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講，教育有困難，因為沒有錢。是不是沒有錢呢？財政預算是人定的。據我知道，現在的財政預算裡，教育經費和體育經費的比僅僅是一比六，我不知道這個數據是否正確，我向大會提出質詢，希望能夠正面回答我，每年教育經費是多少？體育經費又是多少？在這裡，我沒有任何意思要否認體育的重要性，可是，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任何一個對我們大家的未來甚為關心的人都會說：教育是基礎，是我們現代化的基礎，不能說它比體育更不重要。
再看一些關於知識份子待遇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先看一下一九五六年在周「總理」主持下制定的高教十二級的級差。一九五六年執行的工資制中，第一級教授月工資是三四五元「人民幣」，第二級是二八七元等等，第六級，即最低一級副教授是一四九．五元，最後一級助教是六二元。當然，經過反右之後又在尾巴上加了一級，剛畢業的大學生不能拿六二元而是拿五六元。一九八五年進行的所謂工資改革(註：只對知識份子，其餘各種工資體制未變)的結果怎樣呢？
結果是最高一級教授的月工資降為二五五元，最低的一級副教授的月工資降為一二二元。我工作三十一年了，現在我拿的就是一二二元。在北大像我這樣的還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同齡、同學歷的人，還沒有提副教授，他們工作了三十一年，他們的工資只有一一三元。
經過這次所謂改革之後，與其他部門比的比例，我這兒也有數據：
教師收入在貧困線下
在文教、科研、衛生系統，這些部門是知識份子聚集的地方，平均月工資收入是九八．五元。北京的建築行業，平均月工資收入是一五二．三元；公用事業是一一九元；商業系統是一一四元。這是實際的收入。也就是說，教育系統、科研系統若與建築部門比，前者的工資平均數額僅為後者的百分之六十幾。再者，今年發表的北京市人均月消費額是八九元。假使一個中年知識份子之家，一個是副研，一個是助研的話(平均來說，一般情況如此)，月收入約為二六０元，一般這個歲數有兩個孩子，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他們的平均收入是在貧困線下。姑且不談中小學教師就比我們更苦了，我想會有中小學的代表來談這個問題。
至於政治待遇，從一九五七年以後，知識份子的政治待遇是逐年下降。就拿校長講，解放初期，像北大這樣的學校的校長是部長或副部長級。現在北大儘管有好幾萬人，校長的工作是責任重大而勞累的，但他的級別只是局級幹部。
還有一種說法，我是在黨員學習材料上看見的，是北京市的某個領導人寫的。他說為什麼現在把知識份子的工資最高額從三四五降到二五五呢？「因為解放初期教授少，所以，當時一個教授的工資和副部長級差不多，現在教授已經很多了，不能再按此實行。」我們姑且不談部長、副部長在工資之外享有特殊的醫療，享有高級轎車，享有寬敞的住房以及種種和工資不成比例的工資外的待遇，就講具體的數字，我看這位寫文章的同志也沒有去調查一下，我調查了：
北大文革前的正教授是一五０名，文革前因為十幾年基本上沒有提新的教授，或提得較少，再考慮到一些死亡數，所以這個數目也就是解放初期正教授的數目；現在，北大的正教授只有二００名，所以，我們的正教授增加指數是從一．五增加到二(或是從一增加到一．三三)。我要問一下，各類副部長從解放初期到現在增加了多少？其增長指數比從一．五增到二．０更高還是更低？而且還姑且不談隨著現代化的深入，就按馬克思講的，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是有生產技術的人、有知識的人，隨著現代化的發展，有高技術、高知識的人的成份一定應當是增加的。
中年骨幹早衰早逝
再者，知識份子聚集的部門基本福利很差或根本等於沒有。大學較之中、小學還好一些。中、小學教員甚至看不起病，他們有了病必須自己先掏錢看了病，再積累好幾個月才能去報銷，往往積起來已經超過他的月工資，甚至幾個月的工資，苦不堪言；他們工作一輩子，甚至到了退休年齡還掙不上一套簡單的住房。
