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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行銷並進才能出頭天

李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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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萱

2001-04-01

瀏覽數 20,650+

技術行銷並進才能出頭天
 

本文出自 2001 / 4月號雜誌 第178期遠見雜誌

主持人:高希均(《遠見》雜誌社社長)

時 間:2001年2月27日

地 點:矽谷

與談人:任玫莉(AsiaTech,Managing Partner)

李信麟(加州大學董事)

陳五福(Acorn Campus,General Partner)

陳勁初(Maton Venture,Managing Director)

張棟樑(Sycamore Management Corporation,Partner)

陳漪釧(中華開發創投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肇崶(Future Dial,chairman and CEO)

顧 問(iglobepartners,General Partner)

黃肇鑣(Focus Venture, Inc.,Managing Director)

楊建民(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照姓名筆畫排序)

高希均:矽谷本身在創新方面有哪些優勢或限制?

陳五福:矽谷跟美國其他地方比較,顯然是高科技的中心,一開始就很著重在半導體工業。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條件,就是很容易拿到資金。

我早期創業都是在美國東部的波士頓地區,發覺那邊的創業風氣絕對無法跟矽谷比,所以可以很明顯看到最近這波高科技工業大多集中在矽谷這裡。

但是矽谷漸漸也發現一些問題,因為公司太多,找不到人,找人才就變成每個公司最大的問題。我發現這裡的公司品質是下降的,因為每個人都想開公司,分散了人才的品質。

最近經濟景氣的趨緩,長期來說,應可帶來正面的影響,淘汰一些不是很solid(體質健全)的公司。

黃肇崶:來矽谷發展的中國人,常被認為是很好的團隊工作者,因為中國人比較容易被管理並講求團隊精神,願意為團隊努力工作、犧牲,這是一項優勢。

容許犯錯是矽谷的特色

任玫莉:我可以提供三個不同的想法。

首先,矽谷的特色是容許犯錯。在矽谷你拿了錢開公司,十八個月後證明你的觀念是錯的,公司關掉重來,不會有人認為你的公司是失敗過的,不再跟你合作。在台灣剛好相反,喜歡強調這個人已經成功多少次,才投資他。

矽谷這邊並沒有那麼需要找成功的人。

因為,第一,成功的人可能很貴;第二,成功的人很難改掉過去firmly believe(堅信)的東西。所以年輕人在矽谷擁有不可多得的機會。

第二個,在矽谷找人合併,或其他各式出路的機會,比其他地方多且快。一個公司做完了之後,假如你有solid technology(堅實的技術),即使沒有上市,也有很多機會跟其他公司合併,過去努力枉費的機會不太多。

第三個,矽谷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因為你整天都暴露在每天轉換的環境下,會覺得假如不趕快做的話,別人會趕過你。快的結果,也創造出很多小公司。我們常碰到一些年輕創業家,他們出來創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在這樣環境下,一年到十八個月中,一個禮拜工作一百個小時,做出自己的東西後,即使無法上市,賣給其他公司,拿到新公司的所有權股份,也遠多過於他去當一個Nortel(北方電訊)工程師。這個結構造成創業的精神及機會,我覺得是很值得珍惜的。

張棟樑:來矽谷工作的台灣人在高科技產業中、在勤奮的工作態度上,均占有極佳優勢。我不確定應該將台灣人單獨拿出來看,還是放在企業供給鏈中與大陸人一起看。但台灣人在矽谷很成功,尤其在engineering(工程)及創立中小型公司方面。

除了少數人如陳先生(陳五福),台灣人在矽谷成功的並不多,且在主流中不見得成功。他們過於著重在技術上,市場行銷方面較弱,不知如何事先做市場分析,找出市場後再做產品,而是先做好產品再說。

財務方面,台灣創業者善於在台灣人之間建立網絡,尋找金錢及知識來源,但他們在華爾街及主流中卻沒有這麼成功。我想有部分原因是制度關係(institutional factors),另外則是過於注重技術的關係。一些華裔美人比較著重在市場及財務面,假如他們與著重技術的台灣人合作,這樣就比較理想。

很多拿MBA的華裔美人,有許多關於市場規劃的點子,但就是缺乏技術。假如有一個技術很棒的產品,他們可以幫忙決定市場方向、如何募集基金、如何讓公司營運等問題,讓市場與技術合作,會使一個公司更強壯。

