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瑞城：我們正從一個比較舊的、傳統的社會，邁向一個新的、開放的社會。大眾媒介一直是社會中很重要的體系。今天與會的都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中的青年才俊，是傳播界的今日之星，也是明日之星。大家一起來談這麼重要的問題，十分有意義。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
如何建立報紙的公信力？
高惠宇：討論報紙如何建立公信力，首先要問：誰是裁判？誰來裁判一個報紙有沒有公信力？當然，最好的裁判是讀者，因為報紙推銷的對象就是讀者。第二個裁判則是報業本身。
但是，讀者是否有足夠的教育基礎和背景去裁判一個報紙有沒有公信力？我認為是沒有。根據我的經驗，我們的讀者對很多問題，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客觀分析及評判的程度。如果讀者本身的知識不夠，在裁判某一個特別問題的時候，相當的外行；或者這法官本身有相當強烈的主觀意識，就沒有辦法裁判報紙的公信力。
如果讀者不能做裁判，那麼報紙只好反求諸己。新聞學上指出，要建立報紙的公信力，一要報導正確，二要公正，三要客觀；這是最基本的三個觀念。報紙本身如果能做到這三點，日積月累，公信力自然就建立起來了。
林聖芬：我認為任何一個報社一定會對公信力做嚴格的自我要求，如果報紙是商品，那麼商譽當然很重要。
談到業界自律，要由政府來做統一的規定，事實上不恰當、不應該、也不可能。所謂幫有幫規，行有行規，每一行總是有共同信守的原則和標準，譬如對社會責任的基本認同、對國家的基本信念，這些都是不能背離的。當然，現在業界自律做得並不很好，但我相信隨著報禁開放、需求增加，這方面也會有等比級數的成長。
消費者需求顯出新趨勢
再談到消費者的監督。消費者意識的覺醒，十年前很淡薄。新聞界在處理新聞時也比較忽略，報社對環保等問題處理的比較少，對政治新聞的處理也比較緊縮。現在則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讀者、消費者的需求，顯現出一個新趨勢來。
當然，這裡面又牽涉到報紙是不是應該被讀者牽著走？這是一個學理上值得爭議的問題，我們姑且不談。但純粹從公信力的角度來看，我想消費者意識既然提升，將來對公信力的提升應當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其次是法律規範。記者本來就應該有法律的觀念，因為時代在變，法律規範促使記者非得提升報導的真實度不可。這是發展的趨勢，一種互動關係下的產物。因為法律規範的形式化，使得新聞從業人員更得正視法律責任，對公信力的建立必然有幫助。
陳國祥：我認為至少可由四個角度來衡量報紙的公信力：一、報導的事實是不是事實？二、事實的選擇是否妥適？三、意見的反應是否均衡？四、言論的立場是否持平？
第一、報導的事實是不是事實，是考驗一個媒體公信力的最低下限，如果報導的事實常常是扭曲、錯誤、捏造、誇大、不經求證的，那麼它報導的新聞就經常不是事實，公信力也就無從建立起。換句話說，報紙在報導新聞事實時，一定要堅守新聞專業原則，必須是事實的真象，並經過求證。
第二、選擇的事實是否妥適？很多報紙和媒體所報導的新聞都是事實，但是並不一定有公信力。因為還有太多應該報導、值得報導、有新聞價值的事實，它故意不報導。第三、媒體對意見的反映是否很均衡？台灣的新聞媒體經常訪問學者、專家或者一般的民眾，然而在意見的反映和表達上，是否偏向一方，而不能均衡反映各種意見，是考驗媒體公信力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
言論應考慮社會公益
第四、一個媒體的公信力，不僅看它的新聞、報導，言論立場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一個媒體的言論是否持平，也是衡量公信力的標準之一。
