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帶來朋友，朋友帶來禮物。
──馬歇爾．薩林斯，《石器時代經濟學》
「……因此，我可以斷定，靈長類確實是社會性動物。」
社會腦
我們既同意沙特（Sartre）的「他人及地獄」的觀點，又同時承認他人也可以是天堂；這個事實顯示我們是多麼受社會生活糾纏，無法脫身。針對影響心血管系統的最大壓力來源所做的研究斷定，「與他人的衝突與緊張，無疑是日常生活中最令人苦惱的事，會對情緒健康產生初發及持續性效果」，其作用遠超過工作上的要求、金錢上的憂慮，以及其他逆境。我們跟他人的關係品質不僅決定了福祉，也攸關我們的生存與繁衍，因此，社會互動向來是人腦演化的最大影響因子。
一個驚人的例證，就是靈長類動物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首先指出的：各靈長類動物群居部落的正常規模（無論獨居、成雙成對，或者小型或大型聚落），跟新皮質區占大腦的比例密切相關。族群規模越大，似乎需要越大的新皮質區來應付社會生活。人類的舊石器時代始祖，通常聚合出比其他靈長類動物更大的部落，因此我們大腦中的新皮質區，就比其他靈長類的新皮質區占了更大比例。由於新皮質區的增長是人類大腦變大的關鍵，這樣的關係顯示人類之所以比較聰明，或許是為了回應社會生活的需求。
社會互動占據了人類的心思──全世界都一樣。我們滿腦子想著別人說了什麼話、可能有怎樣的想法，他們究竟是善良、無禮還是粗魯……他們為什麼出現這樣的行為、出於什麼動機、我們該如何回應。這些社會訊息的處理，有賴取得一組基本的社交技能，例如辨識人臉、使用語言、從肢體語言判讀他人的想法與感受、辨別每個人的特色、理解並留心社會能接受與不能接受的行為、認清並管理我們留給別人的印象，以及當然，結交朋友與處理衝突的基本能力。但我們的大腦之所以發展成處理社會互動的社會性器官，並不只是為了替我們提供娛樂，更因為處理好社會關係極其重要。那是我們在意這些事情的原因。其他人之所以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獄，就是因為他們有可能成為我們的最大敵人與競爭者，也有可能成為合作、關懷與保障的最佳夥伴。
我們的二元遺傳
不同型態的社會結構造就不同的特定環境。在某種環境中如魚得水的特質，不見得適合另一種環境。正因如此，人類必須發展出不同的心智工具，以便既能在階級分明的社會，也能在人人平等的社會中生存下來。優勢與歸屬策略深植於我們的心理構造。透過它們，我們學會如何結交朋友、如何爭奪地位，並學會這兩種對立的社交策略分別適用於怎樣的時機。
優勢策略（dominance strategies）的起源，幾乎可以肯定始於類人猿時期。石器時代的人類基本上過著講求平等的狩獵與採集生活；優勢策略不會適用於當時的社會。在類人猿的優勢階層中，我們不僅發展出有助於取得並展現高地位的特質，也學會在必須俯首稱臣的時候善用低姿態。危險之處是，在演化過程中，低社會地位是死路一條，對某些物種的雄性而言尤其如此。為了避免陷入絕境，某種程度的冒險與投機或許有其必要。
若要有效爭奪地位，人們不僅需要渴望高社會地位、厭惡低地位，還必須高度關注地位差異，並且有能力針對力量與地位進行正確的社會性比較：必須擁有正確辨識哪些地位競爭可以獲勝、哪些無法獲勝的判斷能力。對許多物種來說，生命與肢體的安全往往取決於知道何時該讓步、何時該挑戰優勢動物以爭取地位。要得到最高地位，就必須展現高人一等的形象。這是心理學的豐富領域，有助於理解貶抑偏見、歧視與勢利的發展，目的無非都是展現優勢。我們越覺得被上面的人瞧不起、越缺少可以依賴的地位資源，對更弱勢族群展現優勢以贏回些許自我價值感的欲望就越強烈。這很可能就是第十二章提及的「自行車反應」的起源——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它勾勒出人們一邊對上位者卑躬屈膝，一邊猛踢下位者的形象。
雖然追求地位往往被視為陽剛的特質，但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很可能是雌性偏愛高地位雄性所造成的結果。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說得好：「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儘管在當代人眼中，貧富不均是個恆常而普遍的現象；但從史前到人類歷史的漫長時間尺度來看，目前這種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才是例外狀況。自從人類出現以來，我們有九成以上的時間生活在高度平等的社會。在涵蓋我們成為「解剖意義上的現代人」（也就是長成我們現在這副模樣）絕大部分時間的近兩百萬年來，人類過著極為平等的狩獵與採集（或覓食）的群居生活。現代的貧富不均，是隨著農業的發展才逐漸興起與蔓延。在平等社會獲致成功的特質，跟優勢階層所看重的特質截然不同。