華裔美人是否擁有雙重優勢?不是。我想我們將會看到更多台灣創業者嘗試突破,吸引資金及主流中的美國人來為他們工作 。但我們必須要有心去做,才有可能成功。

中國人重研發不善行銷

顧問:從創投的角度來看 ,我們很歡迎人才、資金及技術。

矽谷不管跟全世界哪個地方比,所有的精英不管是猶太人、俄國人、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等,都聚集在這裡,為矽谷帶來最尖端的技術。

全世界的資金都流向美國。上一季的投資全世界有40%左右的資金,全部投在美國這裡,矽谷就占了所有美國投資的39.4%,其他像L.A.及Orange County大概占3.5%,San Diego 2.7%,Colorado4.5%,Dalas2.8%,Great Lakes(指中西部)3.4%。光矽谷就占了近40%!只要有技術、肯幹,就會有機會,使得矽谷跟其他地方很不同。

從1980年到現在,矽谷的亞洲人高科技創投公司占了24%,其中中國人為CEO(最高執行長)者又占了24%中的大多數。他們稱為IC,(Indian跟Chinese),印度人有七百七十四位,中國人有二千零一位。

我常想,過去二十年在美國的華人真正成立第一等的公司有哪些?王安是一個,現在也垮了。真正能撐到超過十年的,算不出幾個。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新創公司呢?我在宏?很多年,宏?在美國十五、二十年後的成績慘敗,決定退出美國市場。我曾對施振榮說,我們派一個高中籃球隊跟美國的NBA比賽,怎麼贏呢?

現在我投資的中國人公司裡,有70%、80%我們想換CEO。我覺得可能要花一段時間,讓華人下一代慢慢起來,才能兼顧市場行銷。

一般公司有兩種顧客,一種買你的產品,另外一種是在華爾街的financial customers(指股東)。中國人通常都比較會研發產品,賣產品就不太行了,更不用談跟華爾街做生意(即與市場打交道)。

陳五福:我應該算是很幸運,從(美國)西岸開始我的事業,畢竟從亞洲籌錢就沒有這麼容易了,尤其像台灣如此遙遠的地方。大部分在加州的公司是由中國人所建立的,非常強調技術導向,且大多數為component industry(零組件公司)、subsystem industry(次系統公司)。

我開始創業的時候比較不一樣,著重在building a system(建立系統)。我認為,技術只占了一小部分,但是像我們這樣的系統導向公司裡,有70%與技術無關,而是與市場嗅覺、形象有關。

System(系統)是很複雜的,當一個系統還未真正被運用之前,顧客很難評估到底這個系統好不好、可不可以成功,因為有很多面向、角度必須考慮。這跟零組件公司是很不一樣的, 零組件的產品很明確、容易測量,是一種技術導向的競爭。

系統範圍比較著重在what to build(建立什麼),而不是how to build(如何建立),你需要知道how to build,但是90%是what to build。這是為什麼零組件公司通常只維持一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看到很多零組件公司裡常是技術人員帶著一樣產品,並且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同一位CEO,直到IPO(首次股票公開承銷)上市才有可能改變。事實上,在system company(系統公司),像我大部分的公司裡面,每六個月到一年,我們會更換一次CEO,這個CEO並非技術人員。

胸懷本土,放眼國際

顧問:照你這樣講的話,那中國人都沒有CEO?沒有一個國際化成功的公司,不是先在hometown(本土)先站好腳步,然後再攻到海外去,像日本的SONY、松下及韓國人皆是如此。這些人假如搬回大陸或台灣,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因為那才是playing in our hometown(在我們的本土上經營)。

陳五福:你講的是對的,但是很不幸地你的市場是在這裡。

我覺得不用太去分辨這是美國人的公司,還是中國人的公司。在我參與的公司裡有美國人,也有中國人,但很少有中國人能夠扮演好CEO的position(身分),有些成功的中國人,像陳丕宏就是一個非常好的CEO,在presentation(發表)等各方面都不錯的CEO。

