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春寒料峭的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此宣示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的方向，主席梅耶（Mayor）急切地指出教育改革是下世紀首要任務，揭櫫 ：「大學是社會的良知，應該賦予人們更寬廣的世界觀。」
如果大學是引領社會的良知，那麼大學校長就是引領大學前進的風帆。
《遠見》雜誌三月份進行大學聲望調查時，請大學校長及教務長、學務長和總務長填寫「在國內現任或過去的校長中，請舉出你最推崇的三位大學校長，理由為何？」票數最高的前四名分別為靜宜大學校長李家同、台灣大學故校長傅斯年、成功大學前校長吳京和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
他們的風格雖然不盡相同，然而，這幾位獲得大學校長及三長肯定的校長正反映出台灣高等教育的歷史進程，也顯示大學重視的價值在轉變。
傅斯年是永遠的典範，吳京讓成大動起來
政治戒嚴時代，大學校長的權限受到教育部制約，大學缺乏彈性與自主，官派校長以公務員心態處理校務，「學校不容易出大錯，也不會有特色，」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黃碧端說。
官派校長時期，傅斯年是受到後世推崇的校長典範。早年留學德、英，他的教育理論受到西方啟蒙運動和實證主義的衝擊，崇尚科學、理性。一九二七年回國後曾經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一職，民國三十八年接任台灣光復後第一任台大校長。在任七百多天，將日據時代台北帝大轉型為四年制美式大學的雛形，一方面整修破舊校舍、處理學潮、安定校園、整頓問題叢生的台大醫院；一方面創立學校規章制度、建立人事任用程序、提振校風。在任時間雖短，卻為台大打下基礎，奠定發展格局。
政治解嚴是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促成大學自主、黨政軍勢力退出校園的觸媒。五年前，大學法通過，教育部主控的大學箝制鬆綁，根據現行大學法第六條，「大學校長之產生，應由各校組成遴選委員會」，學校選出人選後，再報教育部遴選或核准。官派校長走入歷史，成功大學前校長吳京是大學法通過後該校的第一位遴選校長。
「我回來把成大的『氣』調順，」成大土木系畢業、從美國遴選回來的校友吳京有一套治校「氣」論，掌握大學鬆綁的時機點，要讓成大把悶氣化為豪氣，晉身世界一流大學。
他是第一位到高中演講的大學校長；第一次扮聖誕老人與員工家屬同樂的大家長。上任隔年，成大三十四個系在大學聯招排行榜進步一百零一個名次，第二年又進步九十五個名次。
沒有做過學術行政工作，吳京用自己的科學精神當校長，就像他常跟研究生說的一句話：「用同樣的方法做實驗，得出來的結果差不多；要得到不同的結果，要用不同的方法做實驗。」曾與他共事的成大教授蘇慧貞觀察，他不花時間在瞭解行政官僚的會計、人事制度，他花時間讓成大動起來。
李家同刺激學術，劉維琪展現活力
近年大學錄取率大幅提高，窄門大開，原有私立大學在新興大學追趕的腳步下，亟思改變之道，擺脫以往學店的負面印象。參與教育部對私立大學訪視的台北師院教授楊龍立表示，私立大學在近幾年的成長幅度比公立大學多。
靜宜大學校長李家同民國八十三年就任，今年兩任屆滿，已獲暨南大學遴選為校長。天主教教會創辦的靜宜大學，李家同是第一位非神父的校長。
「政府刺激經濟，我來靜宜大學刺激學術，」李家同說。他的消極做法是不再增加大學部學生，積極做法是提升教師素質，提高研究風氣，只要教師得到國科會獎助，都可以有程度不等的加薪。刺激產生反應，八十七學年度該校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的通過率為六成，比公立學院和私立大學的平均通過率高。
靜宜大學把火力放在提高教學品質。「我們強調高附加價值的教育理念，」李家同表示，重視程度不好的學生，設法給與加強的教育，他親自教大一英文的補強課程。重視英文、電腦、第二專長和人文素養，設計相對的制度或能力認證，提高學生競爭力。
