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大學目前充斥著一九六０年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學生。但是到了一九九０年代末期大學學齡人口的數量，預計將比一九八０年代末期少很多；法國與瑞典減少一五%；英國與荷蘭減少三０%以上；而西德則減少四五%(見表)。
由於一九七０年代出生的孩子減少，因此現在一般中、小學顯得規模過大，教師人數過多。明日的高等教育也會面臨同樣的情形，只是影響未來高等教育的還另有兩個因素：
沒有一個國家提供十八歲以後的義務教育，因此超過十八歲仍然繼續接受教育的人的比例沒有一定；但是在大部份國家裡，這個比例一直在增加。
此外，大學不一定只吸收高中畢業生。在傳統上「大學學齡」是指介於高中畢業與初入社會之間的階段，這個觀念已經落伍了。成年人也紛紛踏入大學，汲取新知。
英國未雨綢繆
多數歐洲國家，正忙於對付眼前大學生過多的現象，根本還無暇顧及未來學生人數降低的問題。但是英國人可不然，他們一向視大學教育為國家菁英的搖籃，總是高瞻遠矚，未雨綢繆。
去年初，英國教育部預測，一九九０年代上半期學生人數會遽降，而計畫減少預算。到了去年十一月，即發佈新數據，指出可能還會有與目前同樣多的青少年繼續升上大學。
預測的改變，是加入了原來被遺漏的幾項新因素的結果；可能有更多的白領階級把子女送入大學；未來的學校將敞開大門，使更多的孩子進入更高的學府；還有越來越多的成年人會上大學選修課程。
英國政府現在認為：一九九０年將多出五萬名學生，到本世紀末，十八、九歲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會從一四．二%增加至一八．五%。他們正著手因應這個問題，以避免將來發生高等教育與工業現實脫節、人力供不應求的現象。
西歐大學人滿為患
英國的情況比較特殊，西歐其他國家的大學大部份已經敞開門戶，容納更高比率的青少年。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四年，註冊率增加的情形是；西德由九%到二九%；法國由一八%到二七%；瑞典由一三%到三八%；西班牙由六%到二六%，使得校園人滿為患，財源短缺，畢業生供過於求。
在西德與瑞典，最受歡迎的一些課程，甚至限制選修人數。西班牙的學生則走上街頭，要求增加工作機會與更多的財力補助。
對於對高等教育沒有長遠計畫的歐洲國家而言，學生人數的降低不會和青少年人口下降的比率一樣快。而且歐洲大陸國家擴充高等教育的熱忱並不稍減，法國便是一例。
法國政府正努力設法提升高中畢業生參加會考及格獲得證書(baccalaureat)的比率。獲得這個資格的學生就能進入大學就讀。法國政府已經表示到本世紀末，將把這個比例增加一倍－－即八０%左右。即使人口減少，大學生的人數仍可能由一百三十萬上升至二百萬左右。
大學教育目的何在？
所有正設法拓寬大學之道的政府，共同面臨了一些問題：在時代潮流錯綜複雜、變幻莫測下，究竟這些學府存在的目的為何？答案是：
．面對知識掛師的經濟、新興工業國日益精進的技術競爭，歐洲國家需要智慧較高的勞動力，才能維持高水準的生活。
歐洲人已意識到自己與主要競爭者之間的「學習差距」。在一九八０年，一九%的美國工人和一三%的日本工人擁有大學學位，西德與英國則各只有八%與六%。
．學位已成為今日社會裡找工作和陞遷的基本條件之一，因此許多沒有大學文憑的人也急於進入大學。
在瑞典，年齡超過二十五歲的大學生就佔了一半以上。英國的赫爾(Hull)大學，年齡超過二十一歲的大學新生佔一０%，其中許多是參加特別補習課程的重考生。此外，還有八千名選修課程、不拿學位的學生；與近一千名在職進修的公司員工。
．大學教育必須更能配合人力市場的需要。英國人文和藝術學科的畢業生供過於求，卻缺乏工程和科學人才。政府和學生都抱怨大學不能提供更多有助於求職的課程；電腦程式設計、會計和管理理論等。
．大學制度必須維繫一個悠久的傳統：孕育智慧、開拓胸襟，讓學術菁英相互切磋。
一九八一年，英國政府投資於每名大學生身上的錢，高達每人每年國內生產毛額的七０%左右；瑞典和西德為二五%；法國則於十年內減半為一七%。
顯然，英國大學一旦平民化之後，除非納稅人願意忍痛掏荷包共襄盛舉，否則學生再也享受不到小班制、導師個別諄諄善誘的福份，而必須習於大課堂裡摩肩接踵而教授遙立獨語的滋味。
多元化高等教育
紓解上述壓力的處方，在於邁向更多元化的大學。這個看似單純的處方，在歐洲許多國家中部遇上糾纏不清的政治難題。大學無法一方面多元化，同時兼顧所有學生的品質。
一九六０和七０年代，歐洲政府以為讓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孩子入大學，有助於減輕社會不平等的現象。