但是這種人才不多,有一部分是因為join(參與)技術的部分太多,當你go into technology(涉入技術層面)太深的時候,有時候會被限定在那樣的角色上面。常有一些新創的公司,CEO常被定位為good at starting up a company(擅長於新創公司),而不被相信能夠繼續經營這家公司,或有帶領這家公司走向下個階段的能力。

顧問:我也問過很多主管,華人工程師的問題何在?從前我也是在有中國人與美國人有差別的認知時,我對主管說,既然你有華人工程師,那公司一定不錯。他們說No。Why?因為溝通的關係。

他們覺得華人常把想法隱藏起來,和印度人比較,印度人還比較會溝通。

李信麟:我提出兩點。第一,工程師重視技術,管理工程師時,看的是你的本事。你是為一個人而非公司工作,因此管理工程師的工作需要一個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人來做,中國人這方面很擅長。

但在管理工程師之外,管理其他部門員工就不是這回事。誰能做最好的口語表達?誰的口齒伶俐 、抓得住重點?台灣人管理一家公司的方式,跟美國人是非常不同。從管理一群為一個人工作的工程師,到管理一個大公司,是很不同的。

中國人的想法和美國人是很不一樣的。美國人的想法非常focus(有焦點) ,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做一件事情,做CEO的時候就完全朝那個目標做。我們中國人太複雜,以朋友來說,投點資吧,拿點錢吧,你怎麼說no?拿我當例子,get involved in so many things(涉入很多事情),而不知道怎麼說no。很多中國人都說這是面子問題,必須這樣做。美國人卻不這樣認為,他們只專注在一件事情。這也造就了一個成功或不成功的CEO。

一個人本來是成功的,但是一有別的事,他就把原先百分之百的時間分出去,變成90%、80%,sometimes even lower(有時更少)。我想是culture(文化)、mentality(思維習慣)的問題,並不是說中國人不能做CEO,而是做到一個程度之後,他就不想再多做下去。

美國人的哲學是很不一樣的,他們想要build more、more and more。像Bill Gates(微軟總裁)、Ellison(甲骨文總裁)等,他們都已經不需要工作了,卻還一直在做。這是文化差異的問題,很難改變。中國人絕對有這個能力,但是他們不想去做。

黃肇崶:我經歷過一家公司獲得IPO的過程,申請的過程很繁複、不斷要對投資家口頭報告,後來我感覺很累。坐在華爾街J. P. Morgan的最高樓用餐,往下看許多華爾街名人,他們擁有的financial power(財務影響力)是很可怕的。但是在申請完IPO之後,我只想要休息,幾年內不要回來。

這個問題在於,因為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下成長,很難要我們去追求西方的成功方式。也許下一個世代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溝通是華爾街生存條件

陳勁初:我比較樂觀一點 ,中國人裡還是有很多很好的CEO人才,潛力無限。尤其現在和十年前比起來,已經好太多了,十年前我們在這裡雇副總經理時,年輕且又是華裔的人,很難為你工作。

顧問:我的看法是,華人人才是不錯的,香港也是因為大陸人、台灣人過去,不然怎麼成功?我的重點是,你不會帶著你的disadvantage(缺點)去,所以需要花一些時間來發展這個過程。

陳勁初:我想假如要到main stream(主流)去,不能老是想著缺點,否則只會被限制住了。我們沒有選擇,這就是市場,要玩的人就逃不了規則,你只能放手去做!

創業者在這裡能夠成功,正是因為他們不相信他們做不到,他們命中注定要成功。實際上有很多的案例,看起來不會成功。

顧問:另外一點是,所謂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公司有IPO就是成功?或是你經營一家公司,維持了十到十五年以上?這是不同的。

陳五福:很多不是由中國人創立的公司,創立時的CEO與後來的CEO也是不同人。因此這跟中國人是不是有CEO特質無關,因為有很多美國人也沒有CEO特質。有些華裔創立的公司,最後卻沒有擔任CEO,而是到其他由外國人創設的初創公司,他們寧願雇用其他美國人擔任CEO。

張棟樑:我覺得原因在於 ,技術人創立一家公司 、營運很長的一段時間,並建立了主要的合作模式 。公司長期傾向只注意技術面的訓練,當公司愈來愈大,就很難改變。

另外一個問題與系統有關,很多來矽谷的台灣人 ,並不是很懂市場行銷,他們並不是很喜歡研究 、建立市場,也不喜歡去發掘顧客喜歡的東西以製造產品。台灣人常會把銷售跟市場行銷搞混,有的公司市場行銷部門的vice president(副主管),可能連「biggest market」的概念都不懂。他們之前可能是很有作為的銷售員,但卻無法讓你瞭解市場及顧客現在要什麼?五年後要什麼?這樣的視野及能力也是台灣人所欠缺的。