總括而言，媒體的言論如果經常能站在國家總體利益、社會公益的立場上，我想它的言論不但有權威性，也有助於建立公信力。
黃敬質：談到公信力，我先做一個範圍比較狹窄的界定－－銷路最大的報紙，並不一定是公信力最高的報紙。譬如紐約時報、倫敦泰晤士報銷路並不是最高，但卻有一定的公信力。
某些報紙有中低水準的讀者群，可能會走聳動的路線，即使發行網很廣、銷路很高，但公信力並不是最高。有的報紙是以知識份子為對象，報導的角度要客觀、公正，才能夠取信於讀者。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的公信力可能更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報禁開放以後，比較值得憂慮的是，如果完全以讀者為取向，或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政治利益或私利，報紙的公信力可能會打很大的折扣。
鄭瑞城：聽了四位的高見後，給我一個感覺就是，在公信力的內涵中似乎包括了二個面象：第一個就是報紙所表現出來的產品，第二個就是，光是內容的表現不見得能夠涵蓋公信力的整個意涵，還要有其他動作。譬如說，報紙一旦登錯了，有讀者要求更正的話，報紙願不願意更正。像這些動作，也是跟公信力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開始進入第二個問題：報紙該不該有立場？
陳國祥：我從兩點來看所謂的立場問題。第一，我認為報紙不應該有政治立場，指的是不應該有黨派立場，它應該用新聞專業立場來取代黨派立場。一個媒體如果站在黨派的立場選擇報導事實和發表言論，而每一個媒體又都站在不同的黨派立場，那麼，一定會造成國民意識的分裂以及黨派鬥爭的劇烈化。
很多國家的媒體不從新聞專業立場去處理新聞，而站在黨派立場，結果報紙變成社會黨爭的鼓動者，國民也無法從媒體中瞭解真實完整的事實，這個媒體也就喪失了做為社會公器的地位、價值和角色，反而淪為黨派鬥爭私用的工具。
報紙不僅是一個資訊的服務者與言論的表達者，同時也是社會利益的維護者。要維護、促進社會利益，應該有社會理念，也就是維護那個社會所共同珍惜、熱愛和追求的目標和原則。因此，報紙應該用專業立場去取代黨派立場，也應該要有社會理念。
我國正從低度黨爭慢慢走入高度黨爭，國民意識從相當具有共識走入高度紛爭。在這樣的情勢中，新聞工作者更應該珍惜、貫徹做為一個社會公器的專業立場，不能夠捲入黨派鬥爭，否則我們的社會將來必定會為黨爭所苦、為國民意識紛爭所苦；使得黨派之爭更加劇烈化，國民意識更加分歧。
黃敬質：我覺得報紙應該有立場，假如沒有立場，讀者就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樣型態的報紙。
將來報禁開放之後，誰都可以辦報。有人辦報是為了社會公益，有人可能是為了滿足個人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如果說沒有一點立場，完全為著個人私利，這個報紙就會失去應有的公信力和評價。
我同意報紙應該有專業立場，不應該有太濃厚的黨派立場。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黨派立場，讀者可能也搞不清楚你究竟在報導些什麼東西。
新聞報導不能背離事實
我們舉英國為例，英國有工黨和保守黨。工黨可能報導的是社會福利政策。保守黨的立場又不一樣，它不可能站在工黨的立場去報導問題。
回過來看國內。我不否認中央日報是執政黨的報紙，它的最高原則當然是根據執政黨的政策，蔣總統說過「執政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換句話說，執政黨的立場就是和民眾結合在一起。中央日報報導了黨的政策，讀者才能瞭解執政黨到底在做些什麼。把政府的立場、看法以及一些背景分析提供給讀者，對讀者應該是有幫助的。這並不是代表黨的立場，而是站在公益的立場。
林聖芬：關於這個問題，也許可以用一句話來歸納；報紙的言論可以有立場，但是新聞的報導不能背離事實。