但是平民化教育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原因有三：
．正如「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最近的研究指出，雖然已有較多的歐洲窮人家子女進入日漸擴充的大學就讀，但是家境清寒的學生比率增加無幾。
．有些歐洲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依然是社會菁英的天下。法國便是最好的例子。法國的grandes ecoles(譯者按：此指非常專門的高等學府，類似研究所，必須具備高中會考及格資格，再經過很嚴格的入學考才能入學，是培養社會菁英的學校。法國前總統龐畢度和季斯卡都是這類學校出身。)地位很明顯的高於大學。
．這是關鍵所在－－以為更多教育可以幫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根本是個錯誤的觀念。
高等教育只能象徵地位高下；受大學教育的人很多時，顯不出其價值；唯有人數受到限制，才能顯出真正意義。發生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名器泛濫」(qualifications inflation)，和西班牙大學畢業生的高失業率，即是不爭的實證。
歐洲現在的教育制度源遠流長。十八世紀時，將中古世紀以教堂為根基的大學，轉變為培植政府官員的場所。就讀重視學術研究的高中(如法國的lycee和德國的gymnasium)的學生，畢業後，必須通過會考，取得及格證書，才能進入公立大學。一旦獲得學位，便能在政府部門謀得保障終身的職位。
這樣的制度一直延伸，再經一九六０年代的大幅擴張後，演變至今，根本無法因應現代競爭激烈的人力市場需求。
不過，當政府亟思採取對策時，卻遭遇重重阻力。法國政府最近提議讓大學選擇自己的學生，以及在文憑上註明學校名稱，即引發十八年來最大的學生示威運動。
理論上，所有法國大學一律平等，學位由政府統一頒發，學生只要擁有高中會考資格，便能自由選擇學校。不過，學生與學校對於那些學校才是最好的，都心照不宣。
西班牙政府想要改革大學教育，也引起學生示威。法國政府教育改革計畫慘遭滑鐵盧後，現在改換語調，聲稱要「引導」學生選擇最適合他們的課程。
在西德，某些學科只錄取會考平均成績最高者，不顧學生那些項目考得比較出色。這種方式可能會使比較擅長人文學科的學生，為了考得高分以完成學醫的心願，因此在高中時專修人文學科。而冷門學科則往往由於學生人數不受限制，而淪為成績最差學生的收容所。
歐洲的高等教育必須而且也正朝多元化與精選的方向邁進。英國、法國和德國的一些工業技術學院都成為大學以外，頗受歡迎的選擇。這些學校不僅提供高水準的教育，還與工業界建立了密切關係。
法國加強辦理兩年制大學學位。美國的二年制學院與日本的短期大學，成為歐洲各國參考的榜樣。歐洲政府考慮另設短期學院，教授實用課程；學術研究的課程，則留給一般大學，使高等教育能夠各有所長，因材施教。
此外，歐洲政府也開始檢討：大學是否應該繼續居於國營機構的地位？政府是否應該統一頒發國家檢定的學位？
西班牙、法國與瑞典正設法給予地區、各大學及大學各部門更多的自主權。不過各國政府可以容忍的教育獨立權責限度大不相同。
大學應有更多自主權
西班牙政府將權責移交給各地區。法國政府不願放棄掌管大學的權力，不過即希望各大學各有專長－－如相距不遠的波迪爾與利摩日兩地的大學，應避免教授同樣課程，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法國學生擔心如此畫分，會使學校優者愈優，劣者愈劣。事實上，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仍難避免傳統地位高下之分。英國出色的工業技術專校，不亞於第二流的大學，但後者的地位總被認為比前者高。德國最優秀的學生也總是優先選擇聲名最響亮的學校，而不是那些最適合他們的學校。
教育制度的功能一向不純粹為了教育，還包括為社會培養各類人才。更平民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必須提供多樣化的選擇，並導引學生選擇不同的課程與學校，適應各種志向和能力，才能發揮其價值。
最好的教育制度應能涵蓋兩個極端間的多樣性：一端是學術性的課程，學生才智高，研究基礎學問，爭取博士學位；另一端則是職業性課程，學生依性向選讀，朝事業目標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