如何讓國立大學有效率地「動起來」，往上竄升，是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的著力點。
中山大學遴選第一任校長時，政大管理學院院長于卓民就預言，若由管理專長的劉維琪出線，其他學校會很有壓力。的確，這三年來，中山大學在媒體能見度和學校聲望都急速升高。中山大學在今年《遠見》雜誌大學特刊調查的「企圖心最強的大學」名列第四，「進步最多的大學」名列第五。
「中山的校園比以前有活力，」學管理出身的校長劉維琪上任後認為，中山大學的活力展現在各方面。首先響應推薦甄試、申請入學的多元入學方式，以活潑的方式推銷學校，以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提升行政效率，是第一個通過ISO9200認證的大學。去年SCI（科學論文期刊索引）的篇數從兩百篇左右成長到兩百七十五篇，老師的學術能力提升。
面對外界批評中山大學用行銷的手法包裝學校、搞噱頭，劉維琪說：「國立大學用納稅人的錢興學，當然要把資訊公開，接受社會公評。」他說自己雖然懂行銷，卻不是玩行銷手法，只是讓別人知道學校在做什麼，認同之後就願意支持學校。「第一屆校友不過三十幾歲，如何向校友募款？爭取認同才能爭取資源，」劉維琪說。
校長要「文武雙全」
時代改變大學校長的典型。「以前的大學校長強調學術聲望，現在大學校長要文武雙全，」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張玉山從大學競爭的角度指出，校長要提升學校的學術能力，也要懂得經營，替學校找資源，「SCI、SSCI的指標是文的，經營策略是武的。」面對大學競爭、教育經費縮減，以公務員心態當大學校長會被時代遠遠地甩在後頭，大學校長是資源重整的關鍵人物。
成大與中正、中山大學合作遠距教學，讓學生共享教學資源。長庚大學與附近院校圖書館簽訂館際合作，學生可以透過網路借閱更多圖書，校方也可以有效地運用圖書經費。中山大學成立企業家聯誼社，產學合作，為企業提供服務，替學校增加收入。李家同以有效控制靜宜大學的支出，用節省下來的經費改善學校設備而自豪。
在有限的條件下為學校創造更多資源，有人擔心，大學校長是不是會愈來愈公關化，募款能力高過學術能力，從一個學術行政的角色變成企業經營者呢？
辦學績效與資源是成正比的，再高明的公關也無法包裝爛產品。黃碧端指出，大學校長除了學術能力外，最好還能具備整合資源的社會能力，可是，不能顛倒過來，大學校長畢竟不是募款家。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張隆溪以美國大學的發展過程為例，提醒台灣避免落入大學校長只是擅長募款的迷思當中，大學校長是學術社群的領導者，應該對社會、文化、教育有宏觀的視野。
因應世紀末高等教育的變局，大學校長的關鍵角色不在於公關能力，而在於確定學校定位，在多元化的競爭中建立學校的特色。從成大校長、教育部長位置退下來的吳京說，以他在校長和教育部長任內的做法引起社會的討論，就知道台灣的活力很大，「你只要願意做事，把資訊公開，大家就會知道。」
台灣從民國八十一年起，台大、師大、清大等大學就陸續開始舉辦聘選校長，當時大學法尚未通過。兩年後，大學法通過，學校可以掌握大學校長一半的擇聘權。然而，實行至今，大學校長遴選過程也把惡質的選舉文化帶進校園，政黨動員、黑函、拉票、請客都出現過。
曾經參與八個大學校長遴選的台大歷史系教授黃俊傑說：「台灣現在就像狄更斯『雙城記』中的十字路口，眼前好像充滿希望、又像什麼都沒有的關鍵時刻。」在各校近乎普選的過程中，缺乏民主素養的共識，大學校長角色被當成是為教授、職員、學生謀福利的政務官，或是被當成股東大會中的總經理，講求經營效率。
目前，立法院審查大學法增修條文，寄望透過新的校長遴選規則為大學選出優秀人才。
大學已經不是精英的象牙塔，而是平民教育的一部分。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在一次大學理念的研討會上指出，當大學變成平民教育機構的時候，每個大學應該有不同的辦學理念，每一所學校都可以是這個國家最好的大學。也就是說，校長是關鍵時刻的領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