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來到一九一五，大正四年。對臺灣文學史來說，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若翻閱各種現行常見相關書籍所附錄的年表或大事紀，在這一年的記述中，關於文學的部分，往往都付之闕如。換句話說，這可說是臺灣文學史上幾近「空白」的一年──這個「空白」，並不是指在這一年沒有任何值得紀念的事件或作家出生，例如重要的客籍作家鍾理和，就是出生在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我所謂的「空白」，指的是一種弔詭的狀況。
弔詭。讓我們再回到那些年表或大事紀。雖然記述中關於文學的部分寥寥無幾，但肯定會有另一項文學以外的記述，亦即是年七月的「武裝抗日事件」，「噍吧哖事件」，別稱「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事件」。
噍吧哖為地名， 其由來為平埔族社名Ta p a n i， 而日本殖民統治之時改為發音相近的玉井（Tamai），沿用至今，而因為此事件大小戰役多發生於此，故以之為名；西來庵，為臺南一座王爺廟，是事件策畫者們集會、密謀起事的據點；而余清芳，則是策畫行動的總指揮，另外核心人物還包括江定、羅梭，以及共同策畫者蘇有志、鄭利記等人。據記載，此事件約從一九一五年夏天六、七月開始，至隔年九月落幕，其持續時間、動員參與人數，都可謂日治時期之最；而起事地點死亡人數則高達數千，最終被判刑者亦有接近一千四百多人，可說是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也最為慘烈的一起。事件之後，也刺激了日本轉換殖民統治方針，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然而，所謂文學史上弔詭的「空白」，也是在這裡：另一起大規模武裝抗日的霧社事件，其於事發之後，就經常成為無論臺灣或日本作家的作品題材，直至今日也持續有小說、電影等創作，使之深入文化記憶當中；相對於此，西來庵事件這如此龐然、如此悲壯的歷史事件，卻鮮少成為文學或影視作品的題材，大眾也似普遍對此事件感到陌生。即便到了戰後，一九七七年李喬曾出版長篇小說《結義西來庵》，算是以該事件為題材的重要著作了，但在序中，李喬也提到他在研究史料、實地踏察之後，「已不忍，不敢，也不能以虛構小說處理」，所以小說中的人物，「盡量廣納，結果出現部分人物錯落，旁枝情節瑣尾的現象。這是無可奈何的」──更可惜的是，在其努力後，依然尚無其他小說家以更為完善的文學方式與手法，來處理這個題材。
為什麼噍吧哖事件在文學裡幾近隱身了呢？這是一段臺灣歷史與臺灣文學史上，被遺忘的故事嗎？
這是一個龐大的問題，有許多切入角度，也涉及複雜的詮釋問題，憑本文的篇幅勢必難以回答；不過，「遺忘」或者「空白」，確實是過於武斷的說法。文學對這段歷史的重視雖不成比例，但仍舊留下了些許痕跡，例如：日本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在噍吧哖事件後就曾數度提及，其社論〈八百人的死刑〉以人道主義的角度抨擊日本政府於事件後的判決過於殘酷無情；其戲曲〈商談〉亦藉劇中角色的談話，再度影射此事。
而最重要的也最直接的，莫過於余清芳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公布的起義諭告文了。或許以現代的眼光，對裡頭某些敘述未必能贊同，且有一大段落直接抄錄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從原創的角度來看可能也欠缺深入分析的價值。然而，這篇諭告以激昂的文句，呈現了被殖民者受到迫害、壓榨、走投無路，最終不得不起義反抗的悲慘處境；同時，正是這樣的諭告，才喚起了當時如此大量的民眾共感，進而參與、犧牲。這段複雜的歷史，仍舊是我們今日必須努力記得的功課；努力記得，它就不會是被遺忘的故事。
本文節錄自：《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一書，李時雍, 何敬堯, 林妏霜, 馬翊航, 陳允元, 盛浩偉, 楊傑銘, 詹閔旭, 鄭芳婷, 蔡林縉, 蕭鈞毅, 顏訥著，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