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弔詭的現象……一個發自內心鄙視該政黨傳統及最珍貴信念的人，竟然也可以由內部獲取權力而成為黨主席，這真是獨特而相當奇怪的例子。」別搞錯了，這指的不是李登輝，那個倒楣的黨也不是國民黨。寫下這段句子的《大西洋月刊》記者，說的是英國首相布萊爾與新工黨。但如果他稍微瞭解台灣政治 ，也許就不會覺得英國的例子那麼獨特。
後現代政治正橫掃全球。根據其信仰者的說法，意識形態對壘的時代已然結束；「政黨合流」「中間政治」「 左派向右轉」已成為常態現象；國民黨與民進黨修憲期間的政黨外遇、陳水扁在台北市實踐趙少康的「新秩序」（名言：統統抓起來）也就不足為奇。
後現代政治帶來解放感；政客終於從意識形態的激辯中轉身注意升斗小民的周遭瑣事。後現代政治也帶來窒息感；歷史留下來的道路只剩新右派一種選擇。日裔學者福山在《歷史終結及最後一人》中所說，放任市場與最小干預的國家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與「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果真如此嗎？
透過雷根與佘契爾夫人的宣傳，新右派在一九八○年代確實是如日中天。一九八九年共產國家陣營垮台，彷彿一下子全世界都公開贊成雷根和佘契爾式的神話；但時序進入一九九○年代，許多問題都漸漸暴露出來；英國保守黨更在去年極不光榮地鞠躬下台。新右派終於證明自己不是「歷史的必然道路」，同樣只不過是意識形態的選擇之一罷了。
因此，九○年代末的政治其實更需要尋找新的大方向；英國如此，台灣恐怕也是。當布萊爾喊出「超越左派與右派」的口號時，實情究竟如何？後現代的政治形態足以開創新局嗎？
不承擔風險，不承諾政策
去年四月的一個涼爽早晨，聲勢衰竭的保守黨在梅傑的領導下，舉行第一次選舉誓師大會，地點選在氣派堂皇的皇家阿伯特大會堂。現場旗海四布，候選人聲嘶力竭，力圖拉抬快速下跌的人氣。同一時間 ，當紅的布萊爾也舉辦了一項性質完全不同的公共集會，卻刻意選在一座毫不起眼的維多利亞式建築中，面對面地為遲疑不決的選民開釋心中的疑惑。
兩者間的差異既鮮明又強烈。既然這個姿態有一半是做給媒體看的，媒體自然也不會錯過它。多數英國報紙對布萊爾都有極好的評價，認為他聰明得令人驚喜，知道如何為自己的形象加分。
然而，布萊爾當天的表現有其另外一面，就長遠而言或許更值得細加玩味：他的演說既超然、又極富煽動性 ，同時也完全迴避實質的政策承諾。
譬如，聽眾問他如何解決失業率、大學貸款以及全民健保等問題時，他的回答令人驚訝：我們無法做太多，只能為改革起個頭，我們將會在政府財政限制內盡量努力、盡量公平……。接著又說：希望你們能（從我的演講中）獲得小小的安慰(small comfort)。
布萊爾的低調、「安慰」策略是經過精密計算的。保守黨十八年來執政的惡果在選舉之前就已完全顯現，工黨只需持續攻訐保守黨政府的施政缺失就足夠當選。更重要的是，布萊爾眼見柯林頓政府第一任任期內進退維谷的窘境，明白承諾愈大，所遭致保守勢力的反撲也愈大。為了未來權力穩定著想，降低選民的期待是一條保險的路。
布萊爾就這樣在大選期間小心翼翼地躡足穿過布滿政治地雷的險域，不承擔任何風險。但在政治上，規避風險的做法本身就是一項風險。一方面 ，再小的改革都會激起選民更大的期待；另一方面，任何稍大的改革對倫敦的保守金融勢力而言，都是一種令人惱怒的損失。順了姑意，就逆了嫂意；布萊爾正走在政治的鋼索上。
然而，任何一個在「後佘契爾主義時代」上台的英國政府，都不得不設法平衡金融與工業的關係。因為，這十八年來英國發展的梗概，正是一段保守黨的政治哲學如何與貨幣主義相結合，放縱金融勢力、傷害工業基礎 ，嚴重侵蝕英國工業實力的歷史。
佘契爾主義，人民不滿意
佘契爾夫人在八○年代初推行一連串金融自由化措施，造成了英國經濟結構在生產與消費兩端比例失衡的現象，其後果要整個九○年代來承擔。
譬如，在一九七九年之前英鎊價位過高，已危及出口貿易的前景。保守黨政府上台後，馬上在十月取消外匯管制的舉動，更使得國際買賣英鎊的市場熱翻天，短短的兩年內漲幅超過五○％。同時，外匯管制也是政府對銀行存放款控制的第一道防線。外匯管制取消後，倫敦的金融勢力開始大力遊說取消銀行的存放款限制，完全由利率（市場價格機能）來決定貸款的供需。
外匯管制解除八個月後，銀行存放款數量的目標限制也取消；再過兩個月，一九八○年八月，連銀行的「準備金要求」也取消。此兩項政府對銀行放款的限制，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是使利率偏低、又不致刺激貸款過度成長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保守黨政府希冀以通貨緊縮政策來抑制需求過熱的現象。這套政策認為，透過削減政府開支、控制政府債務，就能管制主要的貨幣供給來源，達到低通貨膨脹、穩定價格的目標。在短期內，如果貸款需求過熱，利率自然高漲，達到抑制的效果 ，長期則可回復低利率、低匯率的市場平衡狀態。
結果完全事與願違。高利率與高匯率嚴重地傷害了英國工業基礎，導致工業投資萎縮﹔外資則大都集中在消費性服務業與房地產，市場短期投機心態嚴重；不斷透過借貸來消費的支出也一再升高。為了控制貸款與英鎊需求的暴增，只好不斷調高利率，導致匯率也居高不下、形成惡性循環。
從一九八○到一九八一年，英國工業產量下跌一四％；利潤下跌三分之一；GDP（國內生產毛額）逐年下降五％。到了一九八三年，失業人口比一九七九年佘契爾夫人上台時多出了兩百萬人。一九八三年也是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首度成為純粹的工業產品進口國的里程碑。一九八九年，公開的貿易赤字（石油除外）接近GDP的五％。
一九九六年，英國《衛報》及國家廣播電台(BBC)的資深經濟記者威爾赫頓(W. Hutton)將佘契爾主義十八年來施行的惡果寫成一本專書《 我們身處的國家》(The State We’re In)，居然一砲而紅。這本書以專業經濟分析之內容而能躍登暢銷書排行榜、眾人爭閱，可見英國民眾積怨已久、期待改革之一斑。
然而，工黨有能力接下改革重任嗎？
又要改革，又要諂媚
布萊爾在未執政之前就已廢除黨綱第四條關於「國有化」的條款，表明日後國家在經濟事務的角色上，並不準備擔負比原有保守黨更大的功能。執政後，財相布朗更宣布，以後基本利率的制定權將歸英格蘭銀行，不再握於財相手中。
這項消息自然是為了討好倫敦的金融勢力，而且，日後所有政策成敗也將由英格蘭銀行負全責；這是新工黨政府的如意算盤。無疑的，布朗希望倘若市場運作良好，新政權長期而言能夠降低利率。然而，這不啻是自廢武功，將新政府手中的一項重要政策武器拱手讓人，傳統保守的英格蘭銀行將握有實權。而英格蘭銀行總是犧牲製造業的活力與社會面的考慮，以遷就所謂的「金融正確」。
工黨基本上也接收了佘契爾政府的私有化政策，不準備改變。甚至在國家的主要基礎公共工程建設上（如高速鐵路、電訊傳播及公共住宅等），工黨更鼓勵相當大程度的私部門資本介入。
布朗同時宣布，新政府將接受前保守黨政府財相克拉克(K. Clark)所擬定的一九九八及一九九九年政府開支計畫。許多評論家指出，此項計畫即使連克拉克本人也做不到。另外 ，新政府為討好中產階級選民，已承諾不加稅，這將大大減低新工黨政府揮灑的空間。
一般而言，新政府使用漸進稅率的能力，將是社會基本面的修復、重建之重要關鍵，如教育、醫療、福利以及社會基礎工程。新政府本身也宣示首要目標是「教育、教育、教育」，但在如此緊縮的限制下，如何做得到？
關於這些爭議，傳統工黨人看得相當清楚。國家為了達成社會公平、充分就業等重責大任，必須擁有做重要決策的權力，其中當然也包括了經濟權力。戰後工黨的英雄比萬(Aneurin Bevan)曾如此評論：「社會主義若失去了改革所必須的權力，將被貶抑至空有改革意願、卻毫無影響力的小角色。」
新工黨除了自我放棄權力行使之外 ，在政治價值的抉擇上也一貫曖昧模糊。威爾赫頓曾大聲疾呼英國金融界與工業界的主從關係應該倒過來；然而，新工黨既要從事社會改革，卻又在《布萊爾革命》一書中說：「沒有長期的價格穩定，就不可能有持續的投資與成長。價格穩定是最首要的 。」以此諂媚根深柢固的金融勢力。在重大的權力結構調整上，工黨未能清楚地表明立場。
後現代政治的無能
這些後現代政治在鎂光燈照不到之處的表現，在政策上高度地反映出來 。新工黨沒有清楚的政策目標，重要權力又在他人手中；歷史顯示（如一九六六年的威爾森政府），它將在政策不斷地搖擺後，往阻力最少的方向前進——跟布萊爾的競選策略如出一轍，不承擔任何風險。而這意謂著，保守黨通貨緊縮的道路將延續。
保守黨下台了，佘契爾主義卻還未壽終正寢。因此，英國著名學術刊物《新左評論》的主編布萊奔(Robin Blackburn)就說，大選結束並未釋放一個改革的世代，反倒是象徵左派政體危機的肇始。而其根本原因乃是後現代政治的無能：避免做政治抉擇、無能在新右派之外提出清楚的政策方向；直截了當地將「事物現狀」當做是「事物的理想狀態」。
事實上，有許多左派學者認為，佘契爾夫人本身提供了政治的典範。她是真正將價值與政治結合在一起的人物，建立了人民的「共識」；左派的用語則是霸權（hegemony）。她讓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任何國家在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風潮下只能選擇：減少市場干預、減稅、竭盡所能吸引外資以及不計任何代價地抑制通貨膨脹。這必須靠堅強的政治意志方得成就。
做為另一種政治視域，新工黨的「 歐洲化」道路將是關鍵。一個整合歐洲的社會、經濟政策，以及民主的架構，才能共同抵擋「全球化」崩解社會的力量；同時，健全的社會政策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如德國的社會市場制度）。
而這一切改革的前提是，新工黨必須勇於跳脫後現代政治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