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過許多危機的年代。在青少年時期，在流亡時期，在中年時期，都出現過不同形式的危機。危機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克服。問題不能解決時，內心自然會陷於困惑之中，強烈的危機感也會隨之而來。
在我的青春期，追過太多情感上與生理上的苦惱。軀體不斷在成長，客觀環境也不停在變化，我的情緒卻無所適從。那時，常常會無端興起自殺或離家出走的念頭。終於會脫離那樣的窘境，只不過是我很幸運找到思想的出路。在海外被放逐的時期，我也承受過前所未有的精神苦悶。獲知自己不能回到台灣，特別是護照簽證被取消時，我的意志發生了巨大的動搖。挫折感與敗北感充塞我的體內之際，我簡直是面臨了人生的最大危機。我最後能夠脫困而出，沒有其他的理由，只因為我踏上了故鄉的土地。至於在中年時期，我個人面臨最大的危機，恐怕是必須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做一明確的抉擇。我之捲入政治漩渦，全然是由於心情的驅使。但我也知道，政治連動是一條不歸路。如何揮別政治，回歸學術，曾經是一項自我挑戰。我擺脫政治的糾纏，內心不能說沒有掙扎。那種徬徨與躊躇，是我這一生從未面臨的困境。
政治，不是有求必應的萬靈丹
必須在政治與學術之間選擇一條道路，關係到我對台灣社會的情感。在海外介入政治運動的時期，我堅信要解決台灣問題，非透過政治途徑不可。那時我的迷信是，只要在政治方面顛覆既存的舊有體制，則長年累積的社會、經濟、文化等等癥結就會迎刃而解。這種想法自然是非常簡單而天真。我回到台灣繼續在政治領域中工作，無非是在證明一切的政治問題只能做政治解決。但是，在台灣住得越久，我越覺悟政治力量並不是有求必應的萬靈丹。從前我總是相信，政治力量才是正本清源的重要基礎；現在我才發現，台灣的許多亂源大多來自政治。它侵蝕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程度，遠遠超出我的想像。這樣的覺悟，是我重新思考抉擇的一個起點。
回到台灣時，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九０年代的高度資本主義階段。如果經濟成長代表的是一種進步的話，那麼我們生活環境的惡化，則明顯是一種墮落。我曾經如此堅定地相信，台灣之所以不能開放進步，主要是由於有戒嚴體制與動員勘亂體制的存在。我更相信，一旦解除戒嚴令，並且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社會的能量就會得到充分的釋放。在禁制時期未能得到發展的思想與情感，也會有提升、飛揚的空間。我是在解嚴之後的第五年，正式回到台灣定居。我見證了整個社會呈現了我從未經驗過的繁華景象，不過，我也同時目睹了這個島嶼進人了一個空前未有的混亂時期。
解嚴了，生活還是沒有安全感
我自然不敢期待台灣社會在解嚴之後就立刻建立了新的秩序。每一個獲得鬆綁的杜會，總會出現一個混亂不堪的階段。但是，台灣的混亂卻有它的特性：這種混亂相當具有組織性、制度性與政治性。在台灣製造組織性、制度性的混亂，全然來自一個巨大的政治權力。這個政治權力，往往以黨的利益壓制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在戒嚴時期，人民可以清楚辨識軍、警、特等等系統的具體存在。但是，在解嚴之後，來自政治的干涉力量卻以更為含蓄而細緻的方式滲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我必須承認，在過去的戒嚴時代，總覺得生活沒有安全感。思想與言論時時都會受到監視與偷窺，彷彿處身於一個全然透明的空間裹。如今，即使沒有受到思想檢查，我的生活也還是沒有得到安全感。這種欠缺安全感的生活，其實是來自惡質的政治環境。當台灣社會開始自我解嚴時，舊有的政治結構並沒有從既存的體制中自我釋放出來。相反的，以國民黨為權力核心的政治結構，較諸以往還更利用戒嚴體制的資源繼續擴充本身的統治基礎。為什麼國民黨會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還更依賴黨營事業？為什麼國民黨會變本加厲更深刻地與股市掛鉤？為什麼國民黨在選舉期間會與黑道幫派密切合作？為什麼國民黨可以容許地方派系介人中央權力的運作？這些問題，都足以顯示國民黨不僅沒有脫離戒嚴時期，反而還更加接受戒嚴文化的庇蔭。
生活在如此的政治環境下，我不可能會有安全感的。金錢利益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只有使台灣社會陷於更大的危機之中。幾乎每一年每一季，都會有災難發生。從一九九六年的賀伯風災之後，彷彿台灣不出現浩劫就會變得非常奇怪。中油的污染與爆炸，台鐵的出軌與車禍，似乎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生活常態。每當有任何災難發生，掌權的官員都無需負起政治責任。災難既已成為台灣官方制度的一部分，那就是制度的問題，而不是個別官員的問題。
人文思考比政治思考更重要
眼見台灣陷於重大的危機之中，我不再認為政治力量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我終於決定離開長期糾纏的政治領域，而寧可回到學術方面從事文化思考的工作。我愈來愈相信，台灣的危機絕對不是來自中共的軍事威脅，也不是台灣能否進人聯合國的問題。我們社會的最大危機，來自腐敗墮落的政治結構。不待中共的武力侵犯，台灣社會內部早已受到政治權力的傷害與扭曲。如果不能在政治結構以外思考改造之道，我對台灣並不感到樂觀。
我穿越過不同的危機年代，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產生強烈的危機意識。在危機的年代，人文的思考應該比政治的思考近來得重要。我決定揮別政治工作而重返學術領域，可能才是克服危機的一個途徑吧。進人了中年時期，我正面臨生命中的最大挑戰。
(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
