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碩傑/有了政策更要落實
我希望蔣總統能拿出辦法來，讓國際化、自由化的經濟政策貫徹到底。
現在正是大家在徬徨徘徊的時候，說是要自由化、國際化，但並沒有真正朝這方面走，很多人舉棋不定。一定要讓大家建立共識、有共同的目標，才可能快速前進。
經濟自由化的政策沒有落實。要是問政府官員，為什麼進口不開放一點，他們說通通開放了；但若再問：那麼大的出超怎麼辦？他們也拿不出一點辦法。也許就限制對美國的出口吧！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出口是對我們比較有利的工業，對有利的事還人為的去限制，反而保護對我們比較沒有利的工業，這跟自由化、國際化的觀念完全相反。
現在我們大量出超，是過去的工業政策－－一面發展出口、一面儘量保護－－進口替代造成的。國內只管今天的生產，能生產就停止進口，希望能夠獨立而不依靠外國人。
事實上，海島經濟不可能如此，應該順應資源的限制，挑適合我們生產的去生產，不適合我們生產的就用間接的方法，不在國內直接製造，而是拿我們生產的東西去換回來，這樣可以便宜很多。樣樣都靠津貼直接在國內生產，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假如台灣還是不能具體地朝自由化、國際化的方向走，出超會給我們國家帶來很大的麻煩，惹起國際上的不滿。因為要想維持我們的出超，就使別人有很大的入超，難免因此造成外交上的摩擦，以及國內資源的浪費。維持出超等於對外投資一樣，值得思考的是，究竟是對外投資對國家有益，還是把錢投資在國內有益？
國內現在急需要投資污染的防治、防水計畫的改進、河川的疏導……，急需的為什麼不做？把錢都存到外國去做什麼？其實我們並不算太有錢，卻把錢都存到國外，自己國內的空氣、河川那麼髒，淹水、交通擁擠，為什麼不用這些錢來投資公共設施？
不要怕預算失衡
也許財政當局是怕預算不平衡。其實有些公共投資不能跟平常預算一起算，有收益的投資應當當做投資看。如果怕麻煩不願意做，政府可以一個錢不出，讓民間來做。如果一直擱下來，國內生活環境就永遠不能改善。
政府也可以借錢來做，因為為人民做投資，利益將來可以使全體民眾一起分享。辦教育，民眾將來可以得到益處，辦衛生掩埋場處理垃圾，將來大家可以享受乾淨的環境。
現在政府如果要做公共投資，應該走發行公債的路線，儘量避免增加貨幣供給。目前的貨幣供給已經因為外匯存底而快速增加，應該想法子把它吸收起來，趕快消化掉。消化外匯最重要的就是開放進口，不要嘴裡說開放，可是暗地裡阻擋。
(溫曼英訪問整理)
康寧祥/建立永生不息的制度
面對變局，蔣經國總統這一年多來在兩個層面做了因應。第一是人事，他把一些可信的人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像全力支持俞國華做行政院長。俞國華上任以後發生了很多事，受到很多有形無形的挑戰，但到最後蔣總統還是強烈的支持他。
此外，他選李煥來執掌黨務，要他對整個黨務的推動全權處理。在公開場合裡，他則對副總統李登輝相當的支持跟禮遇，要讓公眾都知道，他很支持李登輝，讓他能順利的繼承。在這個層次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他用了很大的心。
第二個層次，這一年來從解嚴的政治宣示到黨禁、報禁開放的宣示，受到國內外相當的注目。但我們知道，這兩方面的問題如果不落實到整個制度的建立，則他在位的時候可能繼續發展，一旦人不在位，效果可能會消失。
訂定政黨競爭規範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期待在他能夠強力支配跟處理政局的現況當中，完成兩件事：第一，讓政黨政治的制度建立起來。第二，期望能面對政黨的組成、發展、功能和條件等問題；目前在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修正條例中沒有清楚規定，這種做法不但沒辦法建立政黨政治制度的基礎，反而可能讓整個政黨的發展，陷入混亂與小黨林立的局面。
今天執政黨既然有心開放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就應該讓政黨政治有一個建全的基礎。第一，要把政黨的組成、條件、功能，政黨跟政府、國家的關係，清楚的訂出來。第二，訂定政黨的競爭選舉罷免法，這是規範。第三，政黨競爭需要的政治資金。，競選經費，來源要很清楚，去處要非常透明，而且要讓共同競爭的政黨都有同樣公平的政治資金的來源。
這套立法體系健全建立起來以後，就讓政黨政治自然運作，人才在當中自然而然會被培養出來。
第二個重要的是，怎麼樣能夠真正重建國會，能夠在台灣社會裡創立一個真正具有民意基礎的民主政府。
目前的國會已經不合乎時代的需要，希望蔣經國先生運用政治影響力處理這些問題，徹底改造國會。
如果政黨政治的制度、國會徹底改造都能夠落實的話，蔣總統就真正為我們這一代，甚或下一代，建立了一個永生不息、大家都能享福的制度。將來他也會在歷史上佔一個重要地位。
(溫曼英訪問整理)
林懷民/文化扎根永遠不遲
過去三十多年來，由於台灣對文化建設關心不足、成效不彰，而同時並進的是經濟掛帥、消費導向，結果造成功利主義的抬頭，文化和經濟的平衡全盤盡墨。城市裡色情泛濫，一切脫軌的現象都發生了，連住宅區也有色情、賭場，而全國瘋狂迷上「大家樂」、飆車。
台灣的經濟成長是仰賴台北以外地區發展起來的，首先是農業養經濟，導致農村破產、人口外流，問題在於，台北以外的地區原本是台灣經濟和道德規範的根本、社會穩定的基礎。今天大家樂風靡全國，中南部三、四萬人口的鄉鎮也有地下舞廳、賭場、妓院，顯現出舊社會秩序的解體，道德價值觀念的改變。
文化建設要有誠意
農村經濟的破產也許可以挽救，道德的破產即是動亂的根源。中南部以前不僅提供農產品和比較廉價的勞力，同時提供中國人人性厚實的基礎，乃至於人情上的溫暖、社會秩序的穩定，來支持著遠離農村到台北的年輕人。當這些東西破滅的時候，台灣跟香港之間就僅有一步之隔。
過去的文化政策往往徒有口號，沒有真正誠意的思考、學習與籌備；沒有從民間、草根開展，而只是空降了一些硬體。空降硬體、喊出口號之後，也沒能從法令、規章、組織條例來策畫、預算。
我期待蔣總統出面講一句話，交待主管機構，要腳踏實地的致力文化建設。
第一，要經過客觀的調查，重新把文化中心、國家劇院的體制、預算，根據其功能、專業性質和希望達到的目標做重新的調配。因為組織條例不對、預算不足，這些文化硬體根本沒法發揮功效。國家劇院七十四億的房子，第一年至少要有十億的活動經費，結果國家劇院提出六億，又被削到只剩三億。
文化這東西，本來就是要消費的，政府要丟錢進去。政府政策也應該重視台北以外的地區，不應因地域上的歧異，剝奪了其他地方民眾文化休閒活動的可能性。
所有的工作不應該以表面化的展演為主，應透過展演，帶動長時期的、比較有精神生活的休閒活動。如果今天開始從頭做起，也許八年、十年之後，到現在的國中生長大，才能略略平衡當今社會呈現的混亂；今天再不做的話，將來絕對是變本加厲。
此外，我期望在教育上也能有更大的革新。大家有目共睹，台灣是一個排隊上不了車的社會，這是未開發國家人民才有的作為。教育必須擔負起更大的責任，來把人的行為改好。
給人民安穩的感覺
這當中牽涉兩個問題，第一，在政治上要給大家安穩的感覺，如果政治上沒有給人民安穩的感覺，人民就會像「永遠的難民」一樣。遺憾的是，當今社會的許多動作，正像「有錢的難民」般惶惶然。第二，先要能徹底執行反貪污，像色情、逃稅這樣的事情才能徹底消弭。做好這兩件事情之後，談學校教育的改革才有意義。
當國民平均所得將從四千美元逐漸接近五千美元的時候，我們看到小學的校舍仍然不夠好，看到教室座椅才慢慢在改……，大學裡的學術發展也是在相當低預算的情況下進行，如果文化和教育都沒有健全的發展，社會的混亂是必然的。
(溫曼英訪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