如果從準確的、古典的新聞學派定義來講，記者只能報導新聞，不能有所評論。事實上，中國的報紙多多少少都犯了這個毛病。實務上很難做到，中、外也差不了多少。這部份的確有待改進。
如果純粹從社論來講，我覺得是可以有立場。所謂的立場，第一個要強調的當然是新聞專業的立場，這個立場一定要堅守住。第二個就是基本價值立場，這等於是報紙的基本精神。每個報社可能各有基本的精神和立場，但並不能用這個來抹殺、扭曲事實。
另外，報紙是很現實的落實在環境中，我們是不是要在這麼特殊的時空中特別強調黨派，是大家要自我認識的。所以我覺得，要有立場的話，是對現實環境有所瞭解後的基本立場。
高惠宇：談報紙應不應該有立場，如果在全然真空的狀況下，答案就太明白了－－報紙不應該有立場。但是今天我們都同意，問題要落實在現實的環境中談，拿我國的報紙和歐美先進國家的報紙比較，立足點可能不一樣。
報紙很難沒有立場
舉例而言，英、美的政治團體之間對國體的認同沒有任何歧異，政治的同質性非常強。今天台灣面臨的問題是，當不同的政治團體興起時，似乎在意識型態上就有了歧異。歧異之一是對國體的認同，包括所謂「自決」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甚至有人認為台灣必須要獨立。今天在台灣社會談政治問題，異質性比十幾、二十年前要強得多，意識型態的分歧同樣也強得多。
在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政治主張互相滾動的情況下，一個報紙很難完全沒有立場。像聯合報一向標榜兩個堅決的立場：一是反共，一是反「台獨」。
聯合報的社論，記者寫評論稿，一定依據這兩個大方針做文字的裁決和價值觀念的判斷。此外，全世界不可能有任何一個私營的報紙不受經營者立場的影響。一個民營的報紙，一個私人的企業，多多少少會有私人的色彩。
但是基本上，新聞專業人員都強調專業的標準，就是報導儘量客觀、詳實、公正，而在言論上有立場，卻是避免不了的。就像有人說政府是「必要的罪惡」，在今天台灣政治變動的情形下，報紙具有立場，有時也變成一種必要的結果。
鄭瑞城：剛剛國祥兄提到的問題，使我想起以前看過一篇關於報業倫理的文章，一位報業名人講過，人是很難沒有立場的，但是因為今天你從事的是新聞工作，在處理較具爭議性問題時，一方面你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可能心裡很「熱」，對這個問題具有一些使命感；另一方面特別要提醒自己，現在是在做新聞工作，要如何使得不同意見的人都有機會在媒體上說話。
下面繼續討論第三個問題：
如何監督、制衡報業，使其正常發展？
黃敬質：就國內報紙來講，監督的型態有三種：一、報界的自律；二、法律的約束；三、新聞評議機構的監督。至於這三方面的監督，是否能真正制衡報業，使報業正常發展？我覺得都還不太夠。
先就自律來談，報紙的報導是無遠弗屆的，其無形的權威和力量相當高。但如果報紙完全迷戀於自己的威勢，而沒有一點制衡的力量，那麼誰來評判、約束、審判它？報紙若自己無法自律的話，靠法律的規範或新聞評議機構的評議，我相信都是不夠的。尤其在報禁開放後，報紙的自我約束更加重要。
再就法律規範來談。目前我們一方面要求新聞自由，一方面也要求基本的法律規範。歐美國家對於誹謗的約束及隱私權的維護都非常重視；而國內，誹謗罪只有最近一、兩年來才有較明顯的判例。
過去記者筆下幾乎為所欲為，很少人會去控告報紙，一方面不願意惹這個麻煩，另一方面控告報紙幾乎沒有勝訴的機會。
報禁開放之後，基本的法律規範恐怕需要更加強，至少在報業競爭的起跑點上，應該有個公平的約束，否則報紙各自為了個人的私利或商業利益，可能會走偏鋒。如何在出版法或其他的法律上加以規定，需要有更妥適、更完整、更周延的規畫。
報紙要有勇氣認錯
在新聞評議機構方面，目前是有新聞報業評議會，每個月發行公報，對很多的報紙加以評論，要求報紙應該如何如何。對於這要求，過去有個不成文規定，就是希望報界能夠刊登出來，但我幾乎沒有看到有報紙刊登出來。