在台灣這個小島的歷史裡,成功的生意通常都是買主自投羅網來到島上買東西,因此台灣人只會想到要如何讓成東西更便宜、品質做得比別人好,卻從未思考過這個產品對顧客的用處在哪。

高希均:剛才這幾位所言有個簡單的說法——打天下的人不一定治平天下。

陳漪釧:我覺得矽谷的CEO跟台灣的CEO最大不同點,在於台灣是製造業比較多,而矽谷是高科技產業,技術必須要很好,對中國人來講,是最大的優勢。因為中國人的知識是很好,但往下發展就不一樣了,你必須要有能力去賣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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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矽谷公司的financial scale(財務規模)跟台灣不一樣。台灣公司一成立就找三年的錢,三年不用擔心,三年的時間夠做一個產業,做不起來也就垮了。矽谷不一樣,每年都在找錢,所以CEO的能力除了技術以外,還要有辦法找錢。

找錢除了找創投之外,還有就是到華爾街。創投家可能還不會嫌你不會講話,但華爾街就不一樣了,溝通是必須的,這跟台灣企業不一樣,台灣企業家不需要這個。

另外很有趣的一點就是,台灣企業家不見得是技術出身,他有辦法管理公司、創造利潤就可以了。他管理的人不是外國人,因此管理人的能力也有。

在矽谷管理的人就不只中國人,還有外國人,像我們公司就有印度人、美國人、中國人,因此有文化上的問題。我要怎麼去管理這些人?會不會有人說,你好像對你的中國同事比較好,獎金發得比較多?你怎麼樣做到公平?怎麼樣跟員工溝通?

最重要的是矽谷很多起來的人多是技術出身,在台灣的管理者很多則是business(業務)出身。他沒有溝通問題,平常已經很習慣跟人家溝通。念理工的人跟念business( 商業)的人就是不一樣。像我在台灣學校,從來沒有被訓練怎麼講話,老師也不會問,只要成績好好的就行了。在美國不一樣,我的小孩在這邊上課,每一堂課都要做口頭報告,假使你不上台,成績就會很差,所以在美國訓練出來的小孩,都滿會講話的。

上海是最好的窗口

楊建民:矽谷是一個多元文化匯聚的地方而且精英文化匯集。很多人是早期移民到美國來的,移民進來的有一個主流,其他的minor(少數民族)只有去適應這個社會。

可是在加州有一個現象,就是這些少數民族變成部分主流,變成一種多元文化的整合,當然會發生一種現象,就是你必須要快速地溝通,經過快速的溝通整合,才能產生一種質變。

七○年代以前,美國控管全球,後來有一段時間日本領先了。我們可以由一個角度去看,就是我們要去編織的知識網絡究竟有多大?早期美國人強調個人主義,有很多的創新。但日本當時從公司內部形成一個知識網絡,變成用一個公司內部整體的力量,來跟美國競爭。

矽谷到了九○年代以後,這個知識網絡已經跨到組織以外,整個矽谷變成一個知識網絡。如果能夠去經營這個大的知識網絡,那麼一個公司的力量就變得比較不那麼重要。我覺得矽谷多元文化匯聚的現象很值得注意觀察,其實台灣也有類似的現象 ,經過各種不同的文化,如中國、日本、美國,甚至是荷蘭文化在此匯聚。

不可否認的,矽谷匯聚的文化是全球最精英的多元文化,並且形成一個更大的知識網絡。

陳五福:去年我在矽谷工作之後,準備擴展到亞洲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回台灣。那時我第一次回去,參加台灣行政院相關會議 ,希望瞭解台灣的情況,我特別請他們安排台灣光纖方面的專家如光電所、交大校長等。但與他們談完之後,我對台灣在光纖方面的發展有些失望,也許是半導體做得太成功,把人才都吸進去,光纖的人才本來就少,加上不賺錢,結果更少。

