國產品，但他們總認為外國產品比不上日本產品。
戰後的「新人類」
這些非強制性的障礙，確實阻礙了外國產品進入日本家庭。雖然日本政府一再保證將進一步開放市場，日本想真正的消弭進出口差距，卻仍有長遠的路要走。
日本經濟發展的轉變，無可避免地帶動了生活與消費型態的轉變。日本人勢須調整其根基深厚的社會文化，以順應新的時代。對日本人而言，這種調整是很痛苦的。許多人擔心原本維護社會與經濟和諧的文化凝聚力已開始崩潰了。
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年輕人。戰後出生的一代已經成長，老一輩稱他們為「新人類」。他們是樂於工作，也不放棄享樂的第一代日本人。
雖然他們仍然希望擁有安定的生活和金錢，即不再願意為公司效死來換取這些。年輕的一代對父母一代所遵循的職業道德－－為公司效忠一生－－提出了質疑。他們開始在求職時考慮報酬。在一個尊崇勞資和諧的社會中，三心二意的員工意味著傳統價值的式微，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傷心的？
這些年輕人也樂於享用金錢，購買新潮、時髦的產品，追求舒適的生活環境、度假、休閒。他們完全不同於只知生產的傳統日本人，而是一群消費取向的好顧客。
這種潮流可以擴大日本國內的需求，鼓勵新產業的發展，進而縮小進出口貿易的差距，並提升日本國民的生活水準，一舉數得。
軟性的民族主義
但是同時，在日本年輕人中間，也漸漸發展出一種軟性的民族主義－－冷漠的物質主義、自滿於日本的經濟成就、對挑起戰爭的歉意逐漸消失、一切西化，卻想從古老的文化或儀式中尋根等思潮的混合物。
這些年輕人已開始進入政冶圈，勢將影響日本的政治和社會，正如他們已影響了日本的企業界一樣。也許這種新的民族主義，不致發展成二次大戰前的軍國主義，但誰敢斷言呢？
歷經戰爭、物質缺乏的前熬，這一代日本人面對「日本第一」的事實，有難以調適的困頓。然而當戰敗的陰影完全自下一代日本人心中褪色時，他們也許會發現，站在世界的頂峰，領先世界群倫，正是他們四十年來夢想的實現。
(任孝琦取材自「經濟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