至於勞保條件呢？在北大，我們要做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些尖端技術，要接觸放射性毒品。不少同志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條件下，在有毒的氣氛下工作，我有的同事，曾和我一塊工作過的，已經因病－－這病是與他的工作環境有關的－－過早的去世，剛五十多歲，沒有享受任何職業病的照顧及福利。
青年人不願當教員
在出席這次會前我進行過一些調查，北大這麼多年竟然沒有一個教員被認定為得了職業病。認定職業病的制度也非常荒謬，僅有醫生的檢驗、醫生的認可意見是不行的，必須有當地黨組織的批准，你才成為職業病。另外，在講課教員中，由於我們一上課往往是二、三百人的大課，因此講課教員中的常見病就是咽炎，可是，治療咽炎的常用藥「胖大海」，每一兩一四元，必須自費，不能報銷，這相對於我們的平均收入來講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然而在服務行業中，連口紅、領帶都是公費，更不必與「特殊醫療」相比了。這樣的勞保福利對知識份子難道是公平的嗎？
其結果是使大批的中年骨幹整日處在超負荷的工作狀態下，他們不可避免地早衰早逝。前年我看見一個非正式的統計材料，統計了中年知識份子的死亡率和同年齡段的工人的死亡率之比是二０比一，我也希望質詢一下，這個數字是否正確？
另一結果是青年人不願意當中、小學教員，現在甚至不願意當大學教員，大批能出國的就出國。現在我們只是從留學制度上來卡，這是一種消極的方法，能卡得住嗎？我覺得政策就是力量，只要你政策對頭，在解放初期，那些留學人員竟然拋棄一切回來，為什麼現在做不到呢？
焦灼的中國心
我們去年在美國的時候，有人問我們：「你們現在有些麻煩，你們還回國嗎？」我們說：「我們當然回國，有多大的麻煩也要回國。」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是在這塊土地上過去的，儘管我們經歷了坎坷的生活道路，可是我的心是一顆道道地地的中國心(熱烈鼓掌)。我希望我們「國家」、我們有決策權力的人能夠看見千千萬萬個這麼焦灼的、真正的、誠實的中國心，而不僅僅是一個海外同胞唱了一句中國心，你就覺得感動，這麼千千萬萬個灼熱的、焦急的、誠實的、實實在在的中國心都在你的面前，看見了沒有？感到了沒有？
現在普遍的學生學習質量下降。在北大物理系，由於有CUSPEA(China 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 Application)的刺激，可以出國，學習還比較努力。可是有些學習風氣在變壞，他們覺得如果自己的成績在中等以下，沒有希望出國，或是一些老研究生，家庭沒有後台，也不一定能分配好單位，所以北大有些學生也開始打牌了，也開始熱衷於跳舞了(我並不是一律地反對打牌或跳舞)，他們從我們的生活經歷裡面得出結論，不願意讓自己再走老師那樣的路。
學校不是消費單位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學校是消費單位。我覺得，要麼他是短見或是無知。學校是生產高質量的智力的產品，我們的學生在國外走遍全世界，我們的學生在美國、在英國或在歐洲都是考前幾名的。像中年知識份子，即使年紀大一些，想在國外找個二、三流的學校待下去也是可以的，但是絕大部份中年人憑著一顆良心堅決回到「祖國」來。
我們現在的工資制度實際上是以低工資的方式無償地調撥了我們創造性的勞動，或者等於是強迫我們上了非常高的稅。就拿公開宣佈的每個大學畢業生值兩萬元的牌價來說，每個大學生剛畢業起始工資是七０元，那麼平均來說二十年不吃不喝，連自己都贖不出來。難道這種工資體制是合理的嗎？
現在，不是一個誰吃虧的問題，也不是那一代人吃虧的問題，這是關係到我們「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關係到我們民族興衰的問題。教育可以使人的素質提高，可以使社會面貌改變，而且可以不斷適應現代的先進技術。怎樣對待教育，是一個長遠的戰略問題。
最後，我呼籲：
救救孩子！
搶救中年知識份子！
救救危機中的「中國」教育！
(熱烈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