後來兩三個月,我又到大陸上海等地轉了一圈,從事光纖業的都是物理系的,當時的工學院還沒有光電系,大陸物理又特別強,或許是受幾個人得過諾貝爾獎的吸引,很多人才都跑到物理的領域去。他們並沒有台灣產品化的概念,但是他們的基礎非常強,可以做prototype(原型)出來。

假如台灣跟大陸能夠合作,就很完美。但在過程中,即使不合作,大家也要走下去,因為美國本來是經過台灣來跟大陸合作。時間拖久以後,美國已經直接往大陸去做。

上海是最好的窗口。長程來看,矽谷跟大陸的合作會愈來愈密切,尤其在矽谷的人才缺得太厲害了,即使是矽谷的小公司,也開始在大陸開設分公司,用大陸的人才,而很少有人會想到在台灣成立分公司。

台灣假如不想被淘汰,應該趕快利用台灣的生產、管理技術,與大陸合作。我們應該要加快跟大陸之間的合作,就像生產Nokia手機的小國家芬蘭一樣,把到大陸想成是用它的資源,而不是想成被它們拿走。

高希均:你這個構想有沒有跟行政院長講過?

陳五福:我去的那時候,行政院長跟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唐院長預定召見我們的那天,剛好生病請假。

台灣繳學費搞政治?

陳勁初:實際上我們兩年前就跟劉兆玄、國科會講過。兩年前大陸跟台灣還有很巨大的懸殊,那時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矽谷之所以成功,因為它是全世界的中心,而台灣最起碼有機會變成大中華的人才中心。我們的環境比大陸理想很多,可是因為政策非常保守,使這個機會被錯過了。大陸在這兩年裡進步非常得快,而且大陸現在也在笑台灣,十幾年前大陸很賣力地在搞政治,台灣在搞經濟,現在是顛倒過來。他們說,我們早已經學會,台灣卻在繳同樣的學費。

所以,很明顯地,大陸正在努力營造一個比台灣更理想的投資環境、運作環境、科技人才環境。他們現在缺的是有人進去幫他們忙,他們很希望矽谷的人能夠多去拜訪。

陳五福:大陸市場缺乏的是管理、市場人才及產品化的觀念。

顧問:我觀察到一個現象是,我們投資的中國人公司裡,沒有一個是台灣的;台灣大多是老將,年輕的大多是大陸來的。第二個觀察到的現象是,像青島、浙江、上海等地的大陸人,都是以整個省代表團來到矽谷,而且一直來,企圖心非常強烈。

台灣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他現在在深圳搞光纖,用的就是他的那套管理方式。他用台灣的資金、管理,再加上美國的技術,帶到大陸去生產,利用大陸的人才做光纖。

李信麟:我在大陸已經做過很多年,剛開始學了很多,大陸有做事能力的人很多,但必須要有誘因才行,也就是他們可以看到怎麼賺錢的話,他們也可以做得不錯。他們的基礎教育很好,但領導能力不一樣,必須要有人帶著他們才行。現在大陸有一些在美國受過教育、在美國做過事的人,回去帶他們。假如找大陸人自己來做的話,因為他們沒自己做過,只有聽說過,所以角度會不同。

在合作上來講,美國、台灣都可以跟大陸合作,只要有人領導即可。大陸人不太懂得市場行銷,他懂得銷售,但都是建立關係方面,而非產品上面。

我們在國外的人雖然認識大陸的一些領導,但真正講起來,大陸人也不敢跟我們做,因為大陸人做的方法跟我們不一樣,要是他曉得我們認識大陸領導,他會不敢跟我們做。

所以要跟他們合作,市場行銷需要外面的人來做,銷售方面則需要找大陸人來做。科技方面,大陸像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不錯,但是應用的話,需要外面的人來跟他做。他們設計、產品原型都可以做出來,但是產品則需要經過一個世代。

台灣是大陸最好的一個合作對象,香港人也不錯。美國倒不是一個好的合作對象,因為他們做製造已經落後了,在成本方面趕不上亞洲人。

在高檔技術方面,我們可以跟大陸競爭,低檔方面,我們就無法競爭。

資金方面,大陸沒有甚麼資金。他們有很多優勢,且按照關係來做比較難。最好是由美國、台灣拿資金過去,做起來比較快。大陸的資金很麻煩,尤其是有合夥伙伴的時候又更麻煩,最好是從國外獨自拿資金過去。