這並不代表人類在演化過程上突然出現無私性格；針對現代及近期狩獵採集社會所做的研究顯示，社會之所以維持平等，不僅因為建立了分享食物與交換禮物的機制，所謂「反優勢策略」（counter-dominance strategies）也同樣功不可沒。人們之間的分享是一種「警覺的分享」，時時刻刻留意自己是否得到公平分配。在這些透過反優勢策略維持平等的社會，所有人無異於形成一個陣線，共同箝制對社會的自主與平等產生威脅的人。靈長類動物學家經常描述兩到三頭動物會結成聯盟，合力罷黜群體中的雄性首領；人類的反優勢策略很可能就是從這種結盟概念發展而來。對當代與近期覓食社會的觀察研究顯示，反優勢策略的形式，從嘲諷與挖苦到流放與暴力無所不包，用來對抗任何想占據優勢地位的人。我們從這些社會學到的一個重要心得是，人類對更大財富與權勢的私欲可以被壓制，或者轉換成對社會傷害較小的表達形式。
幾項心理特質可以幫助我們應付平等社會的生活。其中包括強烈的公平觀念；這讓人們在分享稀有資源時，更容易達成共識、避免紛爭。人們對公平的要求，甚至在幼童身上都一覽無遺；這讓人想不透為什麼人們可以容忍如今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同樣地，人們收到禮物後感受的人情債（如今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的共通性），會刺激人們禮尚往來、防止白吃白喝的行為，因而有助於維繫友誼。正如前述的實驗性經濟賽局，證據顯示人們會因為不公平待遇而忿忿不平，寧可付出個人代價也要懲罰對方。
另一項特質也很重要，那就是我們對於跟自己平分食物與其他資源的人，會萌生一股認同感與歸屬感。他們成了「自己人」，會跟我們產生共鳴，擁有一樣的身分認同。分享的概念被各種宗教組織和政治團體用來製造手足之情，而當我們說一個社會擁有「延伸」或「核心」家庭制度，指的也是共享群體的範圍有多大──遠房親戚是否有權插手彼此的資源。托克維爾在十九世紀中葉寫下，他相信人與人之間懸殊的物質生活水準，是阻礙彼此相互理解的一道巨大屏障。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所見，他認為物質條件的差異阻礙法國貴族理解農民所受的痛苦，也說明美國的奴隸主為什麼對奴隸的苦痛如此無動於衷。他也認為，他在一八三○年遊歷美國時看見白人族群擁有的堅強群體生活，正是所謂「身分平等」的投射。
在平等社會，我們因為成功滿足別人的需求而獲得的自我實現感，是社會凝聚力的一大來源。這往往被視為一種神祕特質，彷彿言語無法解釋。當然，那其實是來自我們被其他人重視的需求。當我們完成受人感激的事，我們會產生一股價值感。要在合作的狩獵與採集社群中保留一席之地，避免被驅逐、流放和欺凌，最好的辦法就是做出讓別人感激的事。如今，無論煮美味的食物、講笑話或以別種方式迎合人們的需求，都可以讓人萌生自我價值感。遠在人類發展出市場機制與雇傭勞力之前，正是這種能力（如今在親子行為中最明顯）促使人類──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在人人互相依存的合作群體中，從分工與專業化得到好處。
我們還有各種社會策略用來應付不同型態的社會組織。在光譜的一端，優勢階層看重的是自己努力往上爬、爭取地位。人人都必須靠自己，其他人主要被視為爭奪食物與配偶的競爭對手。光譜另一端則講求互相依存與合作，生活保障取決於人們跟其他人的關係，自我價值感的來源不是地位，而是人們為其他人的福祉所做出的貢獻。相較於公然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歸屬策略（affiliative strategies）仰賴共存、互利，以及移情和建立感情的能力。
當然，在現實中，上帝和瑪門（mammon；《聖經》中象徵貪婪的惡魔）共存於每一個社會，但兩方的領土大小，取決於人們的生活圈、經濟制度，以及個體的差異。
本文節錄自：《社會不平等》一書，理查．威金森、凱特．皮凱特著，黃佳瑜、溫澤元譯，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