換句話說，新聞評議會已變成虛設的機構，功能幾乎沒有發揮。甚至很多讀者根本不曉得有這個機構，即使他知道有這個機構，也很少願意去投訴、去上法庭；即使新聞評議會受理了，並且判決了報紙應該更正，我相信報紙很少會更正或做適當的處理。
我常常感覺到報紙經常批評這不對、批評那不對，但報紙本身承認錯誤的情況恐怕很少。我們談到報紙要如何發揮公信力、建立正確性，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報紙本身要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
如何使新聞評議會能發揮功能，是報禁開放後相當重要的課題。是否要另外找一個更超越的組織來做新聞監督和評議的機構呢？我覺得也很難。對現有的機構充實、尊重，它就能建立權威；如果你不尊重它，不如不要設立。
報禁開放之後，假如報紙本身、法律規範及新聞評議機構不做更進一步的充實，恐怕很難收拾解禁後的混亂局面。
林聖芬：基本上，我認為新聞界彼此的競爭，就是最好的制衡；另外新聞從業人員素質的不斷提升，也是最好的監督。
有競爭才有進步，雖然競爭也許會成為惡性，從中國報業發展的歷史來看，當然是有這麼一段，但那總是會被淘汰、被揚棄的。以今天的國民所得、知識水準……等情況來看，我們可以比較有信心的說，競爭可以帶來進步和制衡。當然凡事不可能有全利而無一弊，就大方向來講，我是比較樂觀的。
天天打考績
我在新聞界工作十幾年，發現現在新聞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已經比以前要高。十年前一般報紙從業人員的素質當然沒有今天整齊，這些人或許會像剛剛所說的，太有使命感了，但至少就他們對新聞的觀念及認識、想不斷求新求進而言，都是促使報紙不能不進步的動力。
新聞從業人員的水準提升之後，內部的自我要求亦然。事實上各報內部都有非常嚴謹的檢查系統，從事前到事後不斷檢討。公務人員是一年考績一次，新聞從業人員則是天天在打考績，不論記者或各級行政主管都天天在考核。
這種考核並不是指責他們為何沒有發一條聳動的新聞、為何沒有揭發某人的隱私，而是考核他們報導何不夠周全、為何漏掉新聞。從量到質，都會做檢討、要求。從這角度來講，報紙內部的檢查系統也是代表一種自我的監督及制衡。
而且報紙不可能遮盡天下耳目，即使新聞媒體「有志一同」，也不可能欺瞞社會。因為今天小眾傳播媒體也很發達，台灣的傳播市場這麼小，各式交通非常便捷，報紙想不報導、想掩遮，也不可能。
陳國祥：做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認為對報紙監督和制衡非常有必要，但是我設想不到，也非常懷疑，有什麼樣的機構或人可以對報紙發揮強而有力的監督和制衡功能。
舉個例子來講，去年九月一日報紙調整價格，隨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為報紙的價格問題辦了一場座談會，當時報業工會對這座談會做成一個決定－－「不採訪、不報導」。
消基會本身所發揮的功能，主要是訴諸媒體的報導和支持，可是當消基會討論報紙價格的時候，報紙是「不採訪、不報導」，消基會如何能發揮其監督和制衡的功能？因此我認為，用外力來監督制衡報業，是一件希望很渺茫的事情。
但無可懷疑，今天台灣的報紙需要監督及制衡。記得我以前服務的單位主管說過一句話，我認為非常有道理。他說：「你們年輕的記者整天就想打擊特權，殊不知你們才是最大的特權。你們的一個報導或評論，往往就把一個人的形象摧毀掉，讓一個企業動搖，但你們卻不受任何的監督和制衡。」
政府官員要受議會的監督和制衡，議員也常常受到媒體的監督和制衡，那誰來監督制衡報紙？這是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的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廣電系統發揮監督力量
尤其在台灣，報紙幾乎被政府官員或法院等等當成不能得罪的對象，唯我獨尊，不受任何的監督及制衡，即使是法院對它也是莫可奈何。