和台灣相比,大陸深圳、上海的股票市場非常熱,假如大陸想把股票市場弄起來,很多外國如美國的錢都進去了,我相信是可以跟台灣競爭的。台灣曉得來美國拿錢,大陸也會曉得來美國拿錢。現在很多大陸公司都到華爾街去募錢。我認識幾個大陸上市公司,大陸上的錢是非常小心的,現金很多但他不太敢用,因為這不是他的錢,誰也不知道這是誰的錢,都是政府的錢。萬一出事,他會有問題。

在美國資金運用最容易了,我在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泰國很多地方都有投資,但一分錢都沒賺過,賺的都是美國人的錢。

資金一定要到美國拿,在美國任何公司都可以上市。在大陸有人才,可是整體的人才如市場行銷、管理、銷售的人才,還是要到美國找。制式人才大陸是不錯的,但是領導人才還是要由美國出去的。

高希均:針對台灣、矽谷、上海三地我們來做一個討論。

陳漪釧:我們看到很多台灣的高科技公司,都跑到上海去了,整個大陸實在太大了。我大概三、四年前去過上海,那時候已經覺得那裡發展得滿好的。最近聽說創投業界對大陸投資都非常有興趣,我記得去年年底也有一團創投業者去,我相信台灣應該有機會挹注一些資金到上海去,尤其上海在政治上的干預比較少。

上海最主要的是人才,很多技術方面的人才,跟矽谷及台北來比,成本線比較低。因此我覺得上海、矽谷、台灣三個方向應該是互補的。

讓台灣的活力動起來

楊建民:台灣的活力滿強的,所以我也贊同不要太多的管制,要讓活力動起來。

這十幾年來李登輝主政,倡導大家耳熟能詳的「戒急用忍」,明的「戒」其實也忍不住,你如果去觀察很多廠商外匯的流動,大約將近一千多億其實已經流出去了。這樣的政策反而讓我們變成單向地流出去,可是沒有流進來,中國大陸的公司、人才都沒有辦法進來。

所以我們談知識經濟的時候,很重要的一點是,知識經濟不同於以往的傳統經濟,傳統經濟的投資設備、廠房,這些東西比較不容易移動。知識經濟的版圖移轉非常快,第一個資金跑得很快,第二個是人才,人才一跑,甚麼都沒有了,有人的地方錢才會進來。

矽谷之所以會有錢進來,是因為最好的人在這個地方,或是不斷往這個地方進來。

新政府也意識到這一點,雖然我不是新政府的人員,一樣希望台灣能更好、能夠脫困。因此怎麼樣把人才、錢吸引進來,新政府比較開竅,已經開放觀光、容許大陸人才進來,不過我想這個腳步應該可以再快一點。

假如你問矽谷的台灣人,要回台北,還是到上海,或是待在矽谷?我想他短期內還不會想到上海去,因為矽谷給予的支援和機會還是占優勢,當然他短期內還是會把生意往上海去做。

上海的發展會不會影響台灣,讓整個台灣空洞化?如果依傳統的「雁行理論」來看,我們不需要太擔心,所謂「雁行理論」就是日本、美國走在前面,然後我們做第二階段,再把下一階段丟到勞力密集的地方去。如果是這樣的分工方式,其實不需要太擔心,至少可以留住一段。

現在可能會發生一個現象就是,美國第一個階段是從美國的東部如MIT(麻省理工學院)的innovation(創新),直接移轉到日本的production(生產),這是第一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是在一個很不理想的狀況下,直接從美國矽谷到台灣,然後到世界各地去。

第三個模式會不會是從美國矽谷直接到上海,然後到世界各地去?那麼中間這一段就會被完全架空掉。這種模式發生的機會很大,甚至已經在進行當中。

中國大陸科技人才不缺,錢可能也不缺,因為有計畫,錢就會進來。而我滿贊同李信麟剛剛說的,大陸很缺乏管理整合的人才,因為它沒有那樣的文化,這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孕育出來。譬如說,現在在矽谷的華人漸漸有跟西方社會溝通、集合人才的能力。

