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文明要比歐洲文明進步。歐洲的印刷術、造紙術、火藥、羅盤針和運河的水閘，皆是直接或間接從中國傳來。然而，世上第一波穩健的經濟發展首度發生在歐洲，工業革命繼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現代的標記，如代議政體和人權觀念，也是發軔於歐洲。歐洲是怎麼一回事？
1480年，中國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險和貿易，繼續從事貿易的商人被視為走私犯罪，皇帝會派軍隊破壞他們的居處，燒毀他們的船隻。但在歐洲，沒有一個國王曾經濫用或自許有這樣的威權，畢竟宣布如此閉關自守的律令代價高昂，沒有一個國王負擔得起。在歐洲，當國王的總是強敵環伺，而中國皇帝的君權無人能比，這是他們擁有的優勢——或者說是陷阱。歐洲國家之間相互為敵，是它們向海外擴張的一股推助力量。
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再也不曾出現一個統領整片疆土的強大力量。想像一下羅馬曾被某個單一勢力征服，就像中國被滿族、印度被蒙兀兒人、中東被鄂圖曼人土耳其征服那樣。藉由征服，這些異族搖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羅馬的征服者卻是數個不同且互相敵對的日耳曼蠻族。這些蠻族從來就沒當過什麼主人，與其說他們征服了羅馬帝國，不如說他們在踏上這個帝國土地後，發現它正在自己的腳下融化。他們毫無治理固定國邦的經驗，連羅馬賴以維生的徵稅機制都維繫不住。由此，他們顛覆了普世政府的一個通則：治理轄下的國家卻課不了稅。
不是所有東西都歸國王所有
歐洲的歷史演進泰半從奠基的這一刻起便已註定。政府對人民毫無掌控能力，它們必須殫思竭慮，才可能爭取到人民的服從。它們若想擴張勢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維護治安作為回報，它們不能像亞洲和中東不計其數的帝國及王國那樣，光靠收稅機制和進貢就能運轉。
數百年來，這些國王最大的威脅，是他們最有權勢的下屬——有地的貴族階級。這些權臣最後終於俯首，但因為已在自己的領土上雄霸夠久，早就為自己也為他們土地上的人民爭取到私有財產的保障。「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屬於國王」，是歐洲自由和繁榮的基石。
為了讓貴族俯首稱臣，國王對城市裡的商賈、貿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賴，一來他得靠這些人提供貸款和人力才能維繫官僚體系，二來這些人的財富可以課稅。歐洲君主的徵稅細水長流、手法溫和，以免殺死了下金蛋的雞母；亞洲國家的統治者比較獨裁，徵收苛捐雜稅之餘，手頭拮据時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貨品沒收充公。
歐洲君主低調謹慎是不得已的，因為在這個群雄環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壓太過，可能轉而投靠敵營。在此情況下，他們重視經濟發展和新興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為，雖然這些科技主要用於戰事，但和現代殊無不同的是，這些國防花費可能帶來重大回收。除了謹言慎行之外，他們也牢記羅馬帝國的教訓和基督徒國王身負的義務，因此比較不會施行暴政、縱情聲色，而這樣的場景在亞洲君主中屢見不鮮，比歐洲常見得多。
這些歐洲君王降伏舊日貴族後，隨即成為一個活躍的新興階級——城市裡中產階級的支持者。當年這些君主勢單力薄，曾經允許各個城鎮自治，而隨著城市的財富日增，這個讓步也變得更加舉足輕重。相較於自擁大軍、躲在城堡裡防禦自己的貴族，中產階級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脅性。然而，無論貴族多難應付，他們畢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而在這個社會秩序裡，國王是天經地義的元首；反觀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方式根本毋須國王的存在，長遠來看，對於王政的威脅遠比貴族更棘手。
君主從薄弱的基礎起步，逐漸增添權勢——只有在英國，君王猶在國會的馴服下，這是唯一的例外。這個機構是中世紀留存下來的傳統：國王必須和大臣們商量國事。即使是專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國，國王的命令也不是無遠弗屆、令出必行；為了維繫國土完整，他必須做出許多讓步和特別交易。法國的三級會議雖不再召開，偏遠省分的迷你三級會議卻依然存在，在否決法王於1780年代推動的稅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當時法王試圖變革失敗，被迫重新召開國家三級會議──改革分子借鏡英國議會政府得到啟發，非逼得他那樣做不可。
至於中歐，也就是現在的德國和義大利，從來不曾有哪個君主建立起統一的強國，皇帝和教宗長年為權力明爭暗鬥。在這個地區，都市、城邦、侯國封邑林立，儼然多個獨立小國，是歐洲權力分散的一個極端例證。這些迷你小國為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個歐洲也因這兩場運動脫胎換骨。
權力分散、遺產多元
歐洲在政治上雖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個完整的文明，中世紀以降就一直被稱為基督宗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會是不分國界、屹立於所有土地上的組織。教會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國政，但國王雖然肩負護衛基督信仰的義務，卻不認為自己應該對教會唯命是從、有求必應。教會與國家之間總是關係緊繃，最突顯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宗和皇帝之間的劍拔弩張，而這又是權力分散的另一例證。
