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點放在十五年後

其實蘇聰儒是到美國留學後，才開始約略瞭解大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的小孩，一個送到大陸讀書，一個送到俄國讀書。他現在很後悔，兩個小孩都應送到大陸，大陸才是最有潛力的地方，」言談間經常提起美國的蘇聰儒說。

「我的著眼點放在十五年後，」蘇聰儒談他報考北大的動機，「大陸幾萬名台商，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律師，因為他們不信任大陸律師。台商習慣把不能向外講的，像逃漏稅等內情告訴台灣律師，他能信任台灣律師。換成跟大陸律師講，不見得保守業務機密，後果不知道會怎樣。」

他進一步指出，「法律這個東西，跟社會與文化是沒法脫節的。你不瞭解那邊的社會文化，就別想瞭解他們的法律運作。一個律師要給客戶建議，也不知道從何建議起。大陸很多法學思考是有歷史傳統的，你要瞭解最好直接去那邊念書。」

在大陸報考博士班，都要先經過「拜師」這關。拜訪過蘇聰儒指導教授的學生，不下三四十人，只錄取三名，競爭非常激烈。蘇聰儒每年到北大密集上課五次，每次多則停留兩個星期。每年學費折合新台幣約八萬元，但機票、住宿費算在內，三四十萬元跑不掉。

北大給蘇聰儒的第一堂「震撼教育」，就是招生考試艱難的英文試題。托福考六百多分佳績，又在美國受教育的他，居然吃個不及格，按規定必須重修。

蘇聰儒後來才曉得，北大英文課都聘外國老師，教學品質既佳且新。例如見面的問候語，台灣教的還是從前制式的「How are you?」大陸教的則是美國流行通用的「What’s up?」

學期剛開始，指導教授把全部博士生找來，當面精神講話。「今天你們做為北京大學博士生，就代表中國第一流大學，你們的論文和學習水平要跟世界第一流的相比，不是跟自己比。」

蘇聰儒感慨說，「以前在台大，看不到這種世界級的自我期許，教授沒那個氣魄。台灣在國際政治的地位較低，所以好像不會這樣期許台大學生。」

對於北大學生，蘇聰儒形容他們「頭皮以上和頭皮以內截然不同」，外表都好像半個月沒洗頭，不太去梳理的樣子，腦袋裡卻精采絕倫。夏天的晚上，蘇聰儒在北大校園散步，發現很多學生在路燈下看書，因為宿舍太悶熱。直到深夜兩、三點，外面看書的還是不少，求知熱情使蘇聰儒很感動。

「他們過去是落後，但現在正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追趕台灣，」蘇聰儒說。到北大的頭一年，他在書店只買到基本的法律著作，像民法和刑法概論。第二年再去，有些台灣還很陌生的法律領域，大陸已經出不少本專著，「以期貨交易法來說，台灣的專論就比不上大陸。」

逛大陸的書店，蘇聰儒有些汗顏。「早期他們寫書要抄台灣，但現在如果想研究什麼，我可能去大陸買套書回來，因為他們整理得很仔細。比如研究公司法，到書店可以找到各國的翻譯，德國、日本、美國，甚至瑞典、義大利、韓國，他們都翻譯妥當，要做研究很快。」

大陸近年立法的速度與品質，蘇聰儒給與高度肯定。「從前大陸連最基本的民法都沒有，他們整套法律是最近十年架構起來的。不但法律產量驚人，而且修正得還不錯。換成台灣的立法院，恐怕三十年都做不到。」

蘇聰儒的教授是人大委員（相當於立法委員）。他從教授那裡得知，人大的法律委員會多數是大學教授。「人大每次表決法案都一言堂，很快全數通過。從西方角度看，認為專制不民主，但其實之前在法律委員會，都經過充分的討論。那些委員或許不能代表民意，但學術基礎非常扎實，所以立法速度和品質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