台灣人稍微差一點,但比大陸人好一點,因為他管理過海外如東南亞、中國大陸、美國的公司,慢慢有這種能力。可是大陸人目前在這方面是比較欠缺的。

假如我們掌握目前優勢,就能領導接下來的發展,錯過這個階段,大陸起來以後,可能就難了。

台灣正在走鎖國回頭路

黃肇鑣:如果以大的歷史眼光來看,台灣這三十年來,是處於一個異常狀態,這個異常狀態就是台灣本身並不是一個很強的經濟體,但卻能夠有很大的發展。

這裡面有幾個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因為中國大陸是鎖國,讓台灣有這樣的優勢,可是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台灣勢必會被邊緣化。大陸有那麼大的市場,你不去行嗎?規模就不一樣。

我有兩個想法要講。第一個是從美國的大公司來看矽谷,第二個我再提一下上海、台灣及矽谷三個地方。我在3M做了很多年,最近才剛退休來到矽谷。

我參與不少acquisition project(購併案),在矽谷我買了四家公司,兩家是直接涉入、兩家是間接涉入。

我們買公司主要會看技術,也買一點市場占有率 ,然後帶到母公司,希望能夠成長,如果不能成長就算了。假如能把人才搬回總公司,那很好,假如不能的話也沒辦法。大公司買了小公司以後,人才不能維持很久,技術變得很快,兩三年就已經舊了。

在矽谷買公司,有時候是件很困難的事情,賺錢的機會不是很高,就算賺錢也賺得很少。

我的看法是,大公司買了技術跟市占率,也許可以成長,但很難去整合裡面的人,因此大公司很難去永續經營所買的小公司。

李信麟:美國的大公司根本沒辦法在矽谷買東西,只能買技術,然後用大公司的管道來運作。在矽谷小公司每個人都有股票選擇權,在大公司怎麼可能給他股票選擇權?

任玫莉:台灣真正讓我感到憂心的是,我們在走鎖國的回頭路。我有很多朋友告訴我他們在匯出資金 ,我們走了快二十年,才從當初匯出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要經過投審會核准,到現在匯出五千萬不需要投審會核准。最近投審會正在加強研究每個公司資金的匯出。

大陸短時間內無法追上台灣的重要原因,是它的貨幣不開放,造成自由經濟體系無法運轉開來。

台灣民間自我調整能力是很強的。如果過度強調一些不健康的現象,然後由一些門外漢在主持政策,執行一些非常反向的行動,那反而令人憂心。

讓台灣民間展現爆發力

高希均:假如今天陳水扁總統請問各位,要如何運用矽谷經驗,加速台灣的發展或如何穩定台灣經濟,你們會如何回答?

任玫莉:最少管事的政府 ,就是最成功的政府。

黃肇鑣: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大環境搞好,它並不需要特別去輔導整體產業或個體產業。剛剛我們一直提到矽谷成功的原因在於人才,世界上最好的人才都在這裡,它就自然成功了。

矽谷現在已經不只是科技的中心,事實上它是科技交換的中心,不管是資金、人才、技術、想法,全部都在這裡交換。也許發展已經跑到大陸或其他地方,卻都是在矽谷做交換的工作。

台灣若要走出現況,也要從這方面去著想。台灣沒有變成世界人才中心的機會,因為無法與矽谷競爭,但在大中華經濟圈裡,台灣還有很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大陸在這個過渡時期裡,運作還不是很成熟,跟矽谷的溝通上還有很大的落差。矽谷的台灣人才到大陸去的可能性很低,他們唯一能做的,只是把經驗傳承過去而已,實際操作者還是台灣的人才。

上海有四十萬台商,這些人是讓大陸可以過渡的橋梁,這就是台灣的機會。政府也可以製造更好的機會,如同民間的一些建議,積極製造將各種產業留在台灣的機會。

如果政府怕大陸人才取代台灣人才,或是國家安全的問題,是過度考慮,這對大陸的威脅比台灣還大。假如大陸人到台灣待了兩年,回去後每個人都是一個活動招牌。王永慶也曾經建議在離島引進大陸人才,所以我想每件事都是可能的,政府要做的就是把法律、限制降低,讓民間展現爆發力。民間受到最大的挫傷,通常來自於政府過多的管制。假如政府能將管制降到最低,民間會自己創出新的作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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