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來，新加坡政府與外國報刊之間，連續發生了幾場風波。
先是去年年底，時代週刊被當局以「干涉內政」的理由，將國內銷售量由一萬八千份減到二千份。這個限銷令剛剛於五月間解除。
接著，亞洲華爾街日報在今年二月間，也被新加坡政府以同一理由，引用同一新聞法令，將銷售量由每日五千份減到四百份。亞洲華爾街日報已就此向新加坡高等法庭提出訴願，要求法庭裁定政府限令非法。這個訴願案正由高等法庭處理中。
近兩三個月來，又因為政府當局拒絕延長「遠東經濟評論」駐星特派員的工作居留簽證，引發雙方一場筆仗，至今未休。不少觀察家認為，遠東經濟評論如果不稍加收斂的話，早晚會面對限銷的命運。
新加坡對付外國報刊的這些作法，自然引起國際新聞傳播界的注目，頓使新加坡成為「新聞自由鬥士」口誅筆伐的對象(見今年五月號遠見雜誌)。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就在這戰火迷漫之際，出人意料之外的，新加坡貿工部長李顯龍於五月底應「世界報章出版人聯合會」之邀，到赫爾辛基發表專題演說，以「當報章報導錯誤時」為題，對與會的三百多位代表說明新加坡政府對外國報刊所採立場。李顯龍是李光耀總理的長子，也是當今新加坡第二代領導層中的重要人物。他的演說當然很受注目。
「國際報章出版人聯合會」總部設在巴黎，主要成員為歐美各國新聞組織，以捍衛新聞自由為第一宗旨。聯合會成立於一九四八年，每年五月舉行大會，今年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是第四十屆年會。 這個組織既是以捍衛新聞自由為宗旨，早在今年二月間亞洲華爾街日報事件發生後不久，立即就通電對新加坡當局的限令表示「震驚」。如今李顯龍竟肯應邀前來發表演說，各國代表的心情當是「驚訝」與「敵視」兼而有之。李顯龍的壯舉，本地英文報稱為跳進「獅子穴」，用中國成語來說，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二十五分鐘的演說
在二十五分鐘的演說中，李顯龍分兩個層次說明新加坡政府對新聞自由的看法，懈釋政府對外國報刊所採的政策。
針對時代週刊和亞洲華爾街日報事件，他強調其中所牽涉的不是新聞自由問題，因為當局並沒有禁止有關報刊的流通；基本問題在於新加坡政府要求有「答覆的權利」(right of reply)。只要外國報刊尊重政府的答辯權，新加坡政府便不會採取限銷的措施。他說，這些報刊不肯刊登雙方不同的看法，讓讀者自己去判斷是非，那麼，究竟是誰在限制新聞自由呢？
李顯龍也由新加坡特有的歷史和社會(種族和歷史)背景，說明必要對外國報刊(以及本國報刊)有所約束。他列舉一九五０年代以來不當新聞報導所引起的種種問題，以及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他提到一九五０年和一九六四年的種族暴動，以及一九七０年代初期「外國勢力」滲透新加坡報刊而進行的顛覆活動。
李顯龍由新加坡的歷史經驗，強調「只有我們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一個民選政府的首要責任在於滿足人民的需求，達致共同的目標，而不在於維護外國報刊的特權。
公開為星政府辯護
李顯龍深入虎穴，當然是有備而來。早在大會開幕時，新加坡政府人員已經將一本題為「發言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Heard)的小冊子，分發給與會的代表和記者團。這本七十頁的冊子，詳細敘述時代週刊和亞洲華爾街日報事件的前因後果，並羅集幾個月來有關的函件與備忘錄等等，讓各界瞭解真相。
為了徹底討論並澄清有關問題，李顯龍不但在演說之後答覆問題，並且在當天會後召開記者會，答覆記者的詢問。
在這「虎穴」中，李顯龍所面對的，不是一批友善的選民，而是一群「虎」視眈眈的新聞界代表。這些人所提的問題，當然也以尖銳敏感者居多。英國報業評議會主席摩根便直言批評：這是多年來我所聽到的最令人寒心(most chiling)的政治語言。他的結論是：新加坡政府完全不懂什麼是新聞自由，因此我也懷疑它懂不懂什麼是民主。
另一位西方記者，質問新加坡政府憑什麼自以為可以替人民思考、詮釋，並且決定怎樣的新聞才是老百姓可以看的。
對於這些問題，這位年輕的(三十四歲)部長一一即席予以答覆。雙方出發點不同，李顯龍的答覆當然不能說服與會的多數新聞鬥士，接受新加坡政府的立場。不過他到底利用了這一機會說明了當局的立場－－這應當是他應邀演說的主要目的。這也正是他在演說中所強調的：「新加坡政府不怕公開辯論，無論我們採取什麼政策，我們都準備公開為之辯護。……我們隨時準備面對批評我們的人，反駁他們的論點。」
似曾相識的一幕
在赫爾辛基的這一幕，對一些資深的新聞從業人員來說，必定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十六年前(一九七一年)，也在赫爾辛基，也有一位來自新加坡的領導人，在一個報業組織大會中發表演說，說明新加坡政府對新聞自由尺度的看法。那個深入虎穴的新加坡人，不是他人，正是李顯龍的父親李光耀總理。
一九七一年新加坡也因為鎮壓國內報刊的種種做法，為國際傳播界大肆攻擊。李光耀即選擇「國際報業協會」在赫爾辛基召開第二十屆大會的機會，發表題為「大眾傳播媒介與新興國家」的演說。他強調由於新加坡所面對的形勢特殊，基於對國家主權和國家發展的考慮，不能不對新聞自由有所約束。
也許這「似曾相識」的感覺觸發了與會記者的靈感。地主國芬蘭的一位記者，便在李顯龍的記者會中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他說：「當一些國家要開始建立王朝或限制民權時，總是由新聞自由著手。你說是不是？」
這位年輕的李部長也毫不含糊的即席作答。他說：「你為什麼要提到王朝的問題？這問題帶有什麼涵意嗎？我們又在什麼地方限制了人民的政治權利？……新加坡是個民主國家，定期舉行大選。執政黨一定要在大選中得到多數國會議席，才能組成政府。總理－－不論他是誰，也不論他是誰的兒子－－也必須得到多數執政黨國會議員的擁護，才能當上總理。」
要得到選民和其他國會議員的擁護，當然還要通過各種的考驗。這次，李顯龍到赫爾辛基舌戰群儒，可算是又通過一次考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