教會是基督宗教社會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這個宗教的聖典——《聖經》以及古希臘羅馬學術的保護者。在中世紀，一些學者將《聖經》和古學術編織於一，製造出一套頭頭是道的神學思維。
但教會也有罩門，它的聖典對教會本身的結構隻字未提——教會其實是個以羅馬統治為範的精密組織；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羅馬學術是異教徒的作品。藉著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這樣的扞格就此爆發。
在中國，權力是極其明確的集中在皇帝手裡，以儒家為尊的精英文化對君權統治也支持有加。無論是個人修為或待人處世，中國人莫不以儒家思想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於整個社會和國家。統治者不管有沒有正當性都得熟讀四書五經，而你得通過儒家經典考試才能當上國家官員。
反觀歐洲，權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個大拼盤，與君權統治之間的繫帶並不牢固。中國人非常聰明，可是他們的聰明從來不會脫軌失控，縱有奇思異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紛擾。歐洲社會的開放則是源遠流長。近代歐洲在經濟上爆發力十足、智識生活百家爭鳴，皆是基於一個事實：不管是好是壞，從來沒有一個單一強權掌控過它、型塑過它。它多元的歷史遺產因此能被充分發掘、延伸，如希臘的數學觀念就在科學革命時期得到實現，從而建立起科技創新的一個新基礎。
經濟歷史學家拋出一個問題，問歐洲何以在工業化方面跑第一，就彷彿其他社會跟歐洲在同一個軌道上並行，結果率先達陣的是歐洲。派翠西亞．克隆，也就是本書的諸多靈感來源，卻是這樣問：「歐洲究竟是跑了第一？還是怪物一個？」在她看來，歐洲無庸置疑，不折不扣是個「怪物」。
伴隨工業化的自由與威脅
因歐洲是由眾多國家組成，故彼此之間衝突不斷。20世紀歐洲國家打了兩場慘烈的戰爭，士兵與人民慘遭屠殺的人數創下新高。二戰期間，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統治下的納粹德國，試圖有計畫的滅絕歐洲猶太人，這是歐洲史上最恐怖的事件。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本書先前介紹過的兩股力量正是其元凶：起源於德國的民族主義，以及始於英國的工業化。
民族主義強化了人民對於國家的依戀，以及為它奮戰與犧牲性命的意志，同時激勵沒有國家的人努力建國，成為中歐與東歐國家的重大衝突來源，使得這些國家開始在歐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工業化則使人們離開鄉下，進入社會同質性更高的城市，促使人口快速成長，擁擠程度前所未見。大家學會閱讀，透過學校與報紙了解社會，而報紙是由蒸汽驅動的機器大量印製，成本非常低。20世紀的人也開始聽廣播與看電影，而希特勒就是廣播界出身，也算是新型態的電影明星。正當舊時的社會束縛放寬、教會變得不再重要，國家認同感也成為學校的重點教育，並透過新媒體傳播，幫助大家團結一心。民族主義就像宗教的替代品，讓每個人在永恆的共同體中，都有安身立命之處。他們不再是「基督教國家的基督徒」，而是「法國的法國人」或「德國的德國人」；國歌、國旗、民族英雄、神聖的時刻與地點，都是為了讓人更依附這種新信仰。
如果民族主義是為了戰爭而生，那麼工業化就是讓戰爭更加惡化，新的鋼鐵廠開始能夠生產更大、更多、更具破壞力的武器。槍枝原本是手工製作，工匠必須確保所有可動零件皆可拼合；但隨著更準確的器械問世，所有零件都可以製造得完全一致，這也讓工廠能夠大量且快速的生產它們。事實上，槍枝就是史上第一個透過此法生產的產品，比汽車還早了60年。
自此，歐洲民間出現了全新的大規模現象——大量生產、群眾社會、大屠殺。
工業化替歐洲社會帶來了新的內部威脅。農民經常造反，卻也輕易被平定。新工業城中的工人，無論工作或生活都更加緊密相依；他們學會讀寫，也就能了解自己被什麼力量控制，於是成立組織來持續抵抗。透過這種方式，他們主張自己想過更好的生活，並對社會脈動發聲。
工人發起抗議活動，要求政治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所有男性皆可投票」。他們組織工會對抗老闆，要求更好的薪資與待遇，甚至組成政黨，目標是消滅老闆與商業利益，讓工業為了工人的福祉而運作——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主軸。或者，他們發現和平手段無法改變任何事情，覺得心灰意冷，於是策劃革命、擺脫老闆，建立一個工人的國度。這些共產主義革命家在歐洲並沒有成功太久；但他們確實在俄羅斯成功過，因他們統治俄羅斯而產生的恐懼感，在歐洲激起一股強大的力量。民族主義者痛恨共產主義者，因為共產主義者主張工人不該為自己的國家而戰；他們說，各國的工人應該合作對抗老闆，以及保護老闆的政府。
拜工業化所賜，中產階級、商人、銀行家、製造商與其麾下的專業人士，地位都水漲船高。他們是存在已久的階級，並在貿易與工業開始成長之際，成為重要的勢力。專制的君主遂利用這股勢力的財富，並僱請他們為自己效力。在19至20世紀之間，這股勢力是自由派政策的最大推手——包括代議政府、法治、個人權利與自由，而這個自由包括媒體與集會的自由，以及商業營利的自由。所有政策都是直接對抗君主與貴族的統治。但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又不希望將權利交給人民，由此可知，他們並非民主主義者。對於大眾的需求，他們該支持或反對到什麼程度？這是個持續存在的兩難。而工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他們該接受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領導，一起對抗特權階級？或者工人會慘遭利用與背叛？
這些力量如何展現於19世紀歐洲的三大國家，就是我們首先要審視的主題。工業化真的是革命的導火線嗎？
本文節錄自：《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歐洲史（終極答案版）：為什麼歐洲對現代文明的影響這麼深？》一書，約翰．赫斯特著，席玉蘋、廖桓偉譯，大是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