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慶祝四十週年的酒會上，副總統連戰主動提及大家可以思考「亞元」問題，媒體咸認連戰是在附和李登輝總統的亞元理論。然而同時間，李登輝的新書《台灣的主張》，卻對應否推動亞元有所質疑，他說：「亞洲是否要推動共同貨幣，有進一步深思與商榷的必要。」一時之間，原來服膺並大力推動李總統財金理念的人，如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和黨營事業投資管理委員會主委劉泰英，對亞元問題開始噤聲。
去年開始，歐元成立，一方面基於不少日本學者積極鼓動成立亞元，一方面為突破台灣的國際困境，李總統對外表示可思考推動亞元。一向力行李總統政策的劉泰英因此開始主張推動亞元成立，彭淮南也對外表示亞元是不錯的構想。不過，在媒體摘錄李總統新書中有關對亞元看法趨於保守後，兩人對亞元的說法亦保留不少。劉泰英說，亞元只是一個目標，至少二十年內不可能實現；而央行則立刻找來李總統的原文，揣摩李總統對亞元的態度為何。
柔軟度Vs.折腰
亞元問題只是多年來財經官員喪失自我意識、服從上意的一個最新例子而已。自全球金融風暴以來，政府採取多項穩定及挽救措施，但因金融風暴已然波及多個政黨關係雄厚的大企業，以及事關選票，多項重大的財金政策多是令出最高領導階層，財經幕僚即使有不同看法，也只能悶著頭去執行、完成上級指示，「聽話、辦事、少意見」幾乎已成為最高指導守則。
這樣的決策形式屢見不鮮，其中最慘烈的一役恐怕就屬年初的證交稅調降風波。去年下半年，股市連連重挫，不少工商界重量級人士不斷向財政部及行政院施壓調降證券交易稅率。在行政院做成不調降的決定後，最後是由總統府主導、立法院配合準備主動修法，對行政部門造成不得不調降的壓力。當時輿論界及學界都對政府屈服利益團體的作法大加撻伐，而參與修法的財經幕僚個個是苦酒滿杯，既不能違拗上意，又得和自己的專業及良心奮戰。當時有些學者規勸較為親近的財經官員：「大不了不幹，何必折腰至此。」幸好，當時先由閣揆蕭萬長放出辭職的風聲，一場證交稅調降風波才暫為平息，結束對財經幕僚的折磨。
其實，也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員都沒有理想，只會奉承上意，不過，堅持理想的後果要先考慮清楚。以兩稅合一來說，這是李總統在第一次直選時所提出的重要政見。媒體立刻以此詢問當時的財政部長林振國。林振國長久在財政界打滾，對兩稅合一帶來的稅收損失知之甚詳，再加上八十年代起政府財政已經相當吃緊，認為兩稅合一實行不易。林振國對兩稅合一的消極性發言經媒體批露，立即引來總統府極度不悅，也種下林振國去職的禍因，即使對林振國相當倚重的連戰力保，仍然改變不了林振國下台的命運。而林振國之前，前財政部長王建e因推動按實價課徵土地增值稅引發地主強烈反彈，也是在層峰的主導下，不得不掛冠求去。
一位財經高層坦承，必須要保持一定的柔軟度，否則一經折損，再多的理想，再多的專業也是枉然。
不過，財經部門如今彌漫奉承、迎合的氣氛，已經讓經濟步上更難以測知的險境。一向對景氣樂觀的股市多頭總司令劉泰英，在中華開發四十週年的研討會中也發出警語，由於亞洲各國多利用政府補貼的財政手段解決金融機構壞帳，使得下一次的金融風暴有可能是從財政赤字所引發。
誰敢挺起腰桿說「不」？
即使連劉泰英者都憂慮財政赤字對整體乃至區域經濟所造成的衝擊，但李總統前不久在執政黨中常會中強調應忍受預算赤字、採取擴張財政政策的說法，讓原來憂心財政問題的官員更不敢「大放厥詞」，只有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發表反對擴張性財政思維的言論。當時也有媒體記者好心提醒李高朝要想到發言的後果，只是這位老先生一時熱血澎湃，舉起手高聲地說：「我要做一個捍衛財政的鬥士。」
李高朝的言論會不會讓他成為「烈士」尚不可知，但政治現實讓官員的「言論」和「行為」脫節，卻是不爭的事實。
李高朝強調自己願意當一個捍衛財政的鬥士，但由經建會所主導的國民年金的財源規劃，卻在政治現實壓力下，違背了財政穩健原則。經建會和財政部在規劃國民年金之初，都曾對外表示相對財源的重要性，經建會規劃附加營業稅二○％（營業稅率由五％提高到六％）為國民年金財源，財政部也表示同意。未料，在行政院決定不加稅辦國民年金後，國民年金的財源轉向發行公益彩券和借錢成立國民年金基金。
國民黨決心在明年底之前開辦國民年金，似乎擺明是為配合總統大選所推出的巨額社會福利支票。然而，國民年金一年政府支出約四百億元，而且社福支出完全沒有自償性，根本不符合政府借債支應的條件，財金官員都認為，依當前政治生態，沒有一個行政院長或財政部敢提出加稅政策，在既不能加稅又非要實施國民年金之下，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錢坑」，對已然惡化的財政為禍甚烈。至於借錢發放國民年金，也與李總統所舉的美國雷根政府時代以赤字推動投資建設大相逕庭，雖然同樣是採赤字預算，但對於未來的經濟發展不能同日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