那怎麼辦呢？我個人實在想不出太好的辦法，下面幾點或許值得嘗試：
第一、比較有社會意識的律師們，是否可以成立新聞媒體法律服務中心，任何人的人格權被報紙侵犯，都能到這機構去尋求法律的扶助，包括法律知識的諮詢，和實際進行訴訟程序時做義務的辯護。如此一來，也許可以給很多沒有能力或金錢對於報紙採取法律行動的人，一個扶助的單位。
第二、以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功的先例，是否可籲請新聞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成立類似新聞媒體消費者基金會的團體。此外，廣電系統或許可以對報紙產生監督的力量。例如廣播、電視對新聞法律服務中心多報導，對新聞媒體消費者基金會多支持、多配合……。
但無論如何，我不認為這些力量會太強大，最強大的可能還是報紙的自我監督，這可能是最可靠的監督力量。
高惠宇：我在哈佛大學的時候看到了一本書，其中有一篇文章剛好談到報業自律的問題，名字叫做「向媒體的道德挑戰、質疑」，可是它的結論是「沒有輕鬆的答案，也沒有一定的解決方法」。
這本書裡頭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相互嚴重牴觸的觀念。它說美國的憲法全然保障新聞界可以犯錯，但是新聞專業人員的要求是去找出一些機械式的東西來限制這樣的自由，所以在相互利益嚴重衝突的情況下，要找出一些眾議念同，或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決方法，恐怕很難。我覺得非得要多管齊下，才能夠制衡所謂報業帝國所犯的，譬如濫用權利、扭曲事實的錯誤。
多管齊下
聖芬兄說報紙與報紙間的競爭可以互相制衡，我跟國祥兄的看法一樣，非常悲觀。高度競爭下最後變成惡性的競爭，而不是良性的競爭，報社更加濫用自由，達到賣報或譁眾取寵的目的，中外皆同。
除了這個以外，讀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怕讀者不識貨，水準很差，變成有什麼樣的讀者就有什麼樣報紙的惡性循環。如果消費者識貨、夠水準、眼光高遠的話，我想將來報紙增張以後，報紙比較不可能濫用自由。
第二個就是報業本身。今天報紙記者和編輯的水準愈來愈高，整個社會水準也愈來愈提高，基本上人對道德的辨別能力會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提升，所以我還是覺得很有希望。記者素質提高，讀者能力的提高，互為因果，然後就會建立一個良性的報業體。
鄭瑞城：剛剛聖芬兄和國祥兄都提到一個觀點蠻有趣的，那就是跨媒介的互相監視。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批評電視，一定要在報紙這邊批評；要批評報紙一定要跑到電台或廣播電台去。
這也就是說，報業本身自我批判的態度和精神還是不夠。
綜合四位的高見，如何監督報業似乎可以用一個概念來概括：「多管齊下」。
下面我們討論第四個問題：
報業人事浮動，對實務工作產生什麼挑戰？
高惠宇：基本上我肯定異動是一種正常現象，應該用平常心對待。但是有兩點我很感慨：第一、因為人事異動頻繁，記者覺得我可以自由選擇，所以主管應該有的職業權威遞減。這是一種職業倫理的問題。自由選擇的結果導致對主管不尊重，團隊精神很差，敬業精神很差。記者我行我素，在一個大團體裡面強調個人色彩。
第二、我對新聞記者角色轉變的迅速、驚人，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每個報紙有每個報紙不同的屬性，也有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個事實。現在的新聞記者可以從一個報紙跳到另外一個報紙，在一夜之間適應那個報紙的立場、方針、風格、寫作方式，立刻適應、掌握這個報紙的言論角度。
新聞記者原是一個理想性比較高的職業。知識份子對一些事情的執著是一種很可愛的特質，但是印證在記者跳槽以後可以在一夜之間適應的情況，我突然對記者應該具有的、這些比較崇高的特質產生懷疑。這兩點是我對最近比較劇烈的人事浮動的感想。
陳國祥：所謂人事浮動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人員的大搬風；另外是新聞界突然人事需求高漲，包括基層編採人員的需求和主管的需求。
以自立晚報來講，我們本來只有四十個記者，現在擴充到一百一十個，那必然要到別的地方挖角，不可能公開招考沒有經驗的。結果很多主管或同事互相不認識，組與組之間彼此不認識，在經驗的傳承或合作的關係上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邊打仗邊訓練
至於如何來處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第一個原則是要讓所有新進人員讀報史，讓記者瞭解報紙的精神、歷史，在人事浮動狀態下，幫助他儘快瞭解這個媒體。
第二個是邊打仗邊訓練。有很多人都還沒有訓練好，但是戰爭迫在眉睫，只好在工作中訓練，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邊打仗、邊訓練。這確實是很大的問題，對於媒體的品質，對於社會責任感的履行，今後會有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各新聞媒體面對人事浮動，要採取平常心的態度，不要看得太嚴重；但是對於新進人員以及不成熟的主管，要加強訓練，以免因不成熟、經驗不豐富的人，影響媒體的品質，同時對社會利益造成傷害。
黃敬質：我對這個問題還是相當有信心。我承認在這一段期間，尤其報業開放的前夕，人事的浮動相當厲害。為什麼有信心呢？以中央日報來講，過去是人才外流，這次是人才回流。我們所挖取的人才裡面，包括中國時報的記者，也包括聯合報的記者，過去這兩報的記者幾乎不可能來中央日報，因為講待遇，比不上，但這一次我們增加了將近四十位記者，其中也包括聯合報跟中國時報的記者在內。
很多年輕人，是根據個人的優先順序來選擇舞台。有的人希望這個報紙是有制度的，有的人希望這個報紙是能發揮的。雖然人事浮動，但是我相信這是短暫的現象。等到報禁開放以後，人事就會比較安定。
林聖芬：處理報業的人事浮動，大概中國時報最有經驗。我們經常在浮動，浮動中求安定，所以基本上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產生人才斷層
但就現象來分析，最明顯的影響是會產生人才斷層。嚴格來講，養成一個記者要一段時間，即使請了博士、碩士來，新聞稿都得從頭寫起。就報業個體來講的話，人事浮動當然多多少少是一種損失，會產生斷層。我們要求專業化，除了你學術上的背景以外，經驗和實務也要能夠結合得更實在一點。
因此我們一方面是不斷網羅人才，一方面是不斷的強化在職訓練。或許這麼講：以前對新人的訓練比較馬虎一點，今年我想各報的新人訓練，或者是在職訓練都必須更實在一點。
以前是在教練場立正、稍息，可以隨便打個馬虎眼，單兵攻擊的時候，屁股翹高點也無所謂；現在打仗的時候，屁股翹高一點就打死了。這個情勢使得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感覺。
郵瑞城：從上面四位的談話，可以導出結論，就是這樣的跳槽和變動是必然的，而且也有它正面的意義在，因為有許多人可能不滿意原來的工作單位，過去可能局限於選擇機會不定，那麼現在有一個選擇機會。
但是在這個變動過程當中，可能我們也會考慮到幾點，第一就是由這些新手來擔任我們社會蠻重要的「守門」工作，會不會損害我們大眾媒體的表現。第二點就是在這個變動、跳糟的過程當中，我較擔心的是到底是為了什麼動機而跳，如果他是為了找一個更好的舞台，更能展現志向的舞台，那麼似乎應該值得鼓勵的，但是在最近的跳糟裡面似乎有不少個案是因為經濟的動機，因為金錢的誘因而跳，就比較值得我們擔心了。
(蕭掌玉、王梅、楊孟瑜